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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部分

中国文学史-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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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动不已的宇宙中,荣华富贵不过如过眼烟云,终归幻灭;
而这种穷奢极侈的生活又建筑在多少失志人们的贫困之上,尤见荒悖可恨。骆宾王的《帝京篇》也有同样的笔法:
莫矜一旦擅豪华,自言千载长骄奢。倏忽抟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汲黯薪逾积,孙弘阁未开。谁惜长沙傅,独负洛阳才。
也是由敷陈炫耀转为揶揄嘲讽,以失志不平的愤懑取代了歆羡和赞慕。诚如陈熙晋为骆诗作笺时所云:“本在摅情,非关应制。”(《骆临海集笺注》)初唐诗风之转向,实发端于此。
他们以匡时济世、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和热情,为诗歌注入了高情壮思和倜傥意气。卢照邻在《咏史四首》中,赞颂了“处身孤且直”、“唯唯何足荣”的季布,“诸侯不得友,天子不得臣”的郭泰,“愿得斩马剑,先断佞臣头”的朱云,较之左思《咏史》诗更显得激昂。骆宾王屡以创建英雄勋绩自许,如“勒功思比宪,决策暗欺陈。若不犯霜雪,虚掷玉京春”(《咏怀古意上裴侍郎》);他在从徐敬业起兵后尚作《咏怀》诗,中有“阮籍空长啸,刘琨独未欢”之句,表现出眼高一世的卓荦气概。杨炯的《从军行》在苍凉的戎马氛围中,直抒不甘庸碌为生的胸襟抱负: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种梗概多气的风貌,与建安诗颇有相近之处,但其时代内涵却又不相同。
他们拓宽了诗歌的视野,使之从宫苑台阁走向江山和塞漠,从而便于容纳丰富得多的感情内容。杨炯由梓州司法参军秩满后回洛阳,途中曾写有《巫峡》、《西陵峡》、《广溪峡》诸诗。这些诗展现了雄奇瑰伟的山水画面,同时也披露了诗人的豪迈襟怀,如《西陵峡》最后云:
自古天地辟,流为峡中水。行旅相赠言,风涛无极已。及余践斯地,瑰奇信为美。江山若有灵,千载伸知己。
这种以风涛为美的眼光和胸次,在那些习于吟咏月露芳草的宫廷诗歌中是见不到的。骆宾王曾从军西域,后又北游幽燕,集中颇多描写边塞题材的篇什,如《早秋出塞》、《边城落日》、《夕次蒲类津》、《晚度天山有怀京邑》等。诸如“野昏边气合,烽迥戍烟通。膂力风尘倦,疆场岁月穷”(《边城落日》)这样一些诗句,以及对征人边愁的抒写,都富有生活实感,非一般泛泛的乐府拟古之作所能比肩,可说是首开唐代边塞诗之先声。
在前人偏于游戏性和应酬性的题材中,他们也注入人生热情,表现出自我的个性。例如咏物诗,在以前很长的时间内,主要是文人墨客使才逞博的文字游戏;纵或有所寄寓,大多也只是为了增添诗意,并非热情涌发,故仍不离游戏的性质。到四杰则往往托物寄慨,使之带上了诗人鲜明的个性投影。如卢照邻在《失群雁》一诗中,借“惆怅惊思悲未已,徘徊自怜中罔极”的孤雁自喻,为自己“羸卧空岩”的不幸命运悲鸣恸哭,诗中颇具悲激之气。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更为人所熟知: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隋以来文士颇好咏蝉,大体在写物的同时,加入一些标榜清高的意味,如虞世南的《蝉》便是典型的例子。骆宾王此诗,名为咏蝉,实际深深切合自己的身世遭遇,即使在囚禁之中也仍有一股孤傲之气溢于言外。又如赠别之诗,四杰也力去应酬文字的陈套,而每每和游宦不成的悲凉之情、客子深沉的乡思结合起来。王勃这一类作品最多,其中《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尤为脍炙人口: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歧路分手,他乡送别,本来令人感伤,诗中却以豁达爽朗的感情出之,使人不由得联想起曹植的诗句:“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赠白马王彪》)胡应麟《诗薮》评此诗曰“终篇不著景物,而兴象宛然,气骨苍然”,这里所说的“兴象”和“气骨”,正是四杰对唐诗最重要的贡献所在。
初唐四杰在诗歌创作上的力求振拔,不仅表现为内容的拓展和充实,而且也表现为形式的创新和完善。他们要以新的章法和节奏,来表现新的情绪,在诗歌语言上也作出了向生活靠近的努力。大体而言,卢、骆喜作五、七言长篇,其功尤在七言歌行一体;王、杨则以五言律、绝取胜。
