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文集-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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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圈鬈发撅出来老远，电烫得枯黄虬结，与其他部分的黑发颜色也不同，像个皮围脖子，死兽的毛皮，也说不上来这东西是死的是活的，一颤一颤，走一步它在后面跳一跳。
阿小把鸡尾酒和饼干送进去。李小姐又来了电话。阿小回说主人不在家。李小姐这次忍不住有嗔怪的意思，质问道：
“我早上打电话来你有没有告诉他？”阿小也生气了——从来还没有谁对于她的职业道德发生疑问，她淡淡地笑道：“我告诉他的呀！不晓得他可是忘记了呢！怎么，他后来没有打得来么？”李小姐顿了一顿，道：“没有呀，”声音非常轻微。阿小心想：谁叫你找上来的，给个佣人刻薄两句！但是她体念到李小姐每次给的一百块钱，就又婉媚地替哥儿达解释，随李小姐相信不相信，总之不使她太下不来台：“今天他本来起晚了，来不及地赶了出去，后来在行李间，恐怕又是忙，又是人多，打电话也不方便……”李小姐“唔，唔，”地答应着，却仿佛在那边哭泣着了。阿小道：“那么，等他回来了我再告诉他一声。”李小姐仿佛离得很远很远地，隐隐地道：“你也不要同他说了……”可是随即又转了口：“过天我有空再打来罢。”她仿佛连这阿妈都舍不得撒手似的，竟和她攀谈起来。
她上次留心到，哥儿达的床套子略有点破了，他一个独身汉，诸事没人照管，她意思要替他制一床新的。阿小这时候也有点嫌这李小姐婆婆妈妈讨厌，又要替主人争面子，便道：“他早说了要做新的，因为这张床是顶房子时候顶来的，也不大合意，一直想重买一只大些的；如果就这只床上做了套子，尺寸又不对了。现在我替他连连，也看不出来了。”她对哥儿达突然有一种母性的卫护，坚决而厉害。
正说着，哥儿达伸头出来探问，阿小忙向李小姐道：“听电梯响不晓得是不是他回来了呢！”一面按住听筒轻声告诉哥儿达。哥儿达皱了皱眉，走出来了，却向里指指，叫阿小进去把酒杯茶点收出来。他接过听筒，且不坐下来，只望墙上一靠，叉着腰，戒备地问道：“哈罗？……是的，这两天忙。
……不要发痴！哪有的事？”那边并没有炸起来，连抽搭抽搭的哭声也一口气吸了进去听不见了。他便消闲下来，重又低声笑道：“不要发痴了……你好么？”正好呢喃耳语着，万一房里那一个在那里注意听。“你那股票我已经托他买了。看你的运气！这一向头痛毛病没有发么？睡得还好？”他向电话里“嘘！嘘！”吹口气，使那边耳朵里一阵奇痒。也许他从前常在她耳根下吹口气作耍的，两人都像是旧梦重温，格格地笑起来。他又道：“那么，几时可以看见你呢？”说到幽会，是言归正传，他马上声音硬化起来，丁是丁，卯是卯的。“星期五怎么样？……这样好不好，先到我这里来再决定。”如果先到他这里来，一定就是决定不出去了，在家吃晚饭。他一只手整理着卷曲的电话线，一壁俯身去看桌上一本备忘簿上阿妈写下来的，记错了的电话号码——她总是把９字写反过来。
