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第5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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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列克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部分，1922年11月30日又分离出来成立了车臣民族自治州，1934年1月15日改为车臣－印古什民族自治州，1936年12月5日改为车臣－印古什苏维埃自治共和国，是隶属于俄罗斯联邦的民族自治实体。按照苏联宪法规定，苏联是联邦制国家，实行****与地方分权制，自治共和国也拥有自己民族国家实体，在国家管理方面享有独立自主权。〔1〕但实际上，这些权利只是一纸空文。
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开展了斯大林“全盘集体化”和工业化运动，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把农业生产纳入国家集中计划管理的轨道，在全国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并划分“富农”。在俄罗斯，一般的贫苦农民是养不起马的，而车臣族由于从事游牧业，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马匹。这样，由俄罗斯族工人组成的工作队，往往把有马的车臣人划作“富农”，不但要没收财产，还要消灭。〔2〕这种近乎荒谬的划分方法激起了车臣人的普遍反抗。据统计，自从1929～1935年，仅在车臣就爆发了286次反抗建立集体农庄的事件。〔14〕在1929年12月、1930年3～4月和1932年3～4月苏军在车臣不止一次地采取围剿行动，直到1936年局势才安定下来。但车臣——印古什一直有小股匪帮在活动，直到德国入侵。〔2〕
在随后30年代肃反运动中，车臣民族的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和镇压。〔1〕这又一次加深了车臣人对苏维埃政权和俄罗斯人的民族仇恨。
4、集体流放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了车臣地区。在德国占领期间，德军充分利用车臣的民族情绪，许诺给予其充分的自治权利，得到了不少车臣部族的支持。部分车臣人还成立了一个“高加索兄弟特别党”，〔2〕与德国人合作。
部分车臣人在德国占领期间的表现，令苏共高层，尤其是斯大林本人非常恼怒。1944年2月，苏联内务部长贝利亚根据国防委员会第5073号命令，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理由派10万军队包围了车臣所有村庄，在2月？上闷罐火车，全部迁往哈萨克斯坦、中亚和西伯利亚。苏联当局规定，每户只允许带20公斤重的行李；〔14〕押车的士兵得到命令，车臣人离开铁轨五米之外，即可将之射杀。在迁徙过程之中，大约有三分之一〔2〕到一半〔12〕左右的车臣人死亡。在流放地，车臣人与当地居民隔离而居在所谓的“特居地”内，每月要到内务部门登记，出远门要请示汇报，不允许开办用车臣民族语言教学的学校。〔14〕不仅车臣人名义上的民族自治被取消，而且实际上被褫夺了公民权利。上述种种践踏人权和民族权利的行为，严重地伤害了车臣人的民族感情，给车臣人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潜伏着不满情绪。〔1〕车臣独立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如杜达耶夫在出生后几个星期就随家族被流放，而马斯哈多夫则是在流放地出生的。可以想象，整个民族所遭受的苦难会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何种不可磨灭的印象。
笔者认为，斯大林“集体惩罚”车臣、卡尔梅克、卡巴尔达等高加索民族的决定，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民族中一些人的投敌表现。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占领区的很多民族，包括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拉托维亚人、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甚至一些俄罗斯人，都有通敌表现。部分高加索人“通敌”的表现与西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注】西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使得苏联红军至少付出了数万人生命的代价，其中包括战功赫赫的瓦杜丁大将）的表现相比并不突出，为什么这些民族都没有遭到类似高加索人的命运呢？很显然，这个决定不是一个“通敌”所能解释的。斯大林作为与车臣接壤的格鲁吉亚高加索人，大概其从小就对同为高加索人的车臣等民族有更深的了解，深知其桀骜不驯的民族特性；特别是苏维埃制度建立后，高加索人从几乎不间断地进行反抗，使得斯大林认为从根本上征服他们是难以办到的。那么只有退而求其次，以“通敌”罪名将这些民族从聚居地赶走，让这些小民族消失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荒原中并被同化，从而达到一劳永逸地解决高加索问题的目的。
5、平反昭雪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对车臣人的迫害有所松动。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做的秘密报告中指出：“不要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任何思想健全的人也想象不出，可以把个别人或个别集团的敌对行动的责任，加在包括妇女、孩子、老人、员和共青团员在内的整个民族头上，使他们蒙受大规模的迫害和痛苦。” 〔9〕
