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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6部分

中国文学史-第1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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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日,汝当用之。”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
余既为此志后五年,吾妻来归,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坏不修。
其后二年,余久卧病无聊,乃使人复葺南阁子。其制稍异于前,然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在日常生活中捕捉印象深切的感受,娓娓道来,却寄托着感慨和深情,是归有光这一类散文的长处。语言十分简练精洁,材料讲究剪裁,可以看出作者写作时是很用心的。这种散文在当时的文坛上显得很突出。但应该指出,在归有光的文集中,这类散文所占比率是很小的,大量的文章还是散发着迂腐的说教气息。这也反映出明中期文学的复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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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后七子

“唐宋派”形成以后,虽然声势谈不上盛大,但还是有相当的影响。王世懋曾说:“嘉靖时,海内稍驰骛于晋江(王慎中)、毗陵(唐顺之)之文,而诗或为台阁也者,学或为理窟也者。(李)于鳞始以其学力振之,诸君子坚意倡和,迈往横厉,齿利气强,意不能无傲睨。”(《贺天目徐大夫子与转左方伯序》)这段话颇能说明由唐宋派造成的文学倒退现象,以及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的“后七子”重振复古运动的背景和攻击目标。
“后七子”是一个比较严密的文学宗派,其形成情况大致如下:约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由进士出身任职于京师的李攀龙、王世贞相结交讨论文学,决定重揭李梦阳、何景明等人文学复古的“旗鼓”。后二年,徐中行、梁有誉、宗臣中进士,与李、王结成诗社,遂有“五子”之称。后又增谢榛、吴国伦,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后七子”了。以李攀龙为盟主,王世贞为辅弼。但因为谢榛后来与李、王发生冲突,被排除出去,所以他们一般自称为“六子”。当时另有“后五子”、“广五子”、“末五子”等,与这一文学集团声气相连,所谓“翕张贤豪,吹嘘才俊”(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声势十分浩大。在他们的掊击下,“唐宋派”的势力很快就瓦解了,以致茅坤晚年写信给徐中行时,只能要求在推崇李、何的同时给唐、王以一定的承认。
李、王在文学上完全继承了李、何的复古理论,他们认为“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明史·李攀龙传》),就是李梦阳的论点的翻版。甚至,他们认为这还不够,还要更推进一步。如一般复古论者视《史记》、《汉书》为古文的典范,而李攀龙则从比《史》、《汉》更古的《战国策》、《吕氏春秋》等书中汲取“古法”,似乎这样格调就愈高。在王世贞那里,李、何关于“古法”的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更趋精密、系统。他在《艺苑卮言》里说:“首尾开阖,繁简奇正,各极其度,篇法也。抑扬顿挫,长短节奏,各极其致,句法也。点缀关键,金石绮彩,各极其造,字法也。……文之与诗,固异象同则。”另外对各种文体的创作法则也探讨得很深入,如论述“作赋之法”等。
对于“后七子”在明代文学中的地位,应从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他们对于反击“唐宋派”的文学倒退的动向、维护文学的独立地位、强调文学的艺术特征起了极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文学复古运动固有的弊病,在“后七子”那里显得更加突出。虽然他们也提出过很好的意见,如王世贞说过“有真我而后有真诗”(《邹黄鹤鹪鹩集序》),李攀龙要求“拟议成变,日新富有”(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但他们太强调效法古人,对于创作的法则又规定得太具体、细密,必然会对个性、情感的自由表现和艺术的创新,造成严重的束缚。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七子也很快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李攀龙(1514—1570)字于鳞,号沧溟,山东历城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官顺德知府、陕西提学副使、河南按察使等。有《沧溟集》。
李攀龙在文学上标榜高古比李梦阳走得更远,他作文甚至运用《战国策》、《考工记》、《韩非子》等古文中辞汇与句法,结果文章充塞着在历史上久已废绝的语言,包括人称代词和语气助词,都借用上古时代的修辞习惯。文中并非没有现实生活的内容,但这样的文学既难以传达时代的激情,也难以获得时代的呼应,却更暴露出文学复古的缺陷。
李攀龙的诗对语言的推敲很用心,也自有其人生情怀在内,但其风格,总是接近于某一种典范,如下面两首:
白羽如霜出塞寒,胡烽不断接长安。城头一片西山月,多少征人马上看。(《塞上曲四首·送元美》)
侬来星始集,侬去月将夕。不是地上霜,无人见侬迹。(《夜度娘》)
前一首是盛唐绝句的味道,后一首是南朝民歌的情调。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弇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刑部主事。严嵩当权期间,其父王忬因疏失职事,被处决,遂弃官家居。隆庆初,复出仕,历官浙江右参政、山西按察使、南京刑部尚书等。有《弇州山人四部稿》等。
后七子中王世贞才学最富,成就最高。袁宏道说他“才亦高,学亦博”,又说他“不中于鳞之毒,所就当不止此”(《叙姜陆二公同适稿》)。其创作极富,虽有习古之病,但如《四库全书提要》所说,“名村瑰宝,亦未尝不错出其中”。如《击鹿行》一诗:
匕首不肯避君鹿,一击波红写盘玉。乍如错落摧珊瑚,下泛碧海之幔X。伊、尼右手大白左,两者并是神仙禄。已堪桓、陆片时欢,未烦梦、汉诸公逐。此生分绝安期驾,不死反并嵇康戮。王子欲罢仍踟蹰,忽忆少年诸猎徒。骅骝蹶起匹练色,日落不落云模糊。翻然草际出此物,银牌隐项垂流苏。少年拓弓霹雳响,鹿也宛转无前途。霞丝雪缕袒分割,一饱尽付黄公垆。凋零侠气久已甚,忽复遘此万事无。徐君徐君且莫歌,丈夫失据当如何?乔林丰草世无限,苦复扰扰趋田禾。宁为披袭酌涧水,鹿门山色青嵯峨。不然老作长安客,岂异尔鹿婴其罗!呜呼,岂异尔鹿婴其罗!
