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第4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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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旦中国与他国交战时，中英海军协定可以应双方任何一方的要求而终止。　
3。英国使团团长可以直接与中国海军部部长会面，并就与使团有关的问题或海军部长要求的问题行使顾问权。　
4．中方派20名军官赴英进行海军高级训练。　
5。中国政府应就英国使团团长所指出的机密问题严守秘密。　
6．不得主动要求在中国政府服务的英国官兵参加镇压骚乱或反叛的活动。　
7．中国政府宣布不久将向英国或北爱尔兰订购海军舰艇。　
虽然英国海军使团在华继续工作到1936年，但没有获得多少成果。事实上，英国再次参与对中国海军的援助活动可能只是为了收集情报。因为那时蒋介石并不是英国的朋友，他已开始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帮他平定军阀扣镇压。随着蒋军在作战与组织形式上越来越德国化，英国人的好奇心也越来越强。实际上，英国决定延长其海军使团合同期限之日，正是在蒋介石对购买德国潜艇发生兴趣，并于1934年聘请一位德国海军军官作顾问之时。（注：德国海军顾问奥尔特维。拉弗海军上校是位火炮与岸防专家，他在中国的活动包括拟制南京、上海和宁波周围沿海地区的防御计划）后来，一位英国高级顾问曾向美国海军武官透露说，他正在做与他的德国对手“同样的事”。　
美国　
在辛亥革命前的10年中，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两次变化。在早期，美国国务卿约翰。海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目的是想在中国保持商业机会均等，尽管投资机会并不均等。后来，菲兰德。诺克斯继任国务卿。他实行金元外交政策，力争商业和投资机会均等，并为那些鼓吹向中国出售武器的人大开绿灯。　
伯利恒钢铁公司合同　
在诺克斯任国务卿期间，美国伯利恒钢铁公司于1911年与中国签订了一项数目可观的海军合同。满清政府垮台时，该项合同并未取消，在以后的20年中，中、美海军关系始终围绕着中国后续的历届政府是否承认这项合同而波动。美国内部的利害冲突促使了英、日的反美情绪。　
当时，伯利恒公司在华利益的主要美籍代理人是美国驻华海军武官吉利斯海军中校。他在1911年为伯利恒公司争得上述合同出过力，而当时他的这些活动需要他脱离美国海军。可是，他于1912年又被海军召回服现役，并被派到北京担任海军副武官，尽管当时美国司法部认为这种做法是非法的。除了他的正常职责外，吉利斯还奉命继续协助美国公司工作。两年后，他正式退役，并继续留在中国，接受了美国几家造船公司（包括伯利恒公司和电船公司）的聘请，年薪为6000美元。　
1913年12月16日，中国当局同意遵守1911年与伯利恒公司签署的合同。该公司派其副总裁阿奇博尔德。约翰斯顿到中国与吉利斯一起开展工作。两人到福建拜访了刘冠雄将军，并游览了中国沿海。在这期间，他们发现中国海军已不想再购买军舰，而对建设一个海军基地感兴趣。他们立即向刘冠雄提出两个方案，一个需资2070万美元，另一个需资4600万美元。他们提出福建省三沙湾最适合作海军基地，并要求聘请美国海军顾问来负责这项工程。　
一月份他俩回到北京后，上述基地建设方案遇到了重重阻力，根本找不到人为中方的契约担保。当时，谣传说，中国与英国正在就聘请海军顾问一事进行谈判（中国害怕聘请美国海军顾问会引起日本人的不满）。此外，他们还惊奇地得知，中国正在奥匈船厂建造巡洋舰。　
吉利斯认为，在伯利恒的合同问题上英国人经常在背后捣鬼。约翰斯顿返回美国后，曾收到吉利斯的来信，信中说英国人“在千方百计地欺骗我们。”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的怀疑才被人们暂时忘却。美国海军部和国务院也暂时终止了伯利恒合同。　
进一步谈判　
但是，在1915年1月，中国再次激起吉利斯的兴趣。他们向他提出请美国资助中国军官赴美考察潜艇的建造和使用。到同年夏天，吉利斯已为电船公司在新伦敦安排接待中国的魏瀚将军和30名海军军官。（注：魏瀚的背景与经历同其他中国海军高级军官不同，他是福建人，毕业与福州船政学堂法文班，1878年，在法国瑟堡学习，两年后，又去德国监造“定远”号。到1887年，他已在福州船政局负责造船，此后，他以工程将军的身份在各个船厂和兵工厂任职，他会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和英语，1912年晋升为海军中将）　
