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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5部分

高科技军阀-第175部分

小说: 高科技军阀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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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对中国来说,***很可能是想以投资手段使中国殖民化。然自另一种意义言,亦可谓彼等之***。盖以二亿巨资,一无切实之抵押,二无高息回扣,结果强半流为无着落之滥债,主持之寺内、胜田诸人受其国人之谩骂攻击,不可胜数。事实上,这借款的抵押,连中央政府的国库券都算上了,实在是滥无可滥。不过,严格地说,跟此前的外国借款比,西原借款利息其实并不低,一般都是7厘半或者8厘,只是借款时规定,借款的款项可以放在***银行,由银行支付5厘的利息,一来一去,实际的利息就低了。可是我政府用钱孔急,根本没有存放的可能,所以这项优惠,实际上等于没有。相比较起来,此前的借款,虽然有高至1分3厘的,而且按月支付利息,如清时左宗棠西征借款。但也有比较低的,比如甲午战后,清政府跟四国银行的借款,也就是4厘左右。唯一的区别,就是这样的借款都有巨额的回扣,借款实付打折,四国银行贷款,就按折扣付款,而且抵押物一点都不能含糊。清朝最后一年,当时邮传部跟***银行的1000万日元的借款,虽然是5厘利息,但95折支付,而且还要加付2?5‰的佣金。所以,所谓西原借款的优惠,主要体现在不要回扣、十足支付和没有切实抵押上。当时中国的外债,无确实担保的借款,以***最多。因此,从纯粹的经济账上看,***的借款是亏了。但不管结果如何,西原借款的日方操办者们,即使***也绝对没有人想卖***的,他们大方的借款,背后还是有所图的。实际上他们算的是获利更大的政治账,只是由于现在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寺内、胜田和西原他们的如意算盘,没能实现而已。”
(二百二十四)游行
    (二百二十四)游行
    “说的不客气一点,你曹总长是在走钢丝撞大运。”章宗祥的声音透着深深的忧虑,“你既然清楚***人是算政治帐的,还要借这些钱花,这是在碰侥幸。而且一旦传到民间,你曹总长***贼的名声,可就再也洗不掉了。”
    “***贼什么的名声,我倒是不在乎,我只想为国家做一点实事,整天喊那些空洞的口号有什么用?”曹汝霖听到了窗外隐约传来的示威呼喊声,并没有在意,说道,“***人虽有图谋,还得看我们如何利用,段督办之所以同意借日款,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政府实力,使政府有力量号令全国,防止南北分裂,并可引入日资发展经济。如能使国家走上正轨,几年后,必有统一强大之中国出现,斯时以前的那些约定,政府均可以有力量重议,甚至于和各国所订之条约,凡损及我主权者,也都可以争回。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段督办请我出山担任交通总长,我踌躇再三,还是答应了的原因。”
    听了曹汝霖的解释,章宗祥和陆宗舆都明白了过来,不约而同的点了点头,但脸上忧虑的神色仍未消失。
    “当初孙氏允诺满蒙归***,也是想以此获得上位之资本,结果最后落得个事败身死遗臭万年的下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孙氏当年之举,不可不为段公戒。”章宗祥说道。
    “段公于‘二十一条’交涉期间,一意主战,本为最坚定之反日派,如今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非但国民讶异,就连我等,也是难以理解的。”陆宗舆叹息着说道,“段公之才略,比起袁公来,其实还是要差上了一层。”
    听了陆宗舆的评价,曹汝霖和章宗祥想起了故去的袁世凯,也都禁不住叹息了起来。
    作为北洋系的资深官僚,曹章陆三人对袁世凯和段祺瑞的认识,都比较深刻。作为现在北洋系的第一号人物段祺瑞,虽然是优秀的军事将领,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和领袖,比起他曾经的主公袁世凯来,都要差上一些。但段祺瑞的志向,却并不比袁世凯小。段祺瑞志向远大,而且意志坚定,他想要做的事,只要认准了,无人能够撼动他的意志,而他现在想要做的,就是让中国在他的手中实现统一和强盛。