七言歌行本是梁、陈以来七古和骈赋交互影响、渗透的产物,由于它吸取了六朝乐府中的蝉联句式,和近体的对偶与声律,逐渐形成了工丽整炼而又婉转流走的风格特色。卢、骆创造性地发挥了这种诗体之所长,大大加强了它的抒情性,丰富了它的表现力,使之成为“极能发人才思”(《诗薮》语)的新体制。例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在章法上是以体物铺张始,而以抒情议论作结;在句法上是以骈为主,以散行骈;在用韵上多四句一转,且平仄相间,丝毫不爽,形成一种紧锣密鼓式跳荡起伏的明快节奏,凡转韵处又多用蝉联法接字而下;在用语上则不仅运用大量的叠字、叠词,而且往往用俗语虚词加强语调,以传神情。骆宾王的歌行还参以汉代大赋的笔法,因而无论是规模还是容量都呈现出耸人耳目的壮观。他的《帝京篇》和《畴昔篇》长达二百多句,前者类京都大赋之制,后者类赋中纪行、述志的综合。但以赋入诗不只是为了张大气势,其中自有激荡的情思和磊落的风神在。如《畴昔篇》淋漓尽致地抒写了诗人富于戏剧性的坎廪遭遇和豪侠风概,在回顾少年意气、诗苑盛会、吴楚风物的同时,又时时穿插以节序之悲、失路之叹和衔冤之恨。这首诗可说是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梁园吟》一类作品的张本。经卢、骆之手,七言歌行“一变而精华浏亮。抑扬起伏,悉协宫商;开合转换,咸中肯綮”(《诗薮》),成为以后李白、李颀、高适、岑参一路诗人所喜用的形式,其开拓之功是不容轻忽的。
王勃、杨炯今存的诗以五言律、绝为主,仅王勃有一首七律。这和同时代的文章四友略同,而与稍后的沈、宋相异,这证明七律较五律成熟要晚。值得注意的是,王、杨较之卢、骆,诗歌语言更趋明净凝炼,由工密趋于流宕,六朝以来繁缛绮藻的流调已得到进一步的洗削。尤其是王勃的五绝,情景交融、含思蕴藉,用语不啻口出而情韵丰厚,推进了深入浅出的语言风格,如《始平晚息》:“观阙长安近,江山蜀路赊。客行朝复夕,无处是乡家。”《山中》:“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在短小的篇制中做到了神固气完,说明唐诗的语言已经走向成熟。
初唐四杰以他们重刚健、重气质的创作实践,在诗坛上起到了解放诗歌的作用。“长风一振,众萌自偃。……积年绮碎,一朝清廓。……后进之士,翕然景慕,久倦樊笼,咸思自释。”(杨炯《王勃集序》)他们构成了唐诗发展中重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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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陈子昂

新的时代理想不断改变着初唐社会的审美情趣和习尚,成为文学艺术沿革的内在动力;同时,它也有赖于文学艺术的表现和传播,使之更深入人心,进而影响一代乃至几代人的精神风貌。在这两者的交互运动中,抓着某些关键的契合点,新的文学理想就会脱颖而出,推进唐诗高潮的到来。在初唐诗坛上完成了这一文学业绩的,是陈子昂。
陈子昂(659—700)字伯玉,射洪(今属四川)人,活动年代主要在武则天时期,比四杰中的王、杨还略晚一些。陈家世豪富,少任侠,性情豪迈。二十四岁举进士,官至右拾遗,多次上书论政,陈述时弊。曾随武攸宜军出击契丹,相处不合。后解职还乡,被县令段简诬陷入狱,忧愤而死。他渴望乘时代风云而大展宏图,却重蹈了具有诗人气质的慷慨之士在官场中难以逃脱的厄运,陷没于险恶的政治漩涡。有《陈伯玉集》。
从唐初到陈子昂数十年间,人们一直在呼唤文学新潮的到来,却未能把握问题的关键。魏征提出合南北文学之长的目标,但他认为只要“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就能“文质彬彬,尽善尽美”(《隋书·文学传序》),似乎文学变革主要是通过既有风格的调和综合,却把事情看得太过简单。令狐德棻也在《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中提出诗文“以气为主,以文传意”,和调远、旨深、理当、辞巧的主张,一般地说并不错,但是也未免浮泛。四杰打破诗坛的沉寂,揭开了唐诗变革的序幕,对当时宫廷诗风的批判也很有力,然而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理论表述,却仍然是陈旧而空洞。如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以屈原、宋玉为“浇源”(浇薄之源),杨炯在《王勃集序》里也说“曹王杰起,更失于《风》、《骚》”;
