暧昧的政治-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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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秦奉行之政策无一不误之故，所以应先将前朝旧政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推翻再说。项羽称霸，分封诸国，就可说是封建制度的复辟，也可看成一种正在灭亡的制度，在寿终正寝前作最后确认的一种挣扎。事实上，要不是张良及时制止，刘邦也几乎听从审食其的意见实行分封了。
项羽的灭亡，给刘邦吃了另一剂清醒药，于是汉代视统一为第一大事。尽管建国伊始迫于习惯和各种压力分封了一些异姓诸侯王，如韩信、黥布等，但是很短时间内，他们皆以不同借口被彻底清除。发展到后来，连本来分封以捍卫王室的同姓诸侯王也成为问题，因为几代下来，亲情渐薄，特别是异姓王被清除后，对中央集权惟一有威胁的只剩他们。贾谊、晁错等就一辈子以此为务。有人以为贾谊一生怀才不遇，但是他关于平抑地方诸侯王的观点在当时得到了全面地贯彻则是事实。早如文帝时，就分齐为六国，淮南为三。景帝和武帝则采用种种手段削减诸侯的领地，派官员监视各诸侯王，贬低诸侯国官吏的地位，限制诸侯王和士人交游，剥夺诸侯王的官员任免权等。到武帝一朝，基本解决了此问题。
如果说此时诸侯王的日子尚不如一般百姓，定有混淆阶级矛盾的嫌疑，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却是千真万确。因为诸侯王的物质生活比百姓当然不知好多少倍，只是人一旦有了较充足的物质财富后，对人生各方面反有更多的追求，也是人之常情。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因为中央政权除了对他们吃吃喝喝不加管辖外，其余的一概要管。如果一个诸侯王天性老实，敦厚谨慎，他还可以忍受做一个囚牢中的富家翁；但倘若他较有血性，不堪忍受监视和管制，心头的怨愤不免喷发而出，就会制造出一些麻烦，此时如再受挫折，就会走上下坡路，往而不复。
明白了这一点，再回头读《汉书》的诸侯王传，感慨无限：
赵幽王刘友，刘邦之子，吕后以吕族女子为其王后，附带监视的使命。刘友受不了这种婚姻，喜欢上别的女子，王后就诬告刘友有大逆不道的言论。吕后大怒，将刘友召到京师，包围软禁，不供给食物。刘友作歌曰：“诸吕用事兮，刘氏微；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自快中野兮，苍天与直！于嗟不可悔兮，宁早自贼（自杀）！为王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刘友就这样死去，朝廷以平民之礼收葬。
赵共王刘恢，亦刘邦之子，吕后以吕产之女为其王后。刘恢有爱妃，王后妒忌，以毒药药杀。刘恢大恸，为歌诗4章，令乐人歌之，6月后，刘恢自杀。
中山靖王刘胜，在武帝初立时入朝，武帝置酒招待。刘胜闻乐声，不觉涕下沾裳。武帝问其故，刘胜对曰：“心结日久，每闻幼渺之声，不知涕泣之横集也。”自己是皇亲，大臣们与皇帝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他们群居党议，朋友相援，搞得宗室不亲，骨肉相残，真可痛也。
于是，我们对《汉书》中罗列的诸侯王的各种罪状，不免有新的想法。简单地说，这些罪状可能属实，也可能不属实，而且各有两种成因：
诸侯王的另一面（2）
先说属实。第一种成因，就是那些公子王孙确属纨绔子弟，从小在锦衣玉食中打转，不知世事艰难，所以荒淫放纵，无所不为。这是最容易理解的，也是《汉书》最想灌输给读者的印象。但是第二种成因，也是《汉书》所不重视的，即某些诸侯王的荒淫举动还是有他自己的理由。如有些诸侯王的乱来不过是他们保持人身自由的努力，上篇说过的以种种诡计诛杀汉相的刘端和刘彭祖，就是因为汉相由中央派来，除掌管日常事务外，还兼有监视诸侯王的特务使命，他们不堪忍受此种生活，所以想尽办法搞死汉相；又另有一部分人，可能生来不安于安逸生活，而具有某一种强烈的创造力和生命的冲动，如若他们生于贵族之家，倒有可能成为一代名臣，如刘彭祖天生酷爱吏事，最愿带一帮人去执行公安局的使命追捕盗贼，但不幸的是他生于皇家，在事业上发展的可能性全被剥夺，这种身份上的束缚使得诸侯王本来正常的举动显得乖僻无理。