1957年1月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为车臣——印古什民族恢复名誉，恢复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建制，并允许车臣人返回故乡。被流放到哈萨克荒园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陆续返回故里，为了给予车臣人补偿，苏联当局把捷列克河以北的非车臣人聚居区划归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
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车臣人民度过了最为安定的三十年。苏联****政府给予了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大量经济援助和补贴，首府格罗兹尼逐渐发展为一个工业城市。在整个苏联境内所有民族中，车臣人的出生率是最高的，车臣人口也迅速得以恢复和增长。〔10〕在车臣战争中担任俄罗斯集群司令员职务的根纳季&；#183；特罗舍夫将军就是格罗兹尼人，他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了当时车臣首府的景象：“许多在战前已经离开格罗兹尼的俄罗斯人、车臣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的记忆中，自己的那座城市首先是一座和平之城。我对它的记忆也是如此。我还记得距离罐头厂不远（【注】格罗兹尼罐头厂后来成为车臣战争中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导致了俄军的大量伤亡）、7路公共汽车路线所经的那条静谧的街道，记得那所二层楼的学校，记得自己家那个爬满葡萄藤的院子……90年代我只能目睹另外一个格罗兹——它已毁于一旦，化为焦土。然而满眼废墟的可怕景象却无法破坏我的美好记忆，关于这座城市，关于当年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美好回忆。” 〔4〕
不过，在“平静的七十年代”，车臣还是显示出了它的与众不同：这个共和国的犯罪率奇高，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特别多。 1973年1月，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发生了群众性闹事事件。事后的2月13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德罗波夫在提交给苏共****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1958～1972年间，因各种犯罪行为而被内务部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有115；455人，也就是每六个城市居民中就有一个人……还应该注意到大量没有劳动就业的居民（约3万人）以及逃避兵役人员。顺便说一句，在格罗兹尼群众性闹事的最积极的参加者中，无业人员几乎占了一半。”〔13〕可以想象一下，在最为平静的六十～七十年代短短的14年里，一个民族有六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因刑事犯罪而受到惩处，十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当时格罗兹尼大约有30万人口）在政府保证充分就业的苏联制度下无所事事，这样的民族恐怕不能说没有一点问题。
二、联盟解体
1、危机乍现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苏联进入了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经济发展步伐越来越慢，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危机进一步加深。车臣人游手好闲的民族特性、车臣原始的社会结构和过高的出生率的共同作用下，车臣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车臣人平均受教育程度都比较低，其中维持生活的90％收入来源要依靠政府的预算拨款，〔11〕居民中文盲比例很大。车臣失业现象特别严重，到1991年，车臣人的失业率达到30％，与当时全苏个位数的失业率相比是最高的，这使得车臣人容易受到极端分子的煽动铤而走险。〔8〕
虽然历经了1957～1989年车臣历史的“黄金时代”，但“过去多年甚至数个世纪造成的民族积怨、成见、偏见乃至歧视，在这个国家一直存在，代代相传，随着镇压机器的崩溃迸发出来，而且一些感到‘成功之日’已经到来的激进头面人物千方百计加以煽动”〔5〕，这就不能不造成严重的后果。苏联后期的历届领导人都忽视本国存在的民族问题，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最高领导人居然认为民族问题已经解决，形成了“崭新的社会的和族际主义的共同体——苏联人民”，因而放松了对民族问题的警惕性。各加盟共和国的少数民族领导人，纷纷乘机培植本民族的干部取代其他民族干部，为日后苏联的分崩离析奠定了基础。民族主义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一旦压力消失，就如奔腾的岩浆一样喷涌而出，造成灾难。