此诗是作者与李攀龙、宗臣等在徐中行居处杀鹿饮酒时所作,距他中进士入仕途为时还不久。诗分三段,前十句写击鹿豪饮,转悲鹿死之命运。次十句回忆少年猎鹿,同是割鹿聚饮的豪迈情景。末十句写今昔对照,慨叹侠气凋零,并以鹿自喻,虽有志于“乔林丰草”,然不得不“趋田禾”,即被羁束于仕途。世路险恶,既难以高蹈尘外,则最终不免落到此鹿之命运,堕于网罗,等待击杀。青壮年时期的王世贞是颇为自负、狂放的。此诗正写出他当时的精神状态:因仕途黑暗而深感苦闷,虽不愿随世浮沉,却难以解脱,不得不痛苦地面对惨淡的现实。对于表现当时知识阶层内在的精神苦闷,这诗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王世贞等人十分重视艺术形式,把它看作是文学成败的关键因素,此诗也极其讲究修辞。即以开头两句为例:首句以“匕首”为主语揭开全篇,即预示了紧张的气氛,起得突兀,富于刺激感。“不肯避”作为“匕首”的谓语,拟人化的修辞手法显得匕首似乎有主观意志,使这一句十分有力而生动。次句在“一击”之后即是“波红写(泻)盘玉”,形容鹿血倾注于玉盘中,中间不容丝毫喘息,产生惊心动魄之感。而且形象、色彩都非常鲜明。在音律上,首句第二、三、四、五字皆用仄声,与激动强烈的情绪相契;次句“波红”两平声,紧接在入声“击”字之后,有跌宕之感。
再从全篇来看,此诗结构颇严谨。首段写眼前情景,中段插入回忆,末段结语“宁为”以下四句与首段结语“此生”以下二句相呼应,正符合李梦阳所说的“开阖照应,倒插顿挫”(《答周子书》)的古法。与之相配合,首段用仄声u韵,中段仍用u韵,已转成平声。——在表达激烈的情绪之后,回忆少年时出猎获鹿的情景,情绪上需有所缓冲,用平声u韵正合此要求,又无突兀转韵之感。末段用与u相近之o韵,增强感叹的意味。音律形式同样对全诗的内容表达起了重要作用。
王世贞的《艺苑卮言》也是一部受人们重视的文学批评著作。在这本著作中,他建立了一种以形式批评为中心的、具有系统性的理论,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艺学。他的理论既包含着崇古的偏见,但也有很多精辟的看法。譬如他强调“有物有则”,意即文学有其自身的法则,离开了法则就谈不上文学,这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被李、王排除出“后七子”之列的谢榛(1495—1575)字茂秦,号四溟山人,山东临清人。他擅长于诗,并专攻近体,主张向唐李白、杜甫等十四家学习。他要求通过熟读、玩咏而得到前人之“神气”、“声调”、“精华”,对于“古法”不像李、王那么偏执。他的诗对音律、辞采和章法都很讲究,钱谦益评为“工力深厚,句响而字稳”(《列朝诗集小传》)。缺点是过于斟酌个别字句,显得气势不足;而且喜欢借古人诗句熔铸新句,容易陷入某种格套。下面是他的《塞上曲》:
百战多枯骨,秋高白草深。飞雕盘大漠,嘶马振长林。柔远君王德,封侯壮士心。华夷自有限,边徼莫相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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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徐渭

经过前后七子倡言复古,程朱理学对明代文学的影响受到有力的抵制。从嘉靖末到万历初,个性解放的思潮逐渐高涨,文学也即将进入晚明全盛期。当时,李攀龙已去世,王世贞执文坛牛耳,天下趋从,“后七子”文派声势愈盛。但实际上,文学复古运动一开始所具有的一种最重要的意义——
切断与宋代理学的联系——在这时已经变得不很重要了,然而很多人还是把守复古的主张不放,模仿乃至剽窃的现象在一些末流文人身上也愈发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复古运动本身的弊病已经成为文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于是就有人起来对此提出尖锐的批判。前面说到的归有光是这方面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对文学的推进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归氏的思想总体上比较守旧而拘谨,而且有些混杂。能够站在全新的立场上排斥复古思潮的人物,主要是徐渭。他因地位低卑,在当时影响不大,但在死后不久,即被公安派领袖袁宏道尊为明代第一诗人。不仅在诗歌,而且在散文、戏曲方面,徐渭都是晚明文学的先驱。