从不属实的方面来说，大抵是史书所载，根据的是由中央派去负监视任务的相、郡守等等的汇报，而这些汇报故意夸大了诸侯王们的荒淫。至于夸大的缘由，其一当然是他们与诸侯王不甚相得，因此故意中伤。这很容易理解，此处无需展开。有趣的是他们可能与诸侯王关系不错，出于另一种目的故意夸大诸侯王的罪行。这种推断并非无稽，有史为证，如霍光废刘贺立宣帝，宣帝立9年后，放不下心，秘密命令山阳太守张敞前往察看刘贺情状，张敞前往察看后写给皇帝的报告，很有意思，为了存真，姑录原文如下：
臣敞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五月视事，故昌邑王居故宫，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闭大门，开小门，廉吏一人为领钱物市买（到市场上买东西），朝内（早上拿进）食物，它（其他东西）不得出入。督盗一人别主徼循（巡查），察往来者。以王家钱取卒（雇人），宫清中备盗贼。臣敞数遣丞吏行察，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视居住状：故王年二十六七，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锐卑，少须眉，身体长大，疾痿（中风），行步不便。衣短衣大绔，冠惠文冠，佩玉环，簪笔持牍趋谒。臣敞与坐语中庭，阅妻子奴婢。臣敞欲动观其意，即以恶鸟感之，曰：“昌邑多枭。”故王应曰：“然。前贺西至长安，殊无枭。复来，东至济阳，乃复闻枭声。”臣敞阅子女持辔（人名），故王跪曰：“持辔母，严长孙女也。”臣敞故知执金吾（官名）严延年字长孙，女罗敷，前为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语跪起，清狂（白痴）不惠。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财物簿。臣敞前书言：“昌邑哀王（刘贺之父）歌舞者张修等十人，无子，又非姬，但良人，无官名，王薨当罢归。太傅豹等擅留，以为哀王园中人，所不当得为（按法不能这样做），请罢归。”故王闻之曰：“中人守园，疾者当勿治，相杀伤者当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罢之？”其天资喜由乱亡，终不见仁义如此。后丞相御史以臣敞书闻，奏可，皆以遣。
史书言：宣帝看完报告后，“由此知贺不足忌”，次年，封贺为海昏侯，食邑4000户。王夫之评论张敞，认为他故意诱使刘贺讲一些狂愚的言词，以此来保全刘贺生命，不愿多生事端，是一位忠厚好人。此说虽无新史料可证，但依常情推断，可以成立，因为奏报一个诸侯王勤俭克己、爱护百姓、以德服人，绝对比说他荒淫无耻等更使最高统治者惊慌。这样看天子未免刻薄，却是确凿的事实，如若不信，有史为证：《景十三王传》中那位惟一表现好的刘德，在《汉书》中也被立为好榜样，他平生爱书如命，每从民间得一好书，必定再好好抄写一遍，将抄本还给人家，并赐以金、帛，留下原本，而且他还不像淮南王刘安喜欢介入现实政治，刘德只以整理研究先秦古籍为务，死后所以被谥为聪明睿智的“献”，成为官家表彰的榜样。但是西汉末年杜业上奏引旧事说：刘德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武帝时，献王入内朝见，多次问以治国方策，献王应对无穷，武帝勃然大怒，说：“商汤以七十里，周文王以百里得天下，你再努力一下就快了。”刘德回国，一改旧态，纵情声色，以终。这一段不太引人注目的出于《史记》裴骃集解的文字，倒是一语道破历史的真相。
汉初政风
汉初政风，尽在“不近情理”中。
此语虽然突兀，却有两个真实的故事可以证明：
那是汉文帝刘恒一次游玩到皇家公园中的动物园时，旁边跟着上林尉（管理处长），文帝不免问几个问题。谁知十余个问题问过，此公环顾左右，哑口无言，工作态度可以想像。这时，虎圈管理员接上来对答。文帝连着发问，管理员对答如流，不带疙瘩。文帝大为满意，夸奖道：“为吏难道不当如此吗？上林尉太差了！”马上令张释之将管理员封官。张释之道：“陛下以为周勃、张相如何如？”文帝道：“忠厚长者。”张释之道：“二人皆言事不能出口，拙笨老实，岂效法此管理员喋喋不休语词便给哉！秦朝用的，就是这一帮刀笔之吏，万事苛察细求，徒具表形，忽略质实，国家因而土崩。现在陛下因人能言而提拔之，我恐天下之人争为利口而无其实也。”文帝大悟。
台湾的柏杨先生对此事大为不满，考证出上林尉有强硬后台，人家不敢惹，张释之出来狡猾圆场。我则以为柏杨先生大谬，因为他没有细察“萧规曹随”这一成语。
