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第5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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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事件期间，海军再次进行了清洗。说明有些领导干部至少是对形势不满。8月份，长期担任东海舰队司令员的陶勇从海军名册中消失了。他被清洗一事与上述不平常的联合命令发布的时间恰好一致。这可能是因为陶勇不是左派的热情支持者。当第一次命令派舰艇去武汉时，他可能就没有抱合作的态度。
武汉事件加剧了中国国内自相残杀的武斗。许多红卫兵武装起来，对知名人物的猛烈批判也不断加强。到9月，这个国家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就在那个月，当局终于作出决定，要求开始转变这种局面。毛泽东宣布了他的“伟大战略部署”，命令解放军惩罚极左分子。毛泽东夫人也公开谴责了不加选择的批判和武斗。红卫兵被迫返回本单位，并被禁止使用暴力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对方。中国暂时恢复了秩序，各派都为毛泽东的下一步计划作准备。
海军领导干部的大清洗
1967年，海军再次进行了清洗，但其原因不明。北京的张学思将军（他是著名的北洋军阀张作霖的儿子）被免去海军参谋长的职务。海军政治部两位副主任郭炳坤和胡鹏飞将军从领导者的名单上消失。海军学院院长康志强、北海舰队政委卢仁灿被免职。南海舰队政委方正平也成为政治受害者。最后被清洗的是三位在地方部门任职将军，他们是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水产局副局长袁也烈和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方强。
张学思被清洗说明了斗争的残酷性。他反对海军司令部采取激进的行动。在一次海军党委扩大会上他受到毛泽东夫人的批评。后来，他被指控反对毛泽东而被单独监禁起来。在尔后的4年中他不断遭到迫害，他的身体被摧垮了，终于在1970年死于狱中。
下面一段引文（1967年7月24日北京新闻稿）或许最能说明海军清洗的原因：
“最近，红色造反联合司令部（直属海军司令部的组织）召开了一次大型会议，讨论了******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学习和运用。肖劲光、王宏坤和海军其他领导人都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与会者就他们如何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和加强无产阶级革命精神问题交流了经验。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过去一年内逐步团结了海军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并无情地打击了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会议期间，与会者都认识到：革命应该从全局出发，而不是从个人的好恶出发，应团结受蒙蔽的群众以便同最危险的敌人作斗争。”
在海军清洗的所有人中，最突出的是方强。方强担负着海军建设、研究和发展的任务，他的免职与刘少奇被清洗有关。根据当时的批判来看，刘少奇和方强想继续依靠从欧洲国家租船来发展中国的海运事业。他们认为，造船不如买船。他们也建议引进必要的技术，使造船工业能避免不必要的、代价高的错误。他们的论点显然使他们的左派对立面难堪，因为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只建造了5艘小型商船。
刘少奇和方强的问题还涉及到造船厂的管理。上海各造船厂激进派势力最强。文化大革命初期，造船厂就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许多资格老的管理人员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靠了边。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水平低的激进分子，这些人除了轻视技术以外什么都不会。
1967年夏，刘少奇和方强受到海军左派的猛烈批判，罪名是他们只考虑经济建设，而企图贬低海军建设的重要性。南海舰队的一群政治激进分子批判他们公然否定“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据刘少奇的反对派说，刘少奇对这一基本原则的否定将会使海军舰艇都成为“渔船和商船”，从而使海军军人去从事“海洋业”。这些人还批判了刘少奇突出技术，谴责他散布的“应重视技术并学好技术”的谬论。他们着重指出，刘少奇试图强调技术，但“他只字不提活学活用******著作的重要性和政治挂帅的必要性。”
关于技术的辩论对方强所领导的六机部的研究设计和生产人员也产生了冲击作用。方强等人被指控大力吹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诽谤工人阶级“不懂生产技术和工厂管理。”因此，他们被指责为“专家治厂”政策的鼓吹者。
对造船的影响