一位现代学者评论说，魏瀚一到美国就宣布中国需要建立一支200艘潜艇的舰队。这一言论确实极大地鼓舞了吉利斯和电船公司。美国海军部也开始认真研究培训中国人的问题。不久，美国海军部长约瑟夫斯。丹尼尔斯批准了中国人在美国潜艇上受训一事。他还得到中方关于不得将训练期间接触到的机密泄露给任何其他国家海军的许诺。　
当时，中美双方认真讨论了购买美国潜艇的问题。伯利恒公司也参加会谈，因为在潜艇制造方面它与电船公司有密切的合作。伯利恒公司的副总裁查尔斯。M。施瓦布告诉魏瀚，他愿意贷款资助中国购买12艘潜艇。随后，他在圣迭戈国家市政银行暂时为中国贷到一笔款项，这笔约计600万美元的贷款是靠无担保的中国契约贷到的，电船公司为防止日本阻挠，还通过“走后门”，以智利的名义订货，然后再将潜艇转交给中国。　
所有这一切努力都随着袁世凯称帝未遂而化为泡影。由于中国政局恶化。参加购买潜艇谈判的双方都开始失去兴趣，到1916年，此事已被抛到九霄云外。　
中美双方最后一次努力是计划达成一项海军双边协定。1921年，中国新任海军部长李鼎新通知吉利斯。中国还想讨沦1911年的伯利恒合同。消息传到华盛顿，引起国务院强烈的反对。美国远
东事务主任约翰。V。A。麦克默里上书国务卿查利斯。埃文斯。休斯说：　
“中国海军是个不讲信义的政府部门，它在很大程度人为一小撮闽籍官僚所把持。这些人根本不打算——确实也未曾想过——要使海军成为国家的一个军种。过去他们订合同讲条件，总是首先以是否对他们自己有利为转移，其次才考虑其他国家。然后，他们又在几个感兴趣的大国之间制造事端，以逃避履行他们为达成协定所许诺的义务”。　
华盛顿会议的结果　
尽管麦克默里上书反对，中美还是进行了秘密谈判，不过谈判进展缓慢，拖了三年之久。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有碍于1921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这次会议产生了一系列对太平洋国家的海军问题有重要意义的决议，其中包括：　
1．废除英、日联盟。　
2．通过一项海军协定，限定英、美、日三国的主力舰建造比率为5：5：3。其中还有一条重要的限制性条款规定是，美、英两国同意今后不在新加坡以东、夏威夷以西海域继续建立海军基地。　
3．日本同意撤出山东省和东北亚大陆（包括东西伯利亚，但朝鲜除外）。　
4．通过一项九国条约，承认“门户开放”，承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将来召开会议以讨论取消在中国的条约问题。　
从表面上看来，这些协定对中国有利，但其他一些事件说明了这些协定严重妨碍了中国海军获取外援。1932年2月，即华盛顿会议休会之后一星期，李鼎新将军就与美国驻华武官接触，并提出美国是否愿意为中国造舰和培训海军人员。这就是说，李将军不顾华盛顿会议的有关规范，执意要美国答应援助中国海军。　
当时，伯利恒公司和通用公司强烈要求支持中国，但美国国务院坚决反对。例如，麦克默里就反驳说：　
“中国是一个动乱的国家，正摇摇欲坠，美国不能拿上百万元去供中国海军集团为维护其宗派统治而挥霍”。　
此时，中国海军部对华盛顿的反对态度并非一无所知，它向美国保证，中国的意图是建立一支可靠的海军以保护外国在华的商业利益。在致伯利恒公司别总裁阿博尔德。约翰斯顿的备忘录中，中国海军部承认“中国海军已卷入政治”，但是，有了外国援助，它可以再度成为国民控制下的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工具。海军部的备忘录中根本没有提到有关造船数量与规模问题，也没有进一步建议如何保持这项合同问题。　
当上述这些意见正在私下交换时，中国无法知道美国国务卿休斯正在积极活动以阻止各国海军援助中国。1922年5月4日，休斯致函参加华盛顿会议的各大国。他向他们讲明了中国已通过伯利恒合同要求海军援助，美国不打算遵守这项合同，并务请各国在与中国接触时也不要提供这类援助。日本又一次对重提伯利恒合同表示愤慨，声称这一行动不符合华盛顿会议的精神。不到两个月，各国一致同意禁止向中国海军提供援助。　
中国海军部视美国这一行动是对中国的侮辱，决定取消—切谈判。吉利斯指责美国国务院的这一干涉是“放弃美国控制中国海军的机会”的一种“愚蠢举动”。确实，这段插曲使美国海军插手中国海军事务的企图推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得以实现。
第二部分