徐渭(1521—1593),初字文清,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人,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富于天才,个性孤傲倔强。一生经历充满坎坷、险恶和痛苦。他少负才名,却八次应试,连个举人也考不上;早年家难屡作,在婚姻上也数遭挫折。后入胡宗宪幕府参与抗倭军务,又因胡氏在政治上的失败而面临危险。恶劣的社会环境和不幸的个人命运导致他精神崩溃,以至多次自杀,后又在狂病发作时杀死继妻,下狱多年。最终潦倒而死。
徐渭是一个思想深刻而敏感的人。他吸取王阳明心学和禅宗思想而不为之束缚,对许多重要的社会与伦理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颖见解(参见本编《概说》)。在文学方面,他把情感和个性的不受束缚的表现,放在了首要地位。他对李梦阳文学思想十分欣赏,认为李氏敢于将《西厢》与《离骚》并举,非常人能道。但是,他对在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后七子”流派,却肆意攻击,如《叶子肃诗序》说:
不出于己之所自得,而徒窃于人之所尝言,曰某篇是某体,某篇则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则否,此虽极工逼肖,而己不免于鸟之为人言矣。
这显然是针对李、王的。
徐渭的诗文创作,在适己之需的前提下取前人之长,不专主哪一代哪几人,同时又富于个人的创造。他的散文,有些近于宋人,如《豁然堂记》;有些短文,则开晚明小品之先声,如《与马策之》:
发白齿摇矣,犹把一寸毛锥,走数千里道,营营一冷坑上,此与老牯踉跄以耕,拽犁不动,而泪渍肩疮者何异?噫,可悲也!每至菱笋候,必兀坐神驰,而尤摇摇者,策之之所也。厨书幸为好收藏,归而尚键,当与吾子读之也。
这是徐渭晚年在宣府做幕僚时寄给门人的一封短札,文字随意而精警,极生动传神地写出了他在落魄生涯中的悲苦心境,同时也显示出不甘寄人篱下的个性。
徐渭在诗歌方面推崇韩愈、李贺,对杨维桢也有好评,正与李、王异趋。这使他的创作带有险怪、幽绝的情调,而表现出他内心的激动和不宁。如《龛山凯歌》其四是一首出色的七绝:
短剑随枪暮合围,寒风吹血着人飞。朝来道上看归骑,一片红冰冷铁衣。
这是写一场抗倭战事胜利后军队凯旋归来的景象。寒风吹血的夜战,铁衣红冰的归骑,给人的印象异常强烈。许多抒发自我人生情怀的诗作,更是时时表现出“胸中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袁宏道《徐文长传》),亦即顽强地表现了对社会压抑的反抗。如《少年》诗:
少年定是风流辈,龙泉山下鞲鹰睡。今来老矣恋胡狲,五金一岁无人理。无人理,向予道,今夜逢君好欢笑。为君一鼓姚江调,鼓声忽作霹雳叫。掷槌不肯让渔阳,猛气犹能骂曹操。
诗中写一个老年塾师,也曾有过狂放风流的往日,如今晚岁潦倒,遭人白眼。他和同样潦倒的徐渭彼此倾吐胸中块垒,并为之击鼓,表达对世道的不平和生命中的激情。此诗充满同情,节奏奔放有力,带有主观宣泄的意味。
从徐渭这些诗文中可以知道:“古格”、“古调”之类的审美趣味,确实已经不能适应文学发展的需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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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明中期戏剧与《西游记》等小说

明代的戏剧创作,至弘治以后出现明显的转机,明初那种点缀升平、宣扬礼教的作风逐渐被人们嫌弃。中期一些剧作,虽然表彰忠孝的意识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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