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风云-第1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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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打断他说：“维克多，亲爱的，我知道你对你妻子很忠诚。我总怕你把我当作一个挖墙脚的坏女人。但我没有别的办法，已经到了这一步了，就是这样。自从今天早晨我被迫告诉韬基以后，我高兴极啦。”
亨利向前倾着身子坐着，胳膊放在膝上，两只手握在一起，在雪地的阳光反射下半闭着眼，瞧着她。士兵们从卡车上下来，显然是新征集来的，他们参差不齐地站在雪地上，一个穿齐膝长大衣的军曹大声吆喝着，传递着分发步枪。沉默了好一会，亨利实事求是地说：“我知道这样的机会我这一辈子不会再有了。”
“不会，维克多，不会了！”她的脸激动得放着光彩。“人只要能碰上一次就很幸运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跟你走。你不能跟我结婚真不幸，但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在这个条件下走吧。”
“我没有说我不能跟你结婚，”亨利说。她大吃一惊。“让我们说清楚。如果我能爱你达到背着我妻子和你发生关系的话，就是说我已经爱你爱到可以和她提出离婚的程度。对我说来，伤害是一样的。我不懂得你所说体面和蔼的欺骗是什么。它有一个恰当的名词，我不喜欢这名词。但这一切都来得太快了，帕姆，现在你必须离开莫斯科。唯一的地方是去伦敦。这是常识。”
“我不会跟台德结婚，不用争论，”他刚要开口说话，她就语气很硬地说，“我知道这是一个讨厌的决定，但是决定已经做了。的的确确是这样。我不知道你的战列舰是什么样的。这是令人高兴和激动的，但事情也就更复杂化了。我当然不能让你带着我穿越西伯利亚，但如果你现在不阻止我的话，我将想办法自己到厦威夷来——比你认为可能的时间还要早得多。”
“你甚至不考虑英国需要你吗？”
“现在你听我说，维克多。没有一个方面我没有经过很长时间周密的考虑。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这四天坐车的旅途中我没有想多少其他的事。如果我在祖国危急的时候离开了它，那是因为一种更强烈的东西召唤着我，我要这样做。”
这是维克多·亨利能懂的直率的语言。帕米拉的灰大衣领和灰毛线帽子盖住了她一半脸。她的脸冻得发红，鼻子也是红的。她只不过是另一个裹在厚衣服里面看不出身段的青年妇女而已，但突然间，维克多·亨利对她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对将来有可能单独和这个青年妇女在一起的新生活产生了一种希望。至少在这个时候，他被她这种孤注一掷的态度压倒了。
“好吧，让我们谈论现实问题，”他温和地说，看了看手表，“你今天几小时之内得行动起来，而我也要为绕到地球的那一边去指挥我的战列舰这件小事张罗一下。”帕米拉紧紧地皱着眉头听完这话以后，美丽地微笑了。
“我这人该多令人讨厌啊，在你一生中这样的时刻，我突然把自己挂在你的脖子上。你真的爱我吗？”
“是的，我爱你，”既然这是事实，帕格就毫不犹豫地颇为诚恳地说。
“你能肯定，能吗？你再说一遍。”
“我爱你。”帕米拉沉思地叹了一口长气，低头看着两手。“好！好吧，那，我今天该采取什么行动？”
“跟韬基一起回伦敦。你没有别的路可走，就安静地步吧。我会写信或打电报给你。”
“什么时候？”
“当我能够的时候，当我知道的时候。”
他们沉默地坐着。克里姆林宫的墙漆得象一排住宅公寓一样，军曹的喊声和枪栓的碰击声在墙上起着回音，新征集的士兵笨拙地在进行基本训练。
“唉，这将是我盼望的一次联系，”帕米拉轻轻地说，“现在你能暗示一下它的内容吗？”
“不能。”
因为某些原因，这使她很高兴，或看来很高兴。她用一只手放在他的脸上，对他微笑，眼神里充满了毫不掩饰的爱。
“好，我等着。”她的手挪到他撕破的大衣肩上。“啊，我原想给你补起来。什么时候啦？”
“十点过了，帕姆。”
“那我得赶快走。啊，天哪，我真不愿意再离开你。”他们站起来，挽着胳膊开始走。他们从新兵前面走过，其中站着班瑞尔·杰斯特罗，新修了脸。他那刮红的脸皮褶子耷拉着，看起来更老了。他看到了维克多·亨利，把他的右手在心窝上放了一下，海军军官脱下帽子，好象擦了下眉毛一样，然后又戴上了。
