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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7部分

新纪元1912-第3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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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绕不开的人(求月票!)
    第5章绕不开的人(求月票!)
    “在李子诚身边的人是一个“帮派
    如同俄亥俄共和党的组织以及相同情况形成的帮派。这些人个性强,锋芒毕露,但又颇能忍辱负重。这些人是李子诚诸多面貌的不同反映。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一批吃苦耐劳的人……与表面上看起来极为西方化的、实际上骨子里却是传统中国的李子诚相比,财政部总长陈澜生是一位血缘上具有中国人的气质而又“亲美的”、“效率高的”、而首先是有“西方头脑”的人。”
    1919年7月3日《纽约时报》《李子诚身边的人》
    在四九城中,众所周知,与总统府所属五部总长均为大总统信得过的人不同,国务院却是“能人内阁”,不偏一党、不偏亲信,唯一才能居之,而作为其中代表的却就是财政部总长的职务,在国务院所属五部之中,财政部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部门,财政是万政之本,万政之源,可以说,财政部是国务院平稳府院双方力量的核心,按常理,国务院应该委任一位“亲信心腹”作财政部总长,可让人始料未及的却是——陈澜生这个非国社党人,甚至都谈不上铁杆连云系的前国民党人出任这一职务。
    不过对于在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宣誓就任财政部总长的陈澜生来说,从他刚一出任财政部总长的那天起,就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民国元年二月,当时的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被交通银行股东会推为总经理。不久交通银行获得发行货币和代理国库的特权,与中国银行一起成为国家银行。交通银行开始恢复元气,并且在东南亚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承担民国临时政府对外的汇兑业务,交通银行顿时成为中华民国最值得信赖的银行。
    在权高位重的梁士诒原帮助下,交通银行的各项业务发展均超过传统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而更为重要的是,梁士诒为交行谋求了中央银行的特权——货币发行权、国库代理权,而中行虽然在大清银行的基础上被改组为中国银行,并为中央银行,但官股占绝大比重,正副总裁由财政部任派,高层随政局变化而频繁更换,再加上梁士诒的打击,直接导致其业务发展逊于交行。
    而更为致命的的是,在民国4年6月,就在李子诚宣誓就职的当天,袁世凯签署大总统申令,把交通银行正式定位为具有中央银行性质的国家银行,中国、交通两行正式相提并称,二元中央银行的格局随之形成。对此,国内外的观察家们都看出,这是总统府给国务院的第一枝暗箭,作为中央银行的中行在人事、财权上受财政部控制,成为财政的附庸,同样无独立性可言。这也就意味着中央银行将为财政部所制,为国务院所有,对于拱手交出财政大权的总统府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被接受的,为了钳制国务院,同样也为了具备一定的财政基础,以交通银行为中行,形成两元央行却成为总统府掌握部分财权的解决之道。
    而陈澜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任财政部总长,作为中国银行的前身,大清银行的创始人之一,从上任伊始,陈澜生即开始着手对中国银行进行改组,此时的中国银行是个官商合办的银行,经常充当政府的账房,因此中行深受政局影响的困境,而陈澜生对中国银行的改组的第一步,就是增资改组,以令中行摆脱深受政局影响的困境,谋求自主经营,同时这也是连云系掌握中央银行的必经之路。
    可掌握中国财政却远没有连云系最初设想的那么简单,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地方上往往选择交通银行代理税款汇办业务,而拥有国库属理权的交通银行则直接属理税款,在过去的两个月,财政部需要用钱,竟然需经梁士诒许可后方可获得相应款项。
    无能总长!
    对于陈澜生来说,他绝不甘于被外界扣上这么一个帽子,除去一方面配合中国银行新任总裁——淮海实业储蓄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张嘉璈,在全国各省同交通银行竞争业务之外,他却把视线投向了另一个地方。
    “总理,若是想解决国务院的财政危局,就只能在海关总税务司上动刀,不在海关总税务司上动刀,那您就必须要做好一年内无法掌握财政部的打算!”
    面对着总理,说话时带着一语浓浓的广东口音的陈澜生这会神色显得有些尴尬,总理任命他为财政部总长,是对他的信任,而他也曾在心下暗暗发誓绝不会让总理失望,可最终,梁士诒却轻而易举的让他见识到了什么是“梁大财神的手段”,若非如此,他也不会出此下着。
    “海关总税务司!”