是谁打了来的呢？不会是……但这阿妈真是恼人！他粗声回答电话里：“……不，今天我要出去。我现在不过回来换件衣服就要走的。……”然而他又软了下来，电话上谈到后来应当是余音袅袅的。他道：“所以……那么，一直要到星期五！”
微喟着。叮咛着：“当心你自己。拜拜，甜的！”末了一句仿佛轻轻的一吻。
阿小进去收拾阳台上一张藤桌上的杯盏，女人便倚着铁栏杆。对于这年轻的舞女，这一切都是新鲜浪漫的罢？傍晚的城中起了一层白雾，雾里的黄包车紫阴阴地远远来了，特别地慢，慢慢过去一辆；车灯，脚踏车的铃声，都收敛了，异常轻微，仿佛上海也是个紫禁城。
楼下的阳台伸出一角来像轮船头上。楼下的一个少爷坐在外面乘凉，一只脚蹬着栏干，椅子向后斜，一晃一晃，而不跌倒，手里捏一份小报，虽然早已看不见了。天黑了下来；地下吃了一地的柿子菱角。阿小恨不得替他扫扫掉——上上下下都是清森的夜晚，如同深海底。黑暗的阳台便是载着微明的百宝箱的沉船。阿小心里很静也很快乐。
她去烧菜，油锅拍辣辣爆炸，她忙得像个受惊的鸟，扑来扑去。先把一张可以折叠的旧式大菜台搬进房去，铺上台布，汤与肉先送进去，再做甜菜。甜鸡蛋到底不像话，她一心软，给他添上点户口面粉，她自己的，做了鸡蛋饼。
她和百顺吃的是菜汤面疙瘩，一锅淡绿的粘糊，嘟嘟煮着，面上起一点肥胖的颤抖。百顺先吃完了，走到后阳台上，一个人自言自语：“月亮小来！星少来！”
阿小诧异道：“瞎说点什么？”笑起来了，“什么‘月亮小来，星少来’？发痴滴搭！”
她进去收拾碗盏，主人告诉她：“待会儿我们要出去。你等我们走了，替我铺了床再走。”阿小答应着，不禁罕异起来——这女人倒还有两手，他仿佛打算在她身上多花几个钱似的！
她想等临走的时候再把百顺交给对过的阿妈，太早了怕他们嫌烦。烧开了两壶水，为百顺擦脸洗脚，她自己也洗脚，洗脖颈。电话铃响，她去接：“哈罗？”那边半天没有声音。她猜是个中国人打错了的，越发仿着个西洋悍妇的口吻，火高三丈锐叫一声“哈罗？”那边怯怯地说：“喂？阿妈还在吗？”
原来是她男人，已经等了她半天了。“十点钟了，”他说。
阿小听听主人房里还是鸦雀无声。百顺坐在饼干筒上盹着了。下起雨来了，竹帘子上淅沥淅沥，仿佛是竹竿梦见了它们自己从前的叶子。她想：“这样子倒好，有了个借口。”她喊醒了百顺，领他走到隔壁去，向对过阿妈解释：“下雨，不带他回去了，小人怕他滑跌跤，又喜欢伤风，跟着阿姨睡一晚罢！”回到这边来，主人还是没有动静，她火冒起来，敲门没人理，把门轻轻推开一线，屋里漆黑的，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双双出去了。阿小忍着气，替他铺了床。她自己收拾回家，拿了钥匙网袋雨伞，短大衣舍不得淋湿，反折着挽在手里，开后门下楼去。
雨越下越大。天忽然回过脸来，漆黑的大脸，尘世上的一切都惊惶遁逃，黑暗里拼铃碰隆，雷电急走。痛楚的青，白，紫，一亮一亮，照进小厨房，玻璃窗被逼得往里凹进去。
阿小横了心走过两条马路，还是不得不退回来，一步拖一步走上楼来，摸到门上的锁，开了门，用网袋包着手开了电灯，头上身上黑水淋漓。她把鞋袜都脱了，白缎鞋上绣的红花落了色，红了一鞋帮。她挤掉了水，把那双鞋挂在窗户钮上晾着。光着脚踏在砖地上，她觉得她是把手按在心上，而她的心冰冷的像石板。厨房内外没有一个人，哭出声来也不要紧。她为她自己突如其来的癫狂的自由所惊吓，心里模糊地觉得不行，不行！不能一个人在这里，快把百顺领回来罢。