鸦片战争之后，俄国在中国北部边境的扩张导致了一些对中国人极为不利的条约。这些条约都具有某种海权的含义。例如，在1858年的中俄《瑷珲条约》中，中国人屈服于俄国人的要求，承认阿穆尔河（黑龙江）左岸的领土属于俄国，而将乌苏里江右岸与大海之间的那块中国领土归两国共管。两年之后，俄国在《北京条约》中强行夺得了乌苏里江右岸以东的这片中国领土。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俄国勾结德国和法国，剥夺了日本在辽东半岛的所有权。一年后，沙皇俄国夺得了在中国东北的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修建中东铁路的权利。这条铁路直接将苏联的赤塔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连接起来。然而，符拉迪沃斯托克存在着不利的因素：冬季厚厚的冰层严重地妨碍了商船和军舰的航行活动。于是，俄国在1898年获得了对辽东半岛为期25年的租借权。而且他们还有权从中东铁路的某一点延伸修建一条通往不久前夺得的旅顺（军港）和大连（商港）两个不冻港的铁路。这条铁路于1902年竣工。　
义和团运动之后，俄国继续扩张并企图吞并整个满洲。俄国这一行为的结果导致了与日本的冲突，因为日本也对满洲抱有企图。1904年2月8日，日本海军对旅顺港实施了突然袭击，从而爆发了日俄战争。后来，日本在1905年5月著名的日本海海战中一举歼灭了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　
1905年9月，日俄签定了朴次茅斯条约，俄国将满洲的大部分权益让与日本。俄国所保留的唯一权利就是继续对中东铁路北段实施行政控制。　
日本打败俄国对沙皇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同时也是一个不可挽回的耻辱。1917年末，俄国爆发了革命，从而使沙皇在西伯利亚和北满洲的活动暂时陷于瘫痪。在布尔什维克获得胜利并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后，苏联宣布了对中国的新政策：取消沙皇对中国的一切条约。　
两年过去了。后来在1922年8月，一个名叫阿道夫。乔菲的苏联使节来到了北京，要求两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乔菲在遭到北洋军阀政权的拒绝后便南下拜会了孙中山。当乔菲谈到苏联式的不适应中国国情和向孙中山表示苏联将支持他实行国家统一和独立自主的政策时，他赢得了孙的友谊。　
数月之后，北洋军阀也开始欢迎苏联人，于是签订了一项新的条约。条约要求两国恢复关系和苏联撤离在中国北部地区的军队，承认中国在外蒙古的主权。此外，条约还承认中国对中东铁路的主权。不过，苏联在后一项所做出的让步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因为满洲军阀张作霖在1922年就已宣布三省自治，而软弱的北京政权被迫妥协。1924年，苏联与张作霖这个反布尔什维克的军阀签订了一项协议，承认了他在满洲的自治权。苏联与张的这个协议同早些时候和北京订立的那个协议基本相同。该协议的一个主要特点是：
承认双方在边境河流中的通航和维护边境线安全等问题上具有平等的权利。　
海军的变化　
早在1924年。苏联就开始制定渗透中国海军的计划。他们对孙中山的广州海军和北洋军阀的主要兵力没有任何偏向，因为这两支兵力都是苏联人煽动的对象。广州海军主要是由广东和广西的本地人组成，这些人是孙中山从当地的海员联合会中征募来的。　
苏联对福建人控制的部队的图谋，都概要地记述在一份保密文件中，但这份文件被张作霖的部队于1927年闯入苏联驻北京使馆时缴获。一名被指控混入中国海军其身分尚未查明的苏联人曾报告说（以下是部分节录）：　
“在巡洋舰‘海容’号上服役的水兵们经常抱有一种对抗情绪，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有可能利用这种现象。我们确实必须利用该舰的上一次事件来扩大他们的势力和反抗性。然而，我们还必须看到这样的事实：他们这些人具有浓厚的本省观念。因此，要想在该舰上进行煽动工作，就有必要找到一些抱有企图的福建人。最近，狭隘的爱国主义在海军司令部的人员中十分流行。我认为，这一现象非常危险，值得我们考虑。我的意见是，在军事行动尚未开始时只能进行缓慢的煽动工作。我感到，我们目前的工作重点必须放在教育上，以便在那里创造一种真诚的和稳定的因素。特别要注意发展‘新水兵联盟’中的核心力量，而且煽动工作首先必须从这些核心力量开始。”　
这位苏联特务的计划还详细地记述了有关中国海军所有高级军官的背景情况以及对他们是否具有信念和是否能接受影响的判断。此外，它还详细地记载着每艘中国军舰的作战能力和现状。　
在这个计划中，苏联人的估计流露出这样一种情绪：孙中山的广州海军难以进行政治转变。举例来说，军队内部异常腐败以致大多数官兵都在进行走私和行贿。该计划还对“中山舰”有以下一段描述：　
“现在没有任何机会对该舰的舰员进行政治宣传，因为这些士官和水兵们的秉性都十分凶恶和残忍，而且拒绝接受任何政治教育。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