暧昧的政治-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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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2000年前的张汤及其恶迹，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写来看来也许都甚为漠然。只有那些辗转呻吟于酷法之中偷生苟活的人们，只有那些屈死于株连被无辜定罪的冤魂，才真正知道张汤的可恨，也才真正理解自由与法制的本来意义——人人都有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权利，都有不受无理之搜查和拘捕的权利。政府的天职在于捍卫这些权利而不是践踏它。
南人朱买臣
汉代是北人逞英雄的时代，朱买臣因而成为少数曾在政坛上活跃过的令人注目的南人之一。他的政绩不常为后人提起，但这个名字，民间却津津乐道，这全是因为他与结发之妻的传奇式故事。今天看来，这个故事可能正充分地体现了南人的特点。
朱买臣，今浙江桐庐人，出身贫寒却喜欢读书。他不像规规矩矩的百姓用心耕耘，积累家产，只到无主的山上打柴，卖了养家糊口。做这种几近懒汉的无本生意当然被勤劳的乡人看不起，而且朱买臣一边挑柴一边常常还要吟诵古书，弄得行人掉头相顾，诧异完后当然是一通嘲笑，让跟在朱买臣后面的妻子好难堪。这位女子实际上是个颇能吃苦耐劳、恪守道德的好人，只是脸皮较薄，对丈夫路上吟唱引人围观很不高兴。她数次劝丈夫不要在大路上表演，朱买臣却狂性发作，索性放喉高叫。朱妻真是恼羞成怒，提出离婚。朱买臣说：“我命定50岁富贵，现在已是40多。你嫁给我吃苦那么多年，还是等我发迹后报答你吧。”妻子听后更是恼怒：“像你这样的人，饿死在沟壑中还差不多，哪里可能富贵！”于是两人分手。这位女人后来再嫁了老公，有一次与夫上坟，见朱买臣仍在墓间砍柴，恻隐心动，将带来的食物全送给了朱买臣。
几年后，朱买臣跟随官员上京公干，得到同乡得意文士严助的帮助，得以面朝天颜。一番晤谈，武帝甚为欢心，于是让朱买臣当官，又任命朱回故乡做会稽太守。武帝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
朱买臣开始彻底表现出南人的劣根性。他刚刚得志，便故意假扮困苦，借以制造无聊的喜剧。他以前住在会稽郡在京城的办事处，在那里蹭过几顿饭吃，这次当上了太守，他仍旧穿起破衣，系好大印，步行到旧住处。会稽来的官员正在喝酒，和往常一样不理他。他也不作声，先与仆人们一道吃饭，尔后将大印故意似露非露地显示。仆人拉出一看，见是太守大印，大惊，马上向吏员们汇报。吏员都已大醉，听后嘻笑吼叫：“不可能！”仆人说：“你们自己可以去看。”一个素来看不起朱买臣的入内张了一眼，大呼“果然”。众人于是惊骇莫名，列队按照礼仪进入拜谒。朱买臣拍拍衣服，徐徐起身——他追求的就是这种喜剧效果。
朱买臣带队回乡赴任。入郡界，看见前妻与其夫在整修道路迎接太守，他就下车相认，估计他那时脸上挂的是假惺惺的谦和微笑。而后他命令后车将他们接到太守的住处，让他们住到后花园，供应好衣美食。如果是一个善良的男子，补偿前妻一些财产后分手则很恰当，朱买臣偏偏与前妻天天见面，让她心中暗暗比较前后两个丈夫的高下。这种表面客气其实阴毒刻薄的做法终于让前妻不能忍受，这位女子在享受一个月的丰饶生活后，上吊而死。
后代民间对朱买臣与其妻的故事兴趣浓厚，而且重点常在于嘲笑那位女子。其实，从史书的记载来看，这位女子除了比较顾面子外，并没有什么太差的地方。而朱买臣小气非常又要装得雍容大度，稍有得志便沾沾自喜得意非常，爱玩小花样，爱搞小动作，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南方狭隘小男人的特性。我们看与朱同时遭遇也差不多的齐（今山东）人主父偃，当了大官后将亲戚朋友都叫来，每人给一笔钱，然后说：“以前你们都看不起我，现在我当了大官后你们又来拍马屁，已经晚了。以后你们永远不要再入我门。”虽然行为粗暴狠毒，但是狠毒得大气、痛快、酣畅淋漓，听者虽没有面子，但是听得清爽，搞得灵清，不像朱买臣假惺惺地客气体贴，倒把人家逼得自杀，自己又不担任何罪名。只是这点花样容易被他人看破，朱买臣最后就在政治斗争中玩这般的花样玩死，也真是得其所哉，一点也不冤他。
喜剧人物东方朔
比起武帝的其他大臣，东方朔的名气似乎来得更大。早在东方朔生时及其死后，民间就已遍地流传关于他的种种传奇。依照平民百姓的审美情趣，东方朔显然比公孙弘、石建等等更适合他们的胃口。