思想上的分歧给造船厂带来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和技术问题。生产商船和舰艇的上海沪东造船厂于1967年发生了大规模的夺权斗争，各派造反组织纷纷起来。这些造反组织为争夺船厂领导权进行厂近6个月的斗争。反毛泽东派显然迫切要求用更合理的方法来管理研究、生产和建设，这就需要学习某些西方的方法。他们还要求精简重叠的研究和发展机构，并重新将一些老技术人员安排列高级的管理和生产部门。而亲毛泽东分子则反对这些建议，认为这些建议是反对******自力更生的原则。l 2月底，斗争更加激烈，以致造船厂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海军部队进驻该厂后才稳定了局势。
这一政治混乱对沪东厂的造船能力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例如，造船厂在试图为16000吨级新型运煤船制造重型增压的12000马力柴油发动机时，就遇到了许多问题。中国人在1967年初才开始试制发动机反向齿轮系统，这对西方的发动机制造商来说是一道非常简单的工序。可是，中国人花广4年多时间并进行了大约1200次工厂试验才解决了全部问题。最后，他们不得不购买瑞士的发动机作为指导来修正设计错误。上海钢铁厂在设计柴油机曲轴时也遇到了困难。1968年，它花了2个月的时间才制成一根曲轴。
中国的造船工业尚不完备，缺少制造发动机的机床。因此，逐步形成了一种低效率的生产系统。在上海参观的外国人发现，—艘140米长的船只用废料加接了25米。同时，正在建造的船只，其后部在大潮时投入水中，因此只有低潮时才能进行工作。此外，参观者还发现有些发动机是用手工铣削的。
这种技术落后状况也明显地影响到海军的建设。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只建造了大约16艘较大的战斗舰艇，估计是12艘R级潜艇和4艘“江南”级护卫舰（即一种类似苏联“里加”级的新型护卫舰）。中国继续建造大量小型战斗舰艇，包括导弹艇和水雷艇，但原型艇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制成，批量生产并不需要更高的建造技术知识。
大海航行靠舵手
1967年11月底，海军在北京召开了有4千多人参加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件事标志着在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时海军急剧向左转。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毛泽东夫人接见了出席会议的代表们。林彪趁此机会为大会题了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海军全体指战员欢呼这一口号，这—题词也证明了林彪企图控制海军。这次大会专门作出决议，要求海军各级党委和支部认真学习、贯彻林副****的指示。
林彪的指示看来加强了海岸防御战略。代表们表示，要向彭德怀和罗瑞卿修正主义分子的资产阶级反动军事路线作坚决斗争，要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海军全体指战员，把海军建设成为坚固的海上长城。
林彪的同伙李作鹏在大会上发言，他明确指出忠于林彪和毛泽东就是当前的头等大事，他说：“林副****是海军指战员的榜样……海军要紧跟******的伟大战略部署，更好地完成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和军训任务，用更好的方法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把海军建设成坚强的海上战斗堡垒。”
尽管会议非常强调政治，但出席大会的代表中也有军事干部。从他们的政治誓言中仍能辨别出他们拥护战备工作和前沿防御的战略思想：“我们宣誓……一定要常备不懈，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假如敌人从海上来，就叫它葬身水底。”
事实上，在解放军反对极左路线，并对工业、农业、教育和政治等几乎所有领域实行军管的同时，1967年12月报刊上发表了一篇与众不同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海军的专业路线又重新抬头。这篇文章的标题为《按照******指引的航向建设世界上员强大的人民海军》。
虽然这篇文章充满了政治语调，但其关键是指出了中国海军应迅速发展，并重新审议其传统的海岸防御思想。文章的作者是一位鱼雷艇支队政委。他直截了当地说：“只有坚定不移地沿着伟大舵手******开辟的红色航道奋勇前进，才能建设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海军……我们深深懂得，******指示我们要建立的海军，是建立世界上第一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人民海军，是建立一支足以消灭帝国主义的海军”。他的结束语是：“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大洋上称王称霸的时代，一定要在我们手里结束”。