    心下沉吟着,李子诚看一眼陈澜生,在内心深处,对于财政部在过去两个月的工作,多少有一些不满,当初自己之所以选择由陈澜生出任财政部总长一职,除去因为他是一个理财专家外,还有就是其易于控制,同时还能在国内起到了千金买骨的作用,可以说,正是因为陈澜生这个“连云系”之外的外人出任财政部总长,才使得现在的国务院能够聚集国内各方英才,在陈澜生的身上,人们看到的是——公平!
    可对于他的工作……心下摇着头,李子诚难免会有些失望,中行需要增资,自己立即同意淮海商业储蓄银行参股一千万,可直到现在,还是没能解决两元央行的问题,甚至就连同辅币发行,都需要自己出面去同梁士诒协商,而这会……他却是想啃海关总税务司这块硬骨头,不急,先听他说。
    “说说你的想法!”
    端起茶杯,李子诚便伸手示意陈澜生继续解释下去。
    “发乱时期,发匪占领南京后,清政府无园控制上海海关,次年英、法美三国领事联合苏松太道,决定由三国各派一税务司一个“协助”清政府征集关税,很快这个委员会的职权扩充到了海关、航运甚至邮政管理方面的,后来李泰国被两江总督任命为总税务司,成为了中国海关的最高领导,几年后,这个职位还得到了满清中央政府的确认,可以说,由此开始,中国海关便彻底为外人所掌!”
    陈澜生一边在心下整理着思路,一边缓声道出海关总税务司的历史。
    “从首任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开始,经赫德、裴式楷、安格联,至今一共四任总税务司,而四任总税务司中,唯有赫德可以算得上是一位称职的总税务司!”
    听到赫德的名字,李子诚的脑海中却浮现出历史教科书中的那位“英国侵华代表”的形象,毫无疑问,在李子诚的心目中,赫德的形象是负面的,按照后世的说法说是“赫德,1859年出任中国广州海关副税务司,1863年继英国人李泰国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他改组海关,确立了外国人管理中国海关的制度,他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6年,是英国侵华的主要代表人之一”等等。
    “在赫德出任海关总税务司之后,其把海关作为自己施展全部才能的舞台,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近代中国海关体制的建立,几乎完全出自赫德之手。仅就海关人事制度改革而言,他就采取了如下措施:在人才的选拔上,他一改任人惟亲的中国式传统,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对于海关职员,他进行了专业分工,以做到各司其职。同时实行考核制度,奖惩有据。为防止**和提高职员工作积极性,他采取了高薪养廉,实行养老储金的制度。是为中国首创。赫德的若干革新措施,具有很久远的超前性和现代性。比如,他规定公务员不得经商,实行轮换和回避制度,给予职员申诉权等等。但赫德从不甘心其角色仅限于海关事务。他很关心中国的外交事务,并且促成了当时中国第一批外交使节的派遣。”
    在提及赫德时,陈澜生的神情中多少总带着一些钦佩之意,而他的话却让李子诚微微惊讶,惊讶于国人对这个“控制”了中国海关近半个世纪的英国人的态度之奇怪,这完全是善意的态度,根本就不见一丝偏见。
    “而更为难得的是,赫德由自己的前任李泰国那里,认准了自己的身份——客卿,当然现在我们可以称其为“顾问”,既然是客卿,其基本的立足点是职位对他的限定。而在那几十年间忠于职守的赫德在与洋务领袖们的交往中,同样领教了中国改革派的立场,即委之以重任但不能损害中国的利益。而其制定的海关基本原则中,就包括有不必用花言巧语,以中国的利益为重是必须遵守的正确原则。同时,赫德又以客卿的身份,尽量在其可能的范围内对内主张改革,对外多次表达对中国立场的支持。”
    赫德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绕不开的人物,而此时陈澜生的话却完全颠覆了李子诚对赫德这个“殖民主义者、侵华代表”的印象。
    “那时中国需要改革,赫德先后向清政府提出10个改革方案,并在自己的衙门权限内进行了近代化的改革。中国需要抗敌,赫德也曾鼓舞中国抗敌。中法战争期间,他对于法国的侵略表示强烈愤慨。他写信给金登干,批评法国人的行为是“一连串恶毒的、不必要的、不公正的、毒辣的屠杀”!他希望“老天将给他们报应”,并义正严词地说,“如果我是一个中国佬,我也是要打的”。因此,中法战争期间,赫德是一个主战派,他曾对总理衙门的大臣们说:“如果你们有把握能一致决心战斗到底,我劝你们打,因为正义是在你们这边,而法国劳师远征是必会疲惫的。”