东方朔的机智毋庸怀疑，而更著名的则是他的诙谐滑稽，这恐怕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素质。每当局面困窘、难以为继，东方朔总能靠其天生的急智和伶牙俐齿，躲过一次次灾祸，赢得主子的欢心，笑倒众生，化险为夷。事实上，他第一次亮相，就是靠浓厚的喜剧色彩引起主上的注意。那时武帝刚刚即位，征求天下贤良方正文学材力之士，并且一被看中就有意想不到的官职。天下才人无不激动，上千的人来到京城上书，夸耀自己，卖弄才华。东方朔有别人学不去的一套，他上书说：自己“年十二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换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少年聪慧，文武双全，饱读诗书，精通兵法，讲道德，通武艺，再加年轻貌俊，身材修长，浑身上下挑不出一点毛病。在那么多自吹自擂的人当中，东方朔肯如此往自己脸上贴金想来也是头一份，自然被格外关注。当然武帝决不会那么傻地以为世上真有如此完人，所以命他待诏公车，比规规矩矩应付的公孙弘、主父偃等要差一个档次，俸禄也菲薄得多，也未能拜见天颜。
东方朔又想出一个让皇帝召见自己的办法。一天，他骗皇帝宠爱的侏儒们说：“皇帝觉得你们耕田不行，当兵不行，做官也不行，只会吃穿，无益于世，要杀光你们了。”侏儒们吓得大哭。东方朔说：“皇帝来时，你们赶快叩头请求，也许能免一死。”侏儒们当然照办。武帝大奇，问清事情缘由，召来东方朔。东方朔曰：“我是活也这样说，死也这样说了：这些侏儒长只3尺，拿一袋粟，240钱；我长9尺余，亦拿一袋粟，240钱。侏儒饱得要死，我却饿得要死。你若觉得我还可用，那就加点俸禄；不然，就把我赶回老家，免得浪费长安米。”武帝大笑，才令他待诏金马门，渐得亲近。
这般奇奇怪怪的喜剧场景在东方朔身上发生多次，在此也不必详细道及。我们更为关心的是他何以有那么放荡不羁的生活态度。比如皇帝赐他吃饭，饭后他径将案上的所有肉食打包拿走，弄得汁水淋漓，衣裳尽污；有一次醉后甚至在皇帝的殿中小便。考虑到他是位美男子，他拿到的俸禄尽数花在京城美女身上倒可理解，略为可议的是他娶妇一年后辄弃去，选美另娶。当时他的同事也看不过他的放荡，大半称他为“狂人”。武帝闻后说：“如果东方朔不这样乱七八糟，你们怎么能与他相比！”
这恐怕是人天生的性格特点。我们看天份甚高的人们，极少能循规蹈矩，慎厚朴实，而大多不遵绳墨，飞扬佻脱，其长处让人惊讶，其短处也同时令人注目。也许这些人物生来凭着特异的才干遍受尊重，可以不知检点，更也许是他们的精力早已消费在过人的长处上而无暇顾及其余。许多卓有成就的人物老年说自己其实很笨，我起初以为是谦词，后来才体会到并非虚语。一定的天份加上勤奋的努力，往往比许多只有甚高天赋的人成绩更大。所以我们对武帝关于东方朔的评价也不免怀疑，因为常常自诩才能的东方朔，决不可能做到谨慎自持，静默自守。作东方朔不乱七八糟会如何如何的假设显得毫无意义。
但是东方朔痛苦深沉的内心世界一般人不易体察。他在殿中曾说：“古之人避世于深山，我则避世于朝廷之中”，接着长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此语仅见于《史记》褚补，《汉书》中都未收录，可见班固也未留意。今之学者喜欢论及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及焦虑感，殊不知东方朔同样的体会更早而且更刻骨铭心。他作过一篇文章《答容难》，说：东周时期，天下相争，未有雌雄，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所以各诸侯尊崇士人，无所不及；如今天下已定，四夷宾服，士人又何足轻重哉，“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一语道破天机，也为自己如何处身找到了充分的依据。既然读书人今天本来无足轻重，那为什么不率意尽情、充分享受人生呢？我们看到东方朔也曾上书言事，一次用3000奏牍，两人方能举起，武帝读之，两月方尽，但我们更看到武帝对他仍以倡优畜之。所以东方朔的欢容后满是泪痕，笑声中愈见辛酸，满怀抑郁，愁肠九转，借一笑以发之，原来最酣畅的喜剧后隐藏的是更惨痛的悲剧。
司马迁和《史记》
以如此的文体和如此的篇幅，来谈这位“千古文章之祖”及这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完全是一种亵渎；但在一组谈论西汉史事的随笔中，如果闭口不谈司马迁和《史记》，那简直就是犯罪。权衡轻重，铢铢较量，笔者还是勉为其难，冒冒被方家哂笑的危险。