“他是谁？”帕米拉问，机警地注意着，“啊！就是斯鲁特请客时闯进来的那个人吧？”
“是的，”维克多·亨利说，“我的明斯克来的亲戚。这就是他，别看他或表示什么。”
在她的房间外面没有灯的过道中，帕米拉解开她大衣的扣子，又解开维克多·亨利长大衣的扣子，望着他的眼睛。她紧紧地贴在他身上，他们拥抱、亲吻。她轻声说：“你最好写信或打电报叫我去。呵，上帝，我多爱你！你跟我们一起坐车去飞机场好不好？你跟我一起呆到最后一分钟好不好？”
“好，我当然跟你呆在一起。”
她用手背擦去脸上的眼泪，然后用手绢擦眼睛。“啊，多亏我硬赖着不走。”她打开门，塔茨伯利着急地一瘸一拐走到门口。“怎么样？怎么样？怎样决定的？”
“先头是我傻气，”帕米拉说，“我跟你一起回家。”
塔茨伯利看看她的脸，又看看亨利，因为她的语调带着一点尖刻讽刺的味道。
“她跟我一起走吗，维克多？”
“她刚才说她跟你走。”
“天，一块石头落地！好吧。结果好，就一切都好。噢，我正准备去找你们。英国皇家空军的孩子们提前半小时起飞。谣传一个德国支队已经向飞机场方向穿过来，也许很快就进入炮火射程。外交部说这是胡造谣，但孩子们不愿意冒风险。”
“我十分钟内就收拾好，”帕米拉踱进她的房间，对帕格说，“跟我来，亲爱的。”
维克多·亨利看到塔茨伯利眼睛里闪着光，胡子下面的厚嘴唇带着微笑。唉，帕格想，帕米拉再要强也是个人，她象爆竹一样再也抑停不住自己，在她父亲面前爆发了她爱情的占有欲。他说：“等一等，有一个报告韬基一定得给我带往伦敦。我马上就回来。”
“你有什么想法，韬基？”帕格离开时听到她愉快地说，“维克多·亨利给他自己搞到一艘战列舰指挥，确确实实。他要去珍珠港。那是在夏威夷！”
他一会儿回来了，在旅馆楼梯上下跑得气喘吁吁。他递给塔茨伯利一个用订书机封的厚纸信封。“这个给凯瑟上校，我们大使馆的海军武官，要面交。行吗？”
“当然行。绝密？”塔茨伯利热心地问。
“唉——你加小心一点。给下一趟去华盛顿的信使带走。”
“我旅行的时候，这个皮包从不离开我的手。”塔茨伯利说，“即使我睡觉也带着。所以不用担心。”
他把帕格的信封放进棕色的手皮包里，信封里有两封封好的信，一封是给哈利·霍普金斯的长长的打字信，一封是给总统的关于明斯克犹太人的信。
第57章
珍珠港的灾难（摘自《失去了的世界帝国》）
动荡
在一九四○年五月，只消一个星期，就足以打破延续了几世纪的欧洲均势；同样，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也只消一个星期，就足以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和未来的全球均势。
十二月四日，我们的集团军群中心在漫天风雪中长驱直入莫斯科近郊；从列宁格勒到克里米亚，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正在摇摇欲坠。法兰西帝国早已崩溃。大英帝国也已瓦解，虽然英伦三岛还在勉强支持，但我们日渐扩大的潜艇封锁已越来越使它们在饥饿线上挣扎。除了美国，没有别的国家能够拦阻我们通往世界帝国的道路，但美国过惯了轻松舒适的生活，内部又争吵不已，使它的力量削弱得无法作战。罢工使它的工厂瘫痪了一半，但它依旧开足马力生产奢侈品和装饰品。它的兵力也只集中在以战舰为中心的过时的海军上，而且为了威慑日本人，竟然冒着危险选夏威夷为海军基地，却不能影响德国已露端倪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
七天以后，在十二月十一日，我们跟一个转变成侵略性的军事独裁统治的美国发生了战争。这个美国在德国的疯狂的敌人统治之下，万众一心地团结起来，把全国的工业紧急转而为战争服务，征召庞大的新的陆空军，以打倒我们。莫斯科战线上的红军，得到英美两国的物资援助和新开到的原始的、拚死作战的西伯利亚师团的增援，已经转入反攻。在另外地方，苏军正在逼迫我们从罗斯托夫后退——这是阿道
夫·希特勒自一九三三年起领导我们以来德国的第一次撤退。
在十二月四日，德国人民离世界帝国的顶峰只有一层梯级了，但是到了十二月十一日，却发现自己已陷入生死存亡的两线作战的总体战中，在东西两面受到人口等于我们五倍而领土等于我们二十倍的两个工业巨人的威胁。
象这样军事上的巨大逆转，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温斯顿·丘吉尔勋爵坦白地表示，一听到进袭珍珠港的消息，他快乐得流出感激的眼泪来，因为他当时就知道，这一场战争他们已经打胜了。他当然不会为受到突袭和杀戮的美国水兵浪费眼泪。