不过，如此强硬的言词往往带有对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的崇敬。文章告诫读者要批判“武器万能、条令万能和专家万能”的理论，作者运用******的教导提出了海上游击战的设想。“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利用海上的青纱帐：海上的礁石、岛屿，天空的白云、浓雾，海里的浪花，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这位政委又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他的鱼雷艇支队在过去一次海战中是如何利用这样的战术和欺骗来攻击的舰艇的。
“漆黑的夜晚，埋伏在礁石旁，神出鬼没地痛击敌人的大兵舰；趁着暗夜浓雾，袭击敌人的港湾，打得敌舰鬼嚎鼠窜；巧妙地逼近敌人，突然跳帮，用手榴弹、炸药包捕获敌舰艇，逼着敌人集体投降。……一天夜里，我们接到到某地待机伏击敌舰的战斗命令。由基地到待机点，必须通过一条距敌占岛屿不到2海里的狭长的航道。怎样才能使鱼雷艇安全航渡到待机点呢？还是渔民兄弟给我们想出了好办法，掩护鱼雷艇通过了敌占海区。到了待机点，渔民兄弟又让鱼雷艇紧紧地靠着他们的渔船抛了锚，并派出警戒船为我们巡逻、侦察。后来，敌舰遭到我突然袭击，挨了鱼雷，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
对海军来说，这样公开忠于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学说显然是明智的。这不仅给海军的理论家们指出了方向，又避免海军卷入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政治混乱之中。
1968年3月初，在反对“右倾回潮”时，军队内部又发生了几次较大的清洗。左派活动的最后一次浪潮又使武斗重新开始，并一直持续到仲夏为止。这些事激怒了毛泽东，他气愤地告诉左派代表，他们使他和中国的工人和军队感到失望。毛泽东不得不再次命令军队实行军管以维持社会秩序。
在党的各级组织机构暂时瘫痪的情况下，国家完全由军队控制这是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推动了29个省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到1968年初，全国只成立了9个革命委员会。但由于林彪几乎完全控制了国家，其余的省市很快就成立了革命委员会。29个省市自治区，除其中3个之外，其他的革命委员会都是以资历较深的军人为领导。
海军是在表面稳定的政治气氛中度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最后几个月。1968年2月，东海舰队的军人和地方上高级政治领导人在上海举行大会，纪念******第一次视察舰队15周年，主要发言人是张春桥。他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后来成了臭名昭著的“******”成员之一。陪同张春桥的是海军第二政委、海军****小组的领导人王宏坤。在苏振华因被指控为彭德怀集团的成员和试图王宏坤对海军的领导而被清洗之后，王宏坤在海军的地位更加巩固了。
张春桥在讲话中引用了毛泽东过去的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他接着说，“******制定的这一宏伟计划现在正在付诸实施。我们的海军建设已取得了很大成绩。”王宏坤俨然以海军负责人的身份庄严宣誓：海军要“以林副****为光辉榜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初春时，海军的一位发言人为《解放军新闻》撰写了一篇文章，批判了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强调毛泽东指出的“人与武器”的关系。他认为，罗瑞卿“积极散布了军事训练和技术第一的反动谬论，反对******的政治建军路线”。
1968年6月至7月，海军在北京召开了一连串会议，参加会议的是海军四好连队（单位）的代表。在6月的开幕式上，王宏坤又一次向代表们讲话。他强调会议的目的是动员海军紧跟******的伟大战略部署，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王宏坤说，海军要成为执行政治建军路线的典范。他又解释了毛泽东的“正确的政治和军事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在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王宏坤说，“四好”运动是海军用来同资产阶级反动军事路线进行激烈斗争的武器，它成功地“粉碎了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和罗瑞卿干扰和破坏的一切企图。”王宏坤号召与会者把政治工作放在首位，把“四好”运动继续发展下去。在他的最后讲话中，他似乎把军事训练和战备工作摆在了第三位。王宏坤提醒代表们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直持续到8月。这表明：在政治与军事训练的问题上，会议一定存在着严重的争议，或者说有较大的分歧。例如7月份，与会者花费了很多时间讨论部队中政委的工作。有一名副政委因很少同海军轮机兵联系而受到批评。另一些小组讨论了学习毛泽东思想如何联系实际解决技术问题。例如，w级潜艇的一名员汇报了一位轮机兵在毛泽东思想鼓舞下如何在暴风雨里修好了通气管阀。该小组还介绍了潜艇在执行区域巡逻任务时，为了保持隐蔽，如何运用测距仪和罗盘进行艇位推算的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