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风云-第1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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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鲁特对红军的看法已经证明是很错误的，所以他也不再跟人争论了。但是他认为别的美国人无动于衷或幸灾乐祸的态度是精神病。德军越来越近，空袭也越来越厉害。莫斯科密集的高射炮火在黑夜的探照灯光的上方形成一个起安慰作用的绿色、黄色和红色的烟火幕。但是炸弹还是落下来了。围城炮火的恐怖现在还没有来到。即使围城那一段他能活过来，斯鲁特想，他又能有多安全呢？那时候，罗斯福对纳粹主义的敌人明显的援助也许会挑动胜利的希特勒对美宣战。如果莫斯科沦陷，美国人也会象明斯克的犹太人一样，被带到峡谷中枪毙。然后阿道夫·希特勒可以表示道歉，说是搞错了，或者不承认发生过这样的事，或者说这是俄国人干的。
班瑞尔·杰斯特罗的故事使斯鲁特感到很恐怖。他曾经看过很多关于德国的书，除了他给拜伦·亨利那份书单上的书以外，他还看了很多别的。德国人那种天真、狂热的服从性。他们粗鲁残暴的气质，他们的精力和智慧，他们固执地以自己为核心，他们无尽止的抱怨世界都反时他们、对他们不公平，他们狂热地追求一个新的极端的经验——最后这个特性在那些富于想象的哲学家身上象泉水一样涌现，已到了使人恶心的程度，歌德还一劳永逸地把这个特性固定在浮士德的形象里。在莱斯里·斯鲁特看来，这些在欧洲的八千万怪人一旦放弃了他们严格而温顺的传统习俗，就有可能奉命屠杀无数无辜的人民而仍然兴高采烈，不感到良心的责备，一点也不会想到自己已经犯了暴行。德国人的精神令人摸不着底，这就是他们奇怪而可怕的地方。好象疏远而冷淡的孩子一样，他们又顺从又残忍。希特勒的可怕之处就是因为他了解他们。可以指望其他交战国家执行互相交换被围或被俘的外交官这样的规定。吓破了胆的斯鲁特认为：外交官们只能指望希特勒的德国人不吃掉他们，那已经很不错了。
窗外落日的余晖渐渐暗下去了。已经到了陪维克多·亨利一起去莫斯科空袭目标的中心消磨一个夜晚的时刻了。
不出所料，他在塔茨伯利套房里找到了亨利上校。虽然屋里很冷，但这个海军军官只穿一件衬衣歪在长沙发上抽雪茄。帕米拉在雪花石的维纳斯像上方盖着红灯罩的灯下，正往一件有皱痕的蓝色上衣上缝金色的条条。
“嗨，好啦！”亨利说。
帕米拉说：“铜扣也松了。不要让它掉得克里姆林宫地板上到处都是。喝点威士忌，掺自来水吧，莱斯里。俾弗勃洛克给了老头子一瓶。”
斯鲁特看了看表，在椅子边上坐下来。“不，谢谢。但愿你没有喝得太多，上校。你要吃俄国饭的话，最不需要的是酒。”亨利嘟噜了一句：“这还用你说！我一点也没喝。”
帕米拉在缝衣服，维克多·亨利抽着烟，这位外交官感到自己在屋子里是多余的。他一再地看表，咳一声说：“我说好六点钟在走廊上等海军将军，现在还差十分。我现在就去等他，一会儿你也来吗，上校？”
“一定。”亨利说。
“你看来很镇静，莱斯里，”帕姆说，“要真是我去克里姆林宫的话，我早就坐不住了。”
“亨利上校看来很镇静。”斯鲁特说。
“啊，他呀，”帕米拉说。“他是机器人，机械的人。突一突！冲—冲！叮当！”
“我需要新电瓶，”亨利说，，也许阀门也得修一修。”
这种亲切的玩笑使斯鲁特更感到自己是多余的。“好吧，十分钟内就来，”他说。
帕米拉说：“还有两个扣子。真混！扎了两次手指了。我就是不会做针线活。”
旅馆前面停着一排粗笨的黑色轿车，这是不常有的事。自从战争开始以来，莫斯科宽阔的林荫道和广场上本来为数不多的汽车已经减到了零。傍晚莫斯科人照常成群地出来散步，好奇地望了望车子，但没有停下来傻看。戴黑帽穿黑皮夹克的汽车司机和保卫人员站在车子边上。美国人称他们为“基督教青年会的男孩们”，他们是秘密警察，看来人们讨厌在他们身边逗留。但是穿得很漂亮的外国人从民族饭店的窄门挤出来上汽车时，行人排成了一个长队，这群安静的旁观者友好地睁圆眼睛盯着外宾的脸、衣服和皮鞋。
“你对那些航海图研究得怎样了？”斯坦德莱海军将军坐进后排的车座，调整一下助听器，问亨利道。他曾经一度是海军作战部长，已经退休了，总统请他出来参加这个代表团。斯鲁特没有办法阻止这个干瘦、坚忍、戴着眼镜、制服上有四排勋章缎带的人在俄国内务部特务人员面前说话，他们虽然不说，肯定是懂英文的。