她走到隔壁去，幸喜后门口还没上闩，厨房里还点着灯。她一直走进去，拍拍玻璃窗，哑着喉咙叫：“阿姐！开开门！”对过阿妈道：“咦？你还没回去么？”阿小带笑道：“不好走呀！
雨太大，现在这断命路又没有灯！马路上全是些坑，坑里全是水——真要命！想想还是在这里过夜罢。我那瘪三困了没有？还是让他跟我睡去罢。”
对过阿妈道：“你有被头在这里么？”阿小道：“有的有的。”
她把棉被铺在大菜台上，下面垫了报纸，熄了灯，与百顺将就睡下。厨房里紧小的团圆暖热里生出两只苍蝇来，在头上嗡嗡飞鸣。雨还是哗哗大下。忽地一个闪电，碧亮的电光里又出了一个蜘蛛，爬在白洋瓷盆上。
楼上的新夫妇吵起嘴来了，訇訇响，也不知是蹬脚，还是人被推操着跌到橱柜或是玻璃窗上。女人带着哭声哩哩罗罗讲话，仿佛是扬州话的“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死我啊！”阿小在枕上倾听，心里想：“一百五十万顶了房子来打架！才结婚了三天，没有打架的道理呀！……除非是女人不规矩……”她朦胧中联想到秀琴的婆家已经给新房里特别装上地板，秀琴势不能不嫁了。
楼上闹闹停停，又闹起来。这一次的轰轰之声，一定是女人在那里开玻璃门，像是要跳楼，被男人拖住了。女人也不数落了，只是放声嚎哭。哭声渐低，户外的风雨却潮水似地高起来，呜呜叫嚣，然后又是死寂中的一阵哭闹，再接着一阵风声雨声，各不相犯，像舞台上太显明地加上去的音响效果。
阿小拖过绒线衫来替百顺盖盖好，想起从前同百顺同男人一起去看电影，电影里一个女人，不知怎么把窗户一推，就跨了出去；是大风雨的街头，她歪歪斜斜在雨里奔波，无论她跑到哪里，头上总有一盆水对准了她浇下来。阿小苦恼地翻了个身，在枕头那边，雨还是哗哗下，一盆水对准了她浇下来。她在雨中睡着了。
将近午夜的时候，哥儿达带了女人回来，到厨房里来取冰水。电灯一开，正照在大菜台上，百顺睡梦里唔唔呻吟，阿小醒了，只做没醒。她只穿了件汗衫背心，条纹布短裤，侧身向里，瘦小得像青蛙的手与腿压在百顺身上，头上的两只苍蝇，叮叮地朝电灯泡上撞。哥儿达朝她看了一眼。这阿妈白天非常俏丽有风韵的，卸了装却不行。他心中很觉安慰，因为他本来绝对没有沾惹她的意思；同个底下人兜搭，使她不守本分，是最不智的事。何况现在特殊情形，好的佣人真难得，而女人要多少有多少。
哥儿达捧了一玻璃盆的冰进去。女人在房里呵呵笑着，她喝下的许多酒在人里面晃荡晃荡，她透明透亮地成了个酒瓶，香水瓶，躺在一个盒子的淡绿碎鬈纸条里的贵重的礼物。门一关，笑声听不见了，强烈的酒气与香水香却久久不散。厨下的灯灭了，苍蝇又没头没脑扑上脸来。
雨仿佛已经停了好一会。街上有人慢悠悠叫卖食物，四个字一句，不知道卖点什么，只听得出极长极长的忧伤。一群酒醉的男女唱着外国歌，一路滑跌，嘻嘻哈哈走过去了；沉沉的夜的重压下，他们的歌是一种顶撞，轻薄，薄弱的，一下子就没有了。小贩的歌，却唱彻了一条街，一世界的烦忧都挑在他担子上。
第二天，阿小向开电梯的打听楼上新娘子为什么半夜三更寻死觅活大闹。开电梯的诧异道：“哦？有这事么？今天他们请客，请女家的人，还找了我去帮忙哩。”还是照样地请了客。