    袁世凯死于帝制自为,最终的后果,造成了中国的南北分裂。而多少年的公论,分裂的中国是不可能强大起来的,若要中国富强起来,就必须实现真正的统一。而段祺瑞在“再造共和”之后,认为国家不但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南北分裂的趋势反而越来越明显(在段祺瑞眼里,杨朔铭已经成了南方最大的军阀)。段祺瑞苦于自己手中没有象样的武力,但如果想要拥有武力,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行的。
    当时的北京政府,虽然未必象许多报纸讽刺的那样,政令不出都门,但在各省基本都不向中央解款的情况下(相比之下,倒是杨朔铭控制的南方各省做得好些,时不时给中央政府一些接济),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几条有数的铁路收入和北京市内崇文门关税,再就是支付庚子赔款和其它借款的关余和盐余。这点钱,事实上连维持中央政府和直属军队的日常开支都不够。而欧洲来援的用于参战的款项,一直是由外国人经理的,专款专用,截流很少。除了财政和交通两部,北京政府的其它部门一律欠薪(海军部之所以倒向杨朔铭,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薪饷的解决也是一个重要缘由)。发行公债,一开始还可以筹到点钱,但到后来却总是无法归还本息,最后也就发不动了。尽管如此,但段祺瑞的意志,并没有因此而动摇。
    为了能够筹到钱,段祺瑞想到了在弘宪帝国覆亡后一直赋闲在家的曹汝霖,便一再请其出山。而曹汝霖此时已经被西原龟三找过了,他了解到了***政府有意资助段祺瑞统一中国,也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而就答应了段祺瑞的请求。
    在和西原龟三接触多次后,段祺瑞也了解到了寺内正毅的用心,但他仍然同意接受***方面的资助,正象曹汝霖说的那样,是想利用***的财力完成全国的统一。
    对于滚滚而来的日元背后的阴谋,段祺瑞其实也是心知肚明的,但他坚定地认为,一旦中国实现统一,变得强大起来之后,剩下的事情,还是“好商量”的。
    在后世的人们看来,这样的想法可以说是自己给自己挖好了陷阱。但在当时而言,持这样功利主义的政治家不在少数。从康有为到孙中山,都有过出***家领土主权换得中国改革强大之资本的设想和行动。段祺瑞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
    此时曹章陆三人还在赵家楼曹汝霖私宅内谈论,他们全然不知,很快,一场大祸即将临头。
    北国的春天,来得迟,去得早:“春来也无信,春去也无踪,眼睛一眨,在北京市内,春光就会同飞马似的溜过。屋内的炉子,刚拆去不久,说不定你就马上得去叫盖凉棚的才行。”正因为北京的“春光”稍纵即逝,“踏青”成了雅俗共赏的游戏。
    只是1920年的6月,山雨欲来,绝非表达文人雅兴的恰当时刻。
    6月4日算得上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此时的人们,却总觉得头上是一片阴云。六月初,在北京算得上是春暖花香的日子,但人们的爱国热情,也在这个时候,一天天地高涨起来。
    北京的承天门前,正阳门里大道两旁的槐柳,被一阵阵和风吹过摇曳动荡,而从西面中央公园的红墙里,却飘散出来各种花卉的芬芳,假使在人稀风小的时候,也还可以闻到。但在这一天,北京的学生们却并没有赏花的“闲情逸致”,在他们的心里,一心想着的是“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1920年的春天,已经被北京人普遍冷落。突如其来的巨大危机,使得世人的目光,全都转而投向了承天门前呐喊的青年学生们。
    以红墙为背景而又无意于观花赏木的约4000名青年学生,正手举白旗,在那里列队示威。学生们有的穿着夏布大褂,有的戴着***式的毛绒帽子,学生中穿长袍的占大多数,也有穿短黑制服的。因为春夏之交的北京的气候,实在说不准。在北京,春天似不曾独立存在,如不算春是夏的头,亦不妨称为冬的尾,总之风和日暖让人们着了单夹可以随意徜徉的时候真是极少,刚觉得不冷就要热了起来了。尽管大清早虽然还有点微凉之感,到了午间却已让人感到烦热,谁爱穿什么样的衣服,此时其实已经无所谓了。
    中午以后,天气渐热。在这大热天里,这些一心一德的四千学生同处于烈日之下,虽无厌倦之容,却难免有忿恨之态。
    承天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是北京皇城的正门。清顺治八年重建,此后三百多年,城楼的基本格局没有大的改变。从承天门到与之相对的中华门之间,即为御道,两旁为明清两代的中央政府机关。即便进入民国,户部街、兵部街、***街等地名,依旧提醒着此处乃是无可替代的政治中心。从皇帝举行颁诏仪式的神圣禁地,变为青年学生表达民意的公共场所,承天门的意义变了,可作为政治符号的功能却并没有变。集会、演讲、示威于承天门前,必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这几乎成了20世纪中国政治运作的一大诀窍。地方宽敞当然不无关系,可更重要的,还是因其象征着政治权力。