《史记·太史公自序》劈头就把自己的家世上溯到颛顼、唐虞、夏商之际。对上古史本人素乏研究，司马迁所说是否可靠因此无从置喙，但透过这一组典重的叙述，可以见出司马迁那种以远承上古文明传薪烛后为己任、自觉任重千钧前程漫漫的旷世情怀和高远风范。
正是这种旷世情怀和高远风范，才使他毅然站出来为人辩护以致获咎于身。当时李陵率不满5000之卒，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对十余万敌，转战千里，斩获过当，终因道穷矢绝，投降匈奴。消息传来，武帝震怒，群臣随而诋毁。而司马迁以为国士出生入死，不顾一己生计，群臣却在后方全躯保妻护子，一旦前方将领有事，便蜂起而攻，暴露人短，真至可痛。他怀着这种悲愤的心情挺身为李陵辩护，获罪下狱。
在狱中的肉体苦痛已不堪言，而精神上的摧折又远远过于肉体，它将司马迁原先的人生信仰打得粉碎。凭司马迁在国内长途旅行的丰富经验和对历史的充分了解，他原来本也知道世间充满着罪恶和不公，但他总相信与其相比道德和正义更具力量，明亮温暖的阳光会使一切妖魔鬼怪消踪匿迹、无所遁形；他原来本也知道物质财富对于人的重要性，像颜回那样的大贤也一箪食一瓢饮贫病早死，但他更相信精神上的充实远重于物质的富有；他原来本也知道官场上的人物朝三暮四、不足依恃，但他更相信肝胆相照的朋友在有难时会赴汤蹈火、一以当之。等到他自己入狱，才发现原来的想法大错特错，任何真理和道德勇气在狱吏的横暴面前都毫无意义，甚至堕落为笑料。而物质财富远比原来想像的重要，因为汉律例有以货赎罪法，大探险家张骞也曾下狱，后来用钱赎为自由身，而自己家中虽不能说一贫如洗，也是清素寒酸，根本付不出规定的区区财物。官场人物虽不足恃，但是原本来往的朋友也一个个做了缩头乌龟，生怕获祸，躲避尚恐不及，根本没有人出来仗义执言，排患释难。人生至此，夫复何言！
这场牢狱生涯是以宫刑结束的。这是一个人的受辱之极，刚强不折的人此时很可能选择自杀，以死向命运抗争。更多的人则会麻醉自己，沉潜不语，默默品味着苦难，享受苟活的余生。也有一些人则明确宣布以前的理想为虚妄，与恶势力同流合污，加入整人治人的行列。几种结果都很顺理成章，即使最后一种选择也情有可原。但是司马迁毕竟是司马迁，他以无比坚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的勇气，选择了一条超迈绝俗、彻底体现人类尊严的道路：继续写作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叙述人类在生存发展过程中的种种苦难，同时张扬为真、善、美而活，为自由和正义而活的光辉理想。这需要何等的胸襟，需要何等的勇气，为一切怯懦者如我辈凡人所难以想像。
太史公司马迁依然望向历史，不过，他的眼光已更为深邃沉痛，他的胸襟已更为宽大弘远，他的情感已更为抑郁奋烈。他打通了世上庙堂与牢狱的界限，他也学会了用更物质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他同时更加推崇特立独行、惟义是依的精神与气质。所以他的《史记》违背了古圣人制定的某些神圣不可侵犯的道德准则，而以独特的面目行之于世。如他单传苏秦、张仪，洋洋一万多字，篇幅大得异乎寻常，甚至不惜夸大事实，对能凭三寸不烂之舌坐谈封土、立取富贵的书生明确予以赞赏。同时他又将首阳山上怀思故国、抗议暴力、不食周粟而死的伯夷、叔齐立为列传之首，敬仰清士之情溢于言表。他曾专辟《货殖列传》，津津有味地叙述当时一些大企业家的发家事迹，同时明白地批评说：那些浅陋小儒，既“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直言“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但他同时又辟《游侠列传》，歌颂那些“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且“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侠士，推崇他们能不随世俗浮沉，敢为世所共弃之人开一生路。两种根本互相矛盾的观点如此水乳交融地体现在一个人身上，正说明了司马迁作为一个伟大思想家的难以企及之处。
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和《史记》竟然是那样地难以替代。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明与世界上其他两个文明即印度和古希腊文明一样发生了可称为“轴心期”的历史性突破，自由的气氛促开了百花的怒放，那么，随之而来的秦汉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