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同样没有认识到苏联民族问题的严重性。由于戈尔巴乔夫从没有在非俄罗斯民族地区工作过，缺乏对民族关系问题的研究，在苏共****工作期间，受到过去苏联领导人美化民族关系、粉饰太平的一贯风格影响，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国内潜伏的民族矛盾缺乏清醒认识，盲目乐观。例如，1986年2月他在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谈到民族关系问题时说：“长期以来苏联在解决民族关系问题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杰出的和丰富的经验，因此，在苏联已经‘一劳永逸’地消灭了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的各种形式和表现。各民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对民族文化和民族尊严的尊重已得到确立，并已深入到亿万人的思想意识之中。”〔25〕然而，戈尔巴乔夫实在是不走运，他正好遇到了二十世纪全球民族主义思潮剧烈泛滥的洪水。首次敲响“警钟”的是1986年3～4月间发生的国立雅库茨克大学一批俄罗斯青年和雅库特族大学生之间的冲突；接着，1986年12月17日，由于苏共****撤换了哈萨克第一****库利科夫，由俄罗斯族人科尔宾担任，在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引发了骚乱。尽管库利科夫又老又腐化，而科尔宾年富力强而口碑较好，但前者仍被哈萨克人视为“自己人”，而后者则被视为莫斯科派来的“外来人”。示威者高喊“俄罗斯人滚出去，哈萨克斯坦是属于哈萨克人的！”等口号，这表明苏联内部各民族之间不仅远远没有达到完全互相信任的程度，而且隔阂有进一步加深的趋势。但是，这两次危险的信号，没有引起苏联领导人的警觉。1987年1月1日《真理报》社论在评论阿拉木图事件时，也仅仅不痛不痒地认为这是“民族闭关自守、地方民族主义、依赖他人的心理以及民族自高自大”的表现，没有分析民族冲突的深层次原因。直到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胜利7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还坚持认为“民族关系问题在苏联已经解决了”〔25〕。而此时，在亚美尼亚族和阿塞拜疆族之间，刚刚爆发了血腥的纳戈尔——卡拉巴赫冲突。此后，波罗地海国家、西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地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暴力冲突此起彼伏。由于苏联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没有什么经验可遵循，故当时的苏共主要领导人对突然凸显的民族问题缺乏必要的准备：先是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而等到局面失控，又惊慌失措、顾此失彼。
从1988年4月起，在波罗的海地区三共和国陆续建立了民族主义组织人民阵线，开始有组织和有纲领地从事民族分离活动。但这仍然没有引起戈尔巴乔夫的警惕，甚至把它们当作“支持改革的力量”加以称赞。1988年10月1日，“爱沙尼亚人民阵线”举行正式成立大会时，戈尔巴乔夫竟然委托参加成立大会的共和国******第一****维亚利斯转达他对人民阵线成立的祝贺，“祝贺人民阵线支持改革成功”。戈尔巴乔夫这种极为错误的举动，助长了波罗的海地区三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势力的嚣张，并为其他共和国成立类似人民阵线的民族主义组织开了绿灯。此后，在波罗的海地区民族主义带动下，在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以及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共和国也都相继成立了以民族主义为主要倾向的各种组织；在俄罗斯联邦的许多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自治区也纷纷建立类似人民阵线的各种民族主义组织。后来全苏各地民族主义组织迅速发展，总数多达数万个，〔25〕这为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发展和民族分离主义活动创造了组织条件。
戈尔巴乔夫提倡“民主化”和“公开性”，原意是打破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情，以求摆脱“停滞”的困境。然而，他万万没有料到，他急躁冒进的“民主化”会被民族主义势力利用，引发民族矛盾大爆发。民族分裂分子把自己首先打扮成“民主派”，并与俄罗斯内部的“民主派”彼此呼应，先后夺取了地方政权；而其一蹴而就的“公开性”则成为揭开历史伤疤、加深民族仇恨的利器。而苏共主要领导和苏联人民，显然没有分清楚人民正当的民主诉求与民族分离主义的区别，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对民族主义予以镇压。戈尔巴乔夫既然自己启动了“民主化”，就不想再成为“改革的扼杀者”，因此在地方分离问题上处处被动，试图靠“说服”“威胁”来压制野心家们对最高权力的渴望。而对于铁了心要靠分裂国家达到掌权目的、又有本族群众狂热支持的民族分裂分子来说，“说服”不啻于一种鼓励。因此，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民族关系发展状况的错误估计，使苏共失去解决敏感和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的机会，错误的改革政策为民族分离主义泛起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膨胀创造了条件，导致爆发一场规模巨大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使苏联面临解体的危机。〔25〕
由于各加盟共和国纷纷提出独立要求，导致苏联日益呈现分崩离析的局面。而糟糕的是，原来的苏联宪法中，规定有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的权力。当时宪法的拟订者们大概想都没有想过，在苏共严密控制下的加盟共和国居然有独立的可能，因此“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