英译者按：下面是丘吉尔听说的一段话：“要是我宣称，有美国站在我们一边对于我是最大的快乐，我想没有一个美国人会认为我是说错了。我不能预言事件的进程，我不能自称已经准确地衡量了日本的军事力量，但是现在，在这一刹那，我知道美国已经投入了战争，而且全力以赴，准备决一死战。所以我们终于取得了胜利！”
没有提到流眼泪。我曾经指出，冯·隆将军在提到温斯顿·丘吉尔的时候总无法保持冷静。
日本的大错
日本袭击珍珠港当然是完全有理由的，但这是一个可怕的战略上的错误。
法国和英国势力的崩溃，使欧洲人在远东的殖民地几乎藩篱尽撤。日本是这笔财富的天然继承者。它需要利用这笔财富结束对中国的战争。欧洲人在几代以前，就已经来到环绕地球的中途，把东亚征服，把它的资源掠夺去。但是现在一切都成为过去。日本是东亚所存在的唯一强大势力。与其让死去的欧洲帝国里几个喝醉酒的白人官吏继续过他们上流绅士的寄生虫生活，倒不如让这个亚洲民族把一片富饶的地区接管过来，这样做自然更合乎道德。对于这个为命运所注定的勤劳聪慧的民族，阿道夫·希特勒寻求的只是跟它的友好关系。在总参谋部，我们推测日本会在对它最适当的时机进军。我们根据世界哲学的每一种证据赞成这样做。
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从战术上看是一次极其杰出的军事行动，在许多方面都可跟巴巴罗沙相媲美。这两个例子又都说明，不管紧张的战争空气和各种预先的警告与暗示，一个贫穷的小国可以使一个富有的大国猝不及防地受到打击。在这两种情况下，突袭被用来大规模摧毁敌人的第一线兵力。巴巴罗沙的突袭依靠和苏俄订互不侵犯条约去哄骗敌人，这个条约在当时还在生效。日本人更胜一筹，他们在和平谈判中间对敌人发动了突袭。
当然，在发动这两次袭击的时候，都有人大声叫嚷着“无耻”和“出卖”，仿佛这类私人道德标准与历史事件有什么关系似的。一个穷国想要取富国而代之，就必须使出它能够找到的最好的手段。在历史上，凡是取得成效的事情，就是合乎道德的事情。黑格尔教导说，上帝的意志只有在历史的结局中才显示出来。从这个观点上看，巴巴罗沙和珍珠港都是向着宏伟的世界新秩序推进的理想主义的一招。
所不同的是，巴巴罗沙在战略上是无懈可击的，要不是由于一些不幸的没有料到的因素，包括五个半月以后日本对珍珠港的突袭在内，结果一定会取得胜利。而对珍珠港的突袭恰好相反，它是战略上的失算，所以丘吉尔把这个事件叫作疯狂的自杀行为，这一次他倒是说对了。
只要违反了一个基本的规律，就足以使得战略上的计划成为无效。日本对珍珠港的突袭违反了两个规律。被日本所忽视的两个铁的作战法则是：
1．打击敌人的心脏。
2．了解你的敌人。
“打击敌人的心脏”
“打击敌人的心脏”这个规律，只是从作战的第一个原则也就是集中兵力的原则推论出来的。这正是日本的军事领袖们所忽视的。
他们工确地判断欧洲战争是他们夺取东亚的绝好机会，从那一时刻起，他们就面临一个严峻的抉择：应该首先北进攻打苏联、侵入西伯利亚呢，还是南进去发掘欧洲各国殖民地看守得不严的财宝？当然，南进更诱人些。但是在战争中，我们不应该被只是容易到手的掠夺物或是抵抗最小的战线引入歧途。
战争的报酬所包括的正好就是在政治上重新分配世界广大的土地。这是剧烈的全球性的冲突，是第一次真正的世界大战。双方的阵容是合乎规律的：富的对穷的，黄金对黑铁。德国是站在蒸蒸日上的一边的唯一的头等强国，这一边正在设法绘出一幅新的世界地图，进攻苏联是它伟大的使命。一旦做了俄国的主人，德国就会无敌于天下。根据逻辑推断，日本人应该采取行动帮助德国把苏联打垮。随着德国的胜利，日本人就可以在东亚占有它所需要的任何东西。但是，如果德国被打败，日本就很少有希望保持住即使已经到手的庞大利益。
如果日本在一九四一年进攻西伯利亚，德国向莫斯科的进军肯定会成功，俄国人在十二月就无法转入反攻。布尔什维克政权要么已经崩溃，要么已经签订第二个《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因为在十二月拯救了莫斯科的，只是由于斯大林不顾一切地把西伯利亚一线的后备军抽调一空，全部投入战斗，这样才在最后一秒钟间不容发的关头扭转了战局。
再说，拿破仑有一句名言：在战争中精神和物质是三与一之比，如果这句话成立的话，日本只要在那年秋天对西伯利亚发动突袭，就会促成俄国的崩溃。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