“我弄不出什么名堂，”亨利说，“至于作战密码和讯号，别指望了。他们的人当面跟我说，他们没有这样的东西，他们用灯光或摩斯电码以明码相联系。”
“真胡说！你把我们的给他们没有？”
“我给他们看了一下我们的《通用讯号本》以及一些密电码。我差一点跟那个胖小个子海军少将打起来了，他已经开始把那些东西装进他的皮包里去，我又夺回来，对他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不会吧！你真这样干了吗？”海军将军说。“唉，你要为这个掉脑袋的，帕格。我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给，给，给。你呀，就该把我们的全部海军联络密码都交给他们，然后握手，为了我们永恒的兄弟之谊用伏特加酒干杯。我都替你感到不好意思，亨利上校，可是你能跟我们来，我又觉得非常高兴。”
“我们给苏联的东西都将得到补偿，”斯鲁特说。“他们在为我们杀德国人。”
“他们杀德国人是为了免得被德国人杀掉，”海军将军说。
“不是为了我们才这样做的。”
帕格跟斯鲁特说：“你瞧，莱斯里，假如我们准备向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护航输送物资，或者可能是联合作战，我们必须交换有关水域情况的情报和作战联系的密码。见他妈鬼，我们又不是要他们的秘密航线。我们要这些东西是因为航行和飞行的需要。”
“俄国人对保密的事总有点神经过敏，”斯鲁特说，“要坚持，还要有耐心。”
汽车在克里姆林宫周围的大街绕了一大圈，在顶上有颗红星的红石塔的大门前停下来。
“那也没有用，”海军将军说，“龙王爷不点头，鱼虾吹气也不冒泡。”
听了这一串土话，内务部的保镖转过身来，眯起鞑靼人的眼睛瞟了将军一眼，然后带着礼貌的微笑用俄语对斯鲁特说，他们进门不用下车。汽车一辆一辆地接受了穿着整齐制服、身材高大、样子可怕的带枪警卫的检查，开到一个城堡前面，在里门，又停下来经过一次检查，走过好几处奇怪的教堂，到达了一个宏伟的石砌的长方形建筑物。
客人们和混在他们中间的俄国官员们一起下了车，走上台阶，在关着的大门前面站着说话，在清冷的空气里，呼吸已呵成了水汽。淡蓝色的天，城堡的围墙口四周，衬着一片粉色的晚霞。突然宫殿的门打开了。外国人都进入一个屋顶很高的长厅，在圆形吊灯的眩目强光下眯起眼。大厅尽头延伸得很远，铺着朱红色地毯的白大理石台阶象爆布一样。进入大厅后，暖空气包围着他们，这在莫斯科是很稀有的，在十月中旬以前，市内一切建筑均不许生火。大厅里，一种老石墙老家具的霉味，与仿佛是花香的气味混合在一起。穿军服戴白手套的服务员帮助客人们脱下大衣和帽子。靠着挂有镜子的墙边，在一些黑桌子上，整齐地摆着十几套梳子和刷子。
“这倒想得挺周到，”维克多·亨利对斯鲁特说，他们站在一起梳理头发。“对了，大使对明斯克的材料有些什么看法？你们它给他了吗？”
斯鲁特对着镜子里面的帕格点了点头。“我要把它送给国务卿赫尔，作为一个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大使拦住了。这个材料要通过一定的途径转到我们的东欧司。”
帕格皱了一下鼻子。“那就完了。关于犹太人的问题，你们国务院总是拖拖拉拉。倒不如交给这里的美国新闻记者。”
“上司当面指示我不要这样做，怕万一查出来这是一个捏造的暴行宣传。”
身材高大、眼睛明亮、穿棕色制服、戴红领章的漂亮青年军官们从边门出来，开始带着客人上楼。帕格走在斯鲁特身边，说：“假如你请了弗莱德·费林去你那里喝一杯，然后象偶然碰上一样，让他看一看这些材料，怎么样？你知道一个记者，连他瞎眼老祖母的好材料也敢偷。”
“你建议我不执行命令吗？”
“我不想让材料就这样埋没了。”
海军将军过来挽住他们的胳膊，大声笑着说：“瞧，这象社会主义的朴素生活吗？你们难道想象不出沙皇贵族和他们
美丽的夫人们的幽灵就在这个红地毯上走？这正是电影镜头。”