公元前193年，萧何死，以曹参代，曹上任后，诸事一无变更，专拣文辞木讷的忠厚长者进入丞相的秘书班子，而精明深刻、追逐名声的，一律赶走。曹参自己日夜饮酒，不治事务。有来提工作建议的，曹参让他坐下先喝酒，灌醉了，就赶走，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说上一句。汉惠帝大为不解，以为相国小看自己，但当面责问又嫌无所退步，就把曹参的儿子找来，让悄悄问一下曹参。曹参一听大怒，将儿子打了200鞭。第二天早朝，惠帝说；“那是我让问的。”曹参于是道歉，并针对惠帝的心中疑问说：“陛下自己看着与高帝（刘邦）比谁厉害？”惠帝说：“我怎敢与高帝比？“曹又问：“陛下看我与萧何，谁能干？”惠帝说：“似乎你不如他。”曹参说：“陛下之言是也！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现在你只需垂拱而治，我等恪守本职，不就结了吗？”曹参为相3年，国家清静，万民颂扬。
说曹参耽于酒食，不理政务，无疑是小看了千古名臣。那么，说张释之巧言令色，欺上瞒下，当然也低估了他的骨气——张释之便是因几次当面顶撞皇帝和皇太子成名的。他们之所以如此“不近情理”地行事，在我看来，是因为他俩深刻地认识到了大汉帝国的立国基础。
汉承秦制，少有变更。而秦王朝首次统一中国，有现实上的深刻原因却非经济上的必然要求。当时全国各地的经济没有太多的交往要求，生产与交换大部分局限于较少的地域内，也无任何具体统计数字供国家宏观决策。在此情形下，一个王朝只能以政治与文化理想号召天下，而不能采取较具体的政策或措施。如果有人拿出数学家或统计学家的劲头颁布具体措施要求各地推广，由于统计基础薄弱及各地情形不一，各地官员自会依照自己的想法将令旨任意删削，同时汇报大功告成，因旨意不合实情而认真贯彻造成的疏漏在所难免，如果再碰上一些狼心狗肺者，借机大肆中饱私囊也会发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曹参不改前法，清静无为，以免多事，不失为一种好法子。至于张释之，从另一个角度看，他认为一国初兴时，必定质胜于文；而文胜于质之际，如天下官员皆是能言善辩、善察上意之辈，则定是国家衰败的开始。因此他一定喜欢质实的官员，宁可他百事不通，至少有不生事的好处。汉初自刘邦至景帝，信奉黄老之学，清静无为，百姓安居，国家大富。
千古名臣张释之
西汉前期，名臣群出，然读史、汉诸传，使人悦然心服、肃然起敬的，似乎只有张释之一人。
张释之，字季，南阳堵阳（今河南方城东）人。他以捐献家财而得以成为骑兵禁卫官，以言词打动文帝，屡得升迁。在谈汉初政风的一文中，我们已经引过张释之的故事，但文帝真正看重张释之，还是在张任公车令时。那时张释之的职责为看守宫门，按规定，人乘车经过宫门必得下车，相当于我们今天进出单位大门时得从自行车上下来一样。但是有一天，皇太子与梁王同车入朝，经过宫门时没有下车，张释之当场追上，不让太子、梁王入殿，并上书劾奏两人不敬。文帝亲自出来批评自己教子不严，太后颁下诏书赦免了太子和梁王的不敬之罪，此事才算过去。文帝由此对张释之十分看重，几次提拔，后为掌管司法的廷尉。
张释之在此位上，真正显示出他千古名臣的风采。那是皇帝有一次在城内巡行至中渭桥时，有一个不明身份的人突然从桥下跑出，惊着了驾御车的马匹。此人被捕，送廷尉处问罪，自供云：本在走路，听说皇帝将经过的消息，躲到桥下，等了好久，以为皇帝已过，出来，一看不对，便想逃开，不料惊着御车马匹。张廷尉调查属实，按律罚款若干。文帝大怒：“此人惊着了我的马匹，假如我的马性子暴烈一点，我早被伤着了。张廷尉竟然只罚他款。”龙颜大怒，话锋已有所向，换成一个聪明点的廷尉，此案该如何判决早已明白。这时只听张廷尉抗声言道：“法，天子与天下百姓共有。今天按照法，则应该如此判决，再行加重，法便无从取信于百姓。而且如果当时皇上当即把他杀了，也就罢了，现在既然在我廷尉这里处理，廷尉掌管天下之公平，我一不公平，法令便会失去公平，百姓便无所措其手足。请陛下察之。”过了良久，文帝说：“廷尉是对的。”
还有一次，有人偷了高祖庙的玉环。文帝将此案发给张释之。张释之按法论当杀头。文帝大怒：“小民胆大包天，竟然偷盗先帝的庙器，我想你该诛杀他的全族，你竟然好意思拿法律来顶撞我！”张释之道：“法律规定如此，我只能如此判决。如果现在加以族罪，那么万一有人盗刘邦墓，陛下又能用什么更重的刑罚？”“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将何以加其法耶？”文帝与太后商量，批准了廷尉的判决。
法是什么？教科书上说，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在我这个彻底的外行看来，此说不过指出了法律的现实性。至于法律的永恒性，即它承载永恒的正义与公平，则没有涉及。从根本上说，法律必须体现人世间的正义与公平，所以刘邦入关后约定“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