    中国需要保持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赫德也曾支持中国的领土完整主张。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侵华事件,赫德感到重新建立合适的中外关系的重要性。他劝说列强在赔款问题上“接受中国所愿承担的赔偿”、“维护中国的行政管理完整和维护其领土完整”,并在中英谈判中主张等中国整顿和完善了法律体系后“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正是在其的促成下,英国方才作出这一决定。”
    沉默,这会陈澜生的解释让李子诚整个人一时间尽然无言以对,按照他的说法,赫德这个人,着实与历史书上的赫德不同,可以说完全就是两个人。
    “当时的大清政府对赫德很是信任。赫德是个工作狂,每天工作18个小时;赫德理财也是一把好手,自从他出任海关总税务司司长,中国海关工作效率增加,税收也增加——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先后在厦门设闽海关,宁波设浙海关,广州设粤海关,上海设江海关,与其说清政府拥有海关的独立自主权,毋庸说,各地海关拥有独立自主的损公肥私权。嘉庆四年,户部规定的税额为粤海关85。5万两,闽海关11。3万两,浙海关3。9万两,江海关4。2万两。这一数额是依据各海关官员的申报而制定,大略相当于征课总额的十分之四。而通常清政府能收到十分之一就很不错了。赫德上任后,中国海关收入1863年为725万两,1866年780万两,1887年20541399两,而到了1899年则达26661360两,京师同文馆的经费,洋务派创办军工厂的投资,官派赴美留学生和驻外使馆的费用,大部来自海关税收。阿诺索伯爵曾是葡萄牙驻华代表,他在自己的《全球游记》中评价赫德:“中国政府制度中充满了**、欺瞒和敲诈,但令人又惊又喜的是,居然与之并存的还有一套最佳的行政服务的机制,这就是赫德爵士领导下的帝国海关。”——赫德掌握着满清年收入的1/3,手下雇员5500名,却能在贪污成风的大清、在贪污起来最方便的海关建立一个清廉奇迹!以至于后来,很多满清官员后来干脆称赫德为“咱们的赫德”!”
    待陈澜生的声音落下,李子诚却是笑了笑了。
    “照这么说,咱们的赫德,到也算是个尽职的“顾问”。”
    顾问也有尽职的,说到外籍“顾问”、“客卿”,中国和日本对待两者的态度截然不同,在日本的历史上,日本人对那些“顾问”、“客卿”是大书特书,少数人是负面的,多数是正面的,其中不少人还是明治维新的功臣,甚至后来还加入日本国籍,成为日本贵族,而在中国,无一例个的,但凡是49年之前的外籍人士,几乎都是“殖民主义侵华分子”。
    “应该说其非常尽职,大清随之兴起的洋务运动,基本上没有超出赫德的建议。赫德甚至有把中国建设为亚洲经济大国的理想。面对赫德的如此理想,不得不为那时满清大员们的昏昧而汗颜。因为他们面对赫德的建议,只会一概斥之为“包藏祸心”。一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就是赫德的第一个尴尬,没有把你当自己人。赫德虽然让自己的儿子读中国的经书,参加中国的科举,但是中国人仍然把他当外人。可能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在折子中写个“局外”的名称。”
    这会陈澜生的语气中多少带着些婉惜,赫德的那些建议无不是针对当时中国的时局,就像是1865年递交的《局外旁论中》在分析国内外局势之后,几乎将清政府说的体无完肤,。政治上:“尽职者少,营私者多”。财政上:“官之下取于民者多,而上输于国者少”。军事上:军队“平时拉弓举石,只讲架式,股肱怠惰,止得养鸟消遣”。“兵勇之数,动称千百万,按名排点,实属老弱愚蠢,充数一成而已”。知识界:知识分子“书籍非不熟读,诗文非不精通,使之出仕,而于人所应晓之事,问之辄不能答”,“一旦身居民上,安能剔弊厘奸”。随后其建议中国进行改革,如果当时中国能抓住机会,实施全面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又岂会有随后数十年,中国一次又一次的屈辱,也许,在赫德离开中国时,他早就实现了自己的抱负——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国。
    “同时赫德的另一个尴尬是:作为一个英籍中国官员,如何在对英帝国和对大清帝国的忠诚之间保持平衡?他赢得了清政府的信任,同时则失掉了英政府的信任。1885年,英国政府因为欣赏赫德调停中法战争的外交能力,打算请他出任英国驻中国、朝鲜全权大使,这么光荣的任务,赫德竟拒绝了!不但如此,随着列强在华争夺权益的升级,赫德越来越对德、俄,甚至对英国的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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