客人们走过一间空无一人的现代化房间，摆满了装有扩音器的桌子，军官解释说最高苏维埃就在这里开会。他们散漫地走过一个又一个房间，看起来还是沙皇时代原来的样子，摆满了各种各样家具（法国式的，意大利式的，英国式的），堆满了油画和雕像，除去使人感到敬畏以外，不知还为什么。给人的印象是一堆由笨拙的人临时匆忙陈列起来的华而不实的奢侈品。有一间屋子比别的更大，装饰得更华丽：大理石的柱子，拱形的金顶，红缎遮着的墙，这一群大约八十个人就停在这里。屋子里呆八十个人一点也不显挤。
一扇带镜子的门开了，进来一群穿便服的人，穿着没有熨过的松软裤子，和不合身的双排扣上衣。斯鲁特马上就认出几个在五一节游行时站在列宁墓旁的人：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苏斯洛夫、米高扬。
“你看看这些进来的人，好不好？”维克多·亨利说。“他们使你感到革命似乎上个星期才发生。”
斯鲁特扫了他一眼。这批不雅致的共产党头头们突然出现在这个华丽的皇宫里，也使他感到震动，这个海军军官一语道穿了这种感觉。亨利半眯着眼衡量着前面的共产党人，好象他在凝视地平线一样。
“这是政治局，上校，”斯鲁特说。“都是很显要的大人物。”
亨利点了点头。“他们看起来可不象什么显要人物，对吗？”
“唉，就是因为这些难看的衣服。”斯鲁特说。
介绍开始了。穿制服的服务员送上一盘盘用郁金花形的小酒杯装的伏特加酒和小点心。斯鲁特拿了一块点心尝尝味道，觉得太甜了。一个矮小的人走了进来，抽着香烟。没有什么特殊典礼，也没有人停止讲话，但整个政府大厅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人身上，因为他是斯大林。你可以看到有人侧眼看他，有人转过身来或转过脸来，人群中稍有移动，眼光都集中在一点上。就这样，莱斯里·斯鲁特第一次见到这个真人，他的胸像、塑像、照片、画像在苏联比比皆是，象天主教国家的圣像一样。
这个共产党独裁者，看来特别矮小，稍带一点大肚子，经过大厅一路跟人握手谈话。一种不可思议的目光象舞台的聚光灯一样跟着他转动。他走到两个美国海军军官面前，伸手向海军将军说：“斯大林。”他看来就象他的照片一样，但是他苍白的皮肤很粗糙，脸上还有麻点，象是得过严重的酒刺病一样。他的向上斜的眼睛、往后梳的灰色厚发、向上翘的胡子和眉毛，给人一种和蔼可亲而又庄严的印象。跟别的共产党人不一样，他穿着一件简单的灰布做的制服，裁剪得很好，裤线很明显，裤脚塞在发亮的软皮靴里面。
莱斯里·斯鲁特作了介绍。亨利上校用带着很重美国口音的俄语缓慢地说：“阁下，我将把今天所见的一切都告诉我的孙子们。”斯大林扬起他的粗眉毛，用一种愉快的低音说：“是吗？您有孙子？”
“有两个。”
“您的孩子呢？您有儿子吗？”这个独裁者看来受了维克多·亨利缓慢而小心的发音与机械的讲话的影响。
“有两个儿子，主席先生。大儿子在海军当飞行员，小儿子在潜艇上服务。”
斯大林透过纸烟的烟雾，似乎有点儿感兴趣地望着维克多·亨利。
帕格说：“请原谅我蹩脚的俄语。我曾经和俄国孩子一同玩过，但这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您在哪里同俄国孩子玩过？”
“我出生的地方靠近加利福尼亚的俄罗斯河。早期移民的后代现在还住在那儿。”
斯大林发自内心地微笑着，露出烟熏变黄的牙齿。“啊，对了，对了。罗斯堡。没什么人知道我们俄国人早于你们在那里定居。也许现在是要求收回加利福尼亚的时候了。”
“据说你们的政策是一个时期只对一面作战。”斯大林微笑着哼了一声说：“哈！Ochenhorosho！”（“很好”）在亨利肩上轻轻拍了一下，继续向前走。
“嗨，那个见鬼的加利福尼亚是怎么回事，帕格？”将军刚才一直带着困惑的表情听他们谈话。“他妈的，你真的学会这个语言了。”
维克多把刚才的谈话叙述了一遍，将军笑出声来。“我的上帝，把每个字都记下来，帕格，听见吗？我要把它写在我的报告里。一个时期一条战线！说得好。”
“我真佩服你，”斯鲁特说。“你说得态度从容，他挺欣赏这一点。”
“他使你感到不紧张，”帕格说。“我知道我的俄文文法都说颠倒了，似他一点不露声色。你注意到他的双手了吗？修剪得漂亮极了。”
“啊，这我倒没注意，”将军说。“怎么样，斯鲁特？很多堕落的资产阶级分子顾不得修指甲，而这个红色头子倒有时间。不值得想一想吗，嗨？”
斯鲁特没有注意修剪得很好的指甲，对忽视了这个细节感到很恼火。
过了一会，人群又开始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