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风云-第1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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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鲁特坐起来。“生气！我想当然会这样。霍普金斯先生有他自己的一套办事方法，这是很古怪的，亨利上校。任何人都不应该不直接通过大使去见一个国家元首，你是怎样安排的？”
“我？与我无关，我受人调遣而已。霍普金斯要把这个作为非正式的私人信件交给斯大林，要不然就算了。如果你处在我的地位，也不会去和哈利·霍普金斯争论。我知道他已和奥曼斯基说过。要是这使你的处境尴尬的话，我想我就一个人去。那里能找到翻译。”
斯鲁特从各个角度来考虑这件不寻常的事——主要从他自己在职业上自保的角度来考虑——开始在发黄的贴墙镜前面梳理头发。“我要给大使写一个书面报告。”
“当然。”
在一间屋顶很高、灯光阴暗的长屋子里，墙上挂着一排地图，斯大林坐在油漆的会议桌的一头，在他面前的一条绿布上放着一堆文件。独裁者手边一个石头的烟灰缸里装满了烟头，说明从宴会送走客人回来后他一直没有停止工作。他现在穿着一套粗咔叽制服，显得很松垂宽大，他看来很疲倦。他经常的英文翻译巴甫洛夫坐在他身边，这是一个瘦削、苍白、黑头发的年轻人，有着一种聪明而小心翼翼地顺从的表情。这间大屋子里没有别人。当穿制服的礼宾官把两个美国人请进去后，斯大林站起来，和他们握手，默默地做了个优雅的手势请他们在椅子上坐下来，带着询问的目光看着亨利上校。
亨利交给他一封信以及一个用发光的蓝纸包着的圆盒子，用英语说：“主席先生，我还是不要再用我糟糕的俄语来使您难受的好。”斯大林小心地用裁纸刀拆开白宫的信封。斯鲁特翻译后，斯大林稍稍侧着头，用俄语说：“请便吧。”他把单页的手写的淡蓝信纸递给巴甫洛夫，信纸上角印有白宫字样。
当斯大林拆开盒子时，帕格说：“这是霍普金斯先生跟您谈起过的他儿子很喜欢的特等的弗吉尼亚烟斗丝。”巴甫洛夫把这一句以及后来美国上校说的每一句话都翻了过来，不仅又快又精确地传达亨利说的每一个字，有时候连语调也传达出来了。斯鲁特沉默地坐在那里，不时点点头。
斯大林在手上转着蓝色的铁罐，说：“难得霍普金斯先生还记得我们偶然闲谈中提到的烟斗丝。当然，我们苏联也有很多好烟斗丝。”他的手用劲迅速扭开了铁罐，好奇地细细观察了厚封的铅皮，然后用修剪得很漂亮的手指划开了封皮，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烟斗。“现在你可以告诉霍普金斯先生，我已经尝了他儿子的烟丝。”帕格懂得斯大林这句简单的俄语，其余的他就跟不上了。
当巴甫洛夫大声翻译霍普金斯的信时，斯大林装满了烟斗，用粗火柴点燃起来，喷出一口芬芳的蓝烟。象沉思似的静默了一会以后，独裁者转过含蓄无情的眼光，对着维克多·亨利开始讲话。每讲三四句就停一下，让巴甫洛夫译成英文。“霍普金斯先生这封信是很奇怪的。我们都知道美国一年生产几百万各种式样和类型的汽车，包括奢华的、机器复杂的大型汽车，类似卡迪勒克轿车等品种。那么，生产登陆艇还有什么问题呢？登陆艇是一种装甲的平底船，有小型的简单发动机。显然你们要生产多少就能生产多少，肯定英国已经有了很多这样的船。我不大明白霍普金斯先生所说的，这就是现在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真正障碍。”
帕格·亨利从皮包里拿出登陆艇的草图和生产目录。“各种类型必须从头设计而加以制造，主席先生，以便适应在坚固防御的沿海登陆。我们计划最迟在一九四二年年中投入大量生产。这些材料或许可供参考。”
出乎意料，还没翻完，斯大林就发出一阵短促刺耳的笑声，然后对着维克多·亨利开始很快地用俄语讲话。斯鲁特和巴甫洛夫赶快记下要点，独裁者的话一停，巴甫洛夫接着就用斯大林生硬的讽刺语调翻译。“这很好！一九四二年年中。不幸的是现在是一九四一年十月。要是希特勒能等到一九四二年年中多好！但是我们不能指望这个，那么现在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我把哈利·霍普金斯先生”——斯大林说的是加利·科普金斯先生——“作为一个朋友和一个聪明人，他不知道只要英国人现在能发动不管什么样的攻势——如果他们没有更多的力量，只要动用几个师的兵力就行——可能对战局起决定性的作用？德国人的后备力量很薄弱，只有几个象征性的师在法国沿海。他们把全部兵力都投入跟我们作战。西方的任何行动都能使他们停下来，把这里起决定作用的那部分力量撤走。”