阿小到阳台上晾衣服，看见楼下少爷昨晚乘凉的一把椅子还放在外面。天气骤冷，灰色的天，街道两旁，阴翠的树，静静的一棵一棵，电线杆一样，没有一点胡思乱想。每一株树下团团围着一小摊绿色的落叶，乍一看如同倒影。
乘凉仿佛是隔年的事了。那把棕漆椅子，没放平，吱格吱格在风中摇，就像有个标准中国人坐在上头。地下一地的菱角花生壳，柿子核与皮。一张小报，风卷到阴沟边，在水门汀栏杆上吸得牢牢地。阿小向楼下只一瞥，漠然想道：天下就有这么些人会作脏！好在不是在她的范围内。
（一九四四年九月）
年青的时候
年青的时候
潘汝良读书，有个坏脾气，手里握着铅笔，不肯闲着，老是在书头上画小人，他对于图画没有研究过，也不甚感兴趣，可是铅笔一着纸，一弯一弯的，不由自主就勾出一个人脸的侧影，永远是那一个脸，而且永远是向左。从小画惯了，熟极而流。闭着眼能画，左手也能画，唯一的区别便是：右手画得圆溜些，左手画得比较生涩，凸凹的角度较大，显得瘦，是同一个人生了场大病之后的侧影。
没有头发，没有眉毛眼睛，从额角到下巴，极简单的一条线，但是看得出不是中国人——鼻子太出来了一点，汝良是个爱国的好孩子，可是他对于中国人没有多少好感。他所认识的外国人是电影明星与香烟广告肥皂广告俊俏大方的模特儿，他所认识的中国人是他的父母兄弟姊妹。他父亲不是个坏人，而且整天在外面做生意，很少见到，其实也还不至于讨厌。可是他父亲晚餐后每每独自坐在客堂间喝酒，吃油炸花生，把脸喝得红红的，油光贼亮，就像任何小店的老板。
他父亲开着爿酱园，也是个店老板，然而……既做了他的父亲，就应当是个例外。
汝良并不反对喝酒。一个人，受了极大的打击，不拘是爱情上的还是事业上的，踉踉跄跄扶墙摸壁走进酒吧间，爬上高凳子，沙嗄地叫一声：“威士忌，不搁苏打！”然后用手托住头发起怔来，头发颓然垂下一绺子，扫在眼睛里，然而眼睛一瞬也不瞬，直瞪瞪，空洞洞——那是理所当然的，可同情的。虽然喝得太多也不好，究竟不失为一种高尚的下流。
像他父亲，却是猥琐地从锡壶里倒点暖酒在打掉了柄的茶杯中，一面喝，一面与坐在旁边算帐的母亲聊天，他说他的，她说她的，各不相犯。看见孩子们露出馋相了，有时还分两颗花生给他们吃。
至于母亲，母亲自然是一个没受过教育，在旧礼教压迫下牺牲了一生幸福的可怜人，充满了爱子之心，可是不能够了解他，只懂得为他弄点吃的，逼着他吃下去，然后泫然送他出门，风吹着她的飘萧的白头发。可恶的就是：汝良的母亲头发还没白，偶然有一根两根白的，她也喜欢拔去。有了不遂心的事，并不见她哭，只见她寻孩子的不是，把他们怄哭了。闲下来她听绍兴戏，叉麻将。
汝良上面的两个姊姊也和他一般地在大学里读书，涂脂抹粉，长的不怎么美而不肯安分。汝良不要他姊姊那样的女人。
他最看不上眼的还是底下那一大群弟妹，脏，惫赖，不懂事，非常孩子气的孩子。都是因为他们的存在，父母和姊姊每每忘了汝良已经大了，一来便把他们混作一谈，这是第一件使他痛心疾首的事。
他在家里向来不开口说话。他是一个孤伶伶的旁观者。他冷眼看着他们，过度的鄙夷与淡漠使他的眼睛变为淡蓝色的了，石子的青色，晨霜上的人影的青色。
然而谁都不觉得。从来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