他们提出的补救之方,因之只能是“尽力于《丘》《坟》,寻源于《礼》《乐》”这样一些既脱离自身创作情况、更无任何实践意义的空洞说教。与前人相比,陈子昂的观点虽不无偏颇,却能真正顺应着时代的需要,提出清晰而透辟的理论主张。他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说: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说以前五百年间“文章道弊”,这重复了当代人对前代文学的一般看法;以“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总括齐梁间诗,也并不全面。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在追求文学变革之际,人们总是会对前代文学提出尖锐的批判乃至否定,其真正的价值,并不在提供客观而公平的历史评价,而在于针对现实中的问题,通过揭示前代文学的弊病和不足,提出文学发展的新方向。就这一点而论,陈子昂这篇短文在唐诗发展史上起到了颇为重要的作用。他高出前人之处,就在于:第一,他对前代诗风的批判,不是从教化的角度着眼,而是主要从诗歌本身的审美特征考虑。所谓“兴寄”,“兴”指兴发,“寄”指寄托;联系陈子昂的创作情况,可以具体地解释为对重大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强烈关怀,和由此激发起的热烈情感。
“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虽不能作为对南朝诗歌的全面的概括,但确实指出了南朝贵族文学的一种偏向,即过分追求修辞性的华丽,而缺乏内在感发的生命。这比起“亡国之音”之类的简单指斥显为合理,而作者直接针对的对象,又主要是唐初的宫廷诗风。第二,作为纠正的方法,陈子昂也主要不是提倡儒家宗经明道的文学观,而是从诗歌发展的历史中,梳理出“风景”传统盛衰演变的线索,把建安、正始文学视为典则,鲜明地提出“汉魏风骨”这一口号。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在乱离时世发出梗概多气的歌唱,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正始文学,在忧患人生中发出抗志不屈的人格追求,两者情调不尽相同,但都具有英雄的性格。陈子昂标举“汉魏风骨”,就是要恢复和发扬文学中的英雄性格,以矫正诗界软弱柔靡的倾向。但这绝不是单纯的复古,而是为了激发与时代精神相适应的黄钟大吕之声。陈子昂本人的诗歌,就是最好的说明。
贯穿在陈子昂诗歌中的,是对新的人格理想的呼唤和塑造。以他的代表作《感遇》三十八首和《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为例,其基本内容,就是带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充满进取精神的对政治、道德、命运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观照与思考。如果说,在四杰的诗中已经反映出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生理想,那么,到了陈子昂,这种理想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与充实,更具有“崇高”之美。
首先,陈子昂总是以博大的胸襟,注视着时空无限的宇宙,把个人的生存放在这巨大的背景上来观察,表现出对永恒的渴望。《感遇》第十三:
林居病时久,水木澹孤清。闲卧观物化,悠悠念无生。青春始萌达,朱火已满盈。徂落方自此,感叹何时平?
卧病于林间,闲观万物生生化化,追想那一切生命的本元(无生)。春色始萌,夏意已浓,而万物自此凋零,这教人如何不感慨万分呢?
陈子昂嗜老庄、《周易》,其诗中颇多玄学意味。但是这里也有重大区别:魏晋玄学家的诗,在强调个人不仅在社会中存在,而且也面对整个宇宙而存在时,有一种逃避社会的意识。而陈子昂却由此出发,积极地走向社会,要求在短暂的生命中,建立不朽的功业。“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感遇》三十五),“犹悲堕泪碣,尚想卧龙图”(《岘山怀古》),诗人一再如此抒发自己的胸怀。《答洛阳主人》云:
方谒明天子,清宴奉良筹。再取连城璧,三陟平津侯。不然拂衣去,归从海上鸥。宁随当代子,倾侧且沉浮。
这种充满了自信和展望的英雄性格,体现了唐人恢宏的气魄,已俨然是盛唐诗歌的先声了。
经过魏晋以来个性意识的觉醒和成长,陈子昂即使在追求功业时,也不甘把自己视为君权的附属品,而要求获得相当的尊重,以带有某种平等性的君臣知遇为理想。所以他的诗中,反复咏唱燕昭王礼贤下士,使得郭槐、乐毅等英才得以施展智能的故事。《蓟丘览古》中《燕昭王》一首不胜感慨地追怀道:
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霸图怅已矣,驱马复归来。
积极干预社会,干预政治,以强烈的不平反抗权贵,揭露时政锢弊,也是陈子昂诗的显著特点。这比之四杰对荣华富贵的泛泛讥刺,又明显进了一步。如《感遇》其四以“食子殉军功”的乐羊和“孤兽犹不忍”的中山相对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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