    学生们的行动早就惊动了报刊媒体,当记者们赶到承天门时,学生不过聚集了六七百人。然而过不多久,便有大队学生手持白旗,纷纷由东西南三个方向云集而来。
    对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这次大规模学生示威游行的全过程,当时的《京华日报》记者写下了这样的记录:
    “法政专门学校代表等大家到齐,学生们便要游街示众,叫我们国民也都知道有这种事体。游街后再到东交民巷英、美、法、意各国使馆提出说帖,表示我们的意思。完后还要转到这里,开会商议善后办法。……教育部某司长劝说无效、步军统领李长泰急忙赶来承天门,立于红墙之下,劝说学生,学生代表又向李统领婉言曰:‘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各校学生大呼走走。李统领亦无言,旋取下眼镜,细读传单,半晌后对群众曰:‘那么,任凭汝们走么。可是,千万必要谨慎,别弄起国际交涉来了。’言毕,嘱咐警吏数语,即乘汽车而去。学生全体亦向南出发。”
    “今参加游行的13所学校,处在东西长安街以北的就有8所。北大学生因与前来劝说的教育部代表辩论,耽误了不少时间,故最后一个到达***前。”
    “学生的意愿,最早的设计,确实就只是提交说帖,表达民意。这一点,从北大学生罗家伦所拟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可以看得很清楚。学生用白话文草拟群众集会的传单,简单明白,流传甚广,现录如下:”
    “现在***以向我政府借款为名,欲图管理我***事,控制我国金融,眼看就要成功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欺侮!国家要灭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此通告虽慷慨激昂,其实没有采取激烈行动的想法,只是呼吁国民起来关注政府日元借款问题。所谓‘外争主权,内除***’,也只是寄希望于‘国民大会’之召开。相比之下,北大某学生所拟的《北京学生界宣言》,便要激进得多,现录如下:”
    “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此虽只是字面上的暴力除奸,未见游行学生准备手枪炸弹。晚清之侠风高扬,暗杀成风,国人斯时记忆犹新。自民国建立以来,政府严禁会党活动,谴责政治暗杀(起码表面上如此),而北大学生宣言之放言手枪炸弹,与其时之流行无政府主义思潮,不无关系。两份宣言之微妙差别,隐约可见学潮中之不同声音也。”
    “学生之所以集会承天门前,因此处及西侧的中央公园,乃民初最为重要之公共活动空间。承天门附近,明清两代均为禁地。民国肇兴,方才对外开放,东西长街顿成通衢。遂不得不亟营公园为都人士女游息之所。社稷坛位于端门右侧,地望清华,景物钜丽,乃于民国三年十月十日开放为公园。民国初年,京城里文人雅集,往往选择中央公园;至于大型群众集会,则非承天门前莫属。”
    “最先至者为高师、汇文两校,北大因整队出发时,有教育部代表及军警长官前来劝阻,理论多时,故到***最迟。凡先到者辄欢迎后来者以掌声,而后来者则应和之以摇旗,步法整齐,仪容严肃,西人见者,莫不啧啧称赞。学生游行并不妨碍治安,故被作为文明社会的表征,得到相当广泛的同情。”
    但此时的记者们也并没有想到,这一回的学生集会和以前可是大不相同,因为组织者既不是政府,也不是学校,而是学生们自己。走上街头的学生,他们的抗议游行,既指向列强,也指向当局。集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标语,是北大学生在前天晚上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的“还我主权”四个大字。
    在学生们陆续到齐之后,学生领袖们的演讲便开始了。
    “此时在偌大的承天门广场上,并没有扩音设备,演讲者站立在方桌之上,虽然慷慨陈辞,但现场中大部分人实际上听不清演讲内容,只是因为有很多标语,加上不时呼口号,知道大致意思。但这已经足够了,读过宣言之后,呼过口号,队伍开始向南、向东、向北移动。”“四学生代表前往美国使馆交涉,美使不在,学生遂留下言辞恳切之‘说帖’。其时国人对于美利坚合众国及其总统威尔逊大有好感,故直率陈词,请求美公使转达此意于本国政府,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英、法、意诸国使馆也有学生代表前往交涉,亦答应代为转呈说帖。至于申请穿越使馆区游行,始终未得到允许。学生之所以欲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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