当译员翻译时，斯大林心不在焉地用红墨水在一个灰色的白纸便条本上画一只狼。
维克多·亨利说：“主席先生，我受命回答任何关于登陆艇的问题。”
斯大林用手背推开了帕格·亨利放在他面前的材料。“登陆艇？但这是一个决心问题，而不是登陆艇问题。不管怎样，我们会研究登陆艇的事。当然我们也有在设防的沿岸登陆用的工具，也许我们可以租借一些给英国。在一九一五年，当时军事武器比现在原始，丘吉尔先生仍然有办法使一个大部队在离开英国几千英里的加利波利登陆。也许他经历了这一次之后有点胆怯了。但近几年来，有一百多万日本人在中国登陆。这些人当然不是在寒冷的海水里游过去的。所以很显然，问题不是在登陆艇，而是肯不肯下决心。我希望哈利·霍普金斯先生能利用他的巨大影响，促使现在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因为反希特勒战争的战局可能靠他来扭转。我没有更多可说的了。”
在翻译他的话时，独裁者用几笔很快地画完了那只狼，接着又画一只伸着舌头露出利牙的狼。他带着不常见的象照片上那样的亲切的笑容，转换话题，问道：“在这里过得好吗？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
维克多·亨利说：“主席先生，我曾经在德国和英国担任过战时军事观察员。霍普金斯先生要我有机会到前线去看看，给他一个目击情况的报告。”
听到“前线”两个字，斯大林摇了摇头。“不，不。我们有责任保证我们客人们的安全。在战争的现阶段，我们不能这样做。万一出个意外，霍普金斯先生不会原谅我们。”
“霍普金斯先生曾经不惜牺牲他自己的健康，先生。现在是战时。”
斯大林的眼里露出一种阴暗激动的神情，很象猩猩的眼色。“唉，你应该了解，前线情况不好。德国人又突破了我们的防线。很快我们就会遇到俄国自一八一二年以来最坏的时刻。明天你可以听到全部消息。所以英国人现在开辟第二战场可以赢得我国人民永远的友谊。”他又开始画起狼来。
帕格认真地说：“听到这些消息，主席先生，我钦佩您在今晚宴会上表现的乐观精神。”
斯大林耸了一耸穿着松松的衣服的宽肩。“战争不能用忧郁来取胜，也不能由怠慢客人而取胜。好吧，如果霍普金斯先生要您去前线，他一定有他的理由，我们安排安排看。请转达我对他的信和烟丝的感谢。烟丝不坏，不过我习惯抽俄国烟。请转告他我对开辟第二战场的关切心情。也许您上我们前线去看看。可以把紧急形势带回去。霍普金斯先生是你们伟大总统的好顾问，而您是他的密使。祝您一切顺利。”
两个美国人一句话也未说，就离开克里姆林宫，进入灯火管制的黑暗中。车子停下来后，帕格·亨利说：“好吧，明天再谈吧，我想这些人会送你回家。”
“不，我下来。”在人行道上，车子开走后，斯鲁特碰碰帕格的胳膊说：“就在这里谈吧。关于到前线的事，真使我吃
惊。要是霍普金斯先生知道斯大林刚才承认的灾难性局势——”这位外交官的声音有些颤抖，他清了一下嗓子——
“他一定会收回他的指示。”
天快亮了，不过寒冷的街道仍然很黑，帕格只能看到斯鲁特皮帽下苍白的脸。
“我不同意你说的这一点。他是一个很坚韧的汉子，我是说霍普金斯。”
斯鲁特坚持说：“要知道，你不可能真到前线。他们刚刚允许一些记者去跑了一趟。他们不让他们接近前线，每天用鱼子酱、鹌鹑和香槟酒招待他们。尽管如此，德国空军空袭了一个村庄，差一点把他们都埋在那里了。”
“对，我们在莫斯科这里也可能被炸死，我还是要去试试看。”
“为什么，老天爷？”斯鲁特突然大声尖叫。他压低了嗓子说：“最多你只能在一个很小的地区看几小时。这是一种有勇无谋的观光，会给大使馆和俄国人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维克多·亨利接着又点起一支烟。“听我说，你如果观察十个战士在炮火下的表现，只要几小时，你就可以知道很多士气的情况。霍普金斯先生喜欢称他自己为光荣的信使。这是夸大，但是我是一个不光荣的信使。我这样做也许使我感到我没白拿钱。上楼来喝一杯吧，我有很好的威士忌酒。”
“不，谢谢你。我要去写报告。然后看能不能睡一小时。”
“好吧，振作一点。我个人的印象是这位煊赫人物态度还是友好的，不过前线我还是去不成。”
“这是我所希望的。没有一个外国武官到过前线，或靠近前线的地方。早安。”
他们谈话时，天已经开始转为紫色，斯鲁特能够在寂静的街道上看清往回走的路。这下他放了心，因为在莫斯科灯光管制时，他不止一次碰到路灯杆上，或从街缘上跌下来。他还碰到过巡逻队用手枪指着他。这时，在灰色的黎明，一个巡逻队员迎面而来，带着怀疑的目光盯了他一眼，没有说什么就过去了。
回到公寓，斯鲁特在煤气炉上煮了咖啡，用打字机打了一篇关于宴会和会见斯大林的长报告。完了以后，他拉开黑窗帘，太阳已经很高了。他摇摇晃晃、迷迷糊糊地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活页日记，简单地写了一些情况，最后加了几句这样的话：
不过，刚才在我匆忙打出来的正式报告中，已十分详尽地叙述了和斯大林会面的情况，我自己还要留一个副本。
关于亨利父子的事，困惑已很容易地解决了。在过去几小时中，我找到了答案。他们父子二人都有一种善于采取实际行动的本能，行动时还能保持头脑冷静。拜伦在遭遇危险时显出了他的特点，他父亲也可能和他一样。但刚才看到他能应付更复杂微妙的局势，这需要敏捷、大胆和策略。应付象斯大林一样的人物是很不容易的。斯大林有一股灵气，象一块镭锭一样，有巨大的力量，看不见，但是有毒。维克多应付过来了。
想了想，我现在明白为什么女人喜欢亨利这样的人，在保护女人方面，在养活女人方面，据说还有在使女人怀孕方面（这个需要实验证明），善于行动的人都比善于思索的人来得强有力并且可靠。
也许，人不能改变他的天性。尽管如此，人也许可以学习和培养。亨利上校建议我不要理睬上级命令，将明斯克的文件泄露给弗莱德·费林或别的记者。这样做完全不合我的意愿；但是完全为了这个原故，我准备这样做。
第53章
这天下午五点，韬基·塔茨伯利一个人正在旅馆房间里吃茶点，有一点沙丁鱼、干酪、鲟鱼、黑面包和蜜软饼，维克多·亨利进来告诉他，他就要去前线。记者兴奋得东西也不吃了。“我的天，老兄，你真去吗？在这个德国人到处都蜂拥而来的时候？不可能。说说而已。好天老爷，俄国人就是善于用空话应付你。你永远也去不成。”他理了理胡子，又伸手拿吃的。
“是啊，也可能，”帕格说着，坐到椅子上，膝盖上放着一个皮包，里面装满了他刚才从海军部拿来的密码和海港图。四天来，他只是断断续续地睡了五六小时，他硬撑着不让自己合眼，房间里的东西在他眼前来回摇晃。“可是我的许可刚刚从相当高的上级批下来了。”
塔茨伯利正把一块加了满满一层沙丁鱼的面包放到嘴边，一听就楞住了，他透过瓶底似的厚近视眼镜瞧着亨利，用平静的口气低声说：“我跟你一起去。”
“见你的鬼。”
“维克多，两星期前，俄国人进行反击的时候，记者们去了中路前线。走的那一天，我感冒了，烧到一百零五度。”塔茨伯利放下吃的，抓住他的拐杖，瘸着腿快步穿过房间，开始穿皮大衣，带皮帽。“谁经办这件事，罗索夫斯基吗？我能不能对他们说，是你说的我可以去？我跟他们都认识，他们也喜欢我。就看你了。”
维克多·亨利不想要塔茨伯利一起去，但他已经精疲力竭了，同时估计俄国人一定会拒绝这个请求，就说：“好吧。”
“上帝保佑你，亲爱的伙计，你别走，就喝我的茶吧。告诉帕姆我六点之前回来，她得把我的广播稿重打一下。”
“她在哪儿？”
“外交信使那里有她一封信，她去取了。”帕格就在他坐着的靠椅上睡着了。
冰冷的手指在他脸上抹了一下，把他弄醒了。“你好啊，你躺着睡不更好一些吗？”帕姆站在他面前，她的脸冻红了，眼睛闪着光，灰色的羊皮帽子下露出一绺棕色的头发。
“啊，怎么啦！”他眨眨眼，伸了伸腰。“我在这里干嘛？大概是进了屋子就倒下了。”
“韬基呢？”她脱下帽子和手套。“他干嘛把茶也剩下了？他不是那样的人。”
睡了一会，他的脑子清楚一些，他记起他和塔茨伯利的谈话，又把情况跟她说了一遍。她的脸板了起来，显得很紧张。“前线？他们永远也不会让他去。但你呢？维克多，你当真要去？你听到英国广播电台或瑞典的广播了吗？”
“听了。”
“好吧，我知道争也没有用。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大使馆准备迁到乌拉尔或别的什么地方去。顺便跟你说，台德没有事。”她走到她的书桌边，身上还穿着皮大衣，拿起几张打了字的黄纸。“啊，讨厌，又改了，真小题大作！”
她经常漫不经心地说出一些重大事情来。帕格现在已经习惯了。今天这件事她说得太快，他没有把握到底听清了没有。“帕米拉，怎么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