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风云-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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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他们一起出去野餐，拜伦把酒瓶里最后几滴酒倒在她杯子里的时候，大着胆子直截了当地刺探她一下。“娜塔丽，你喜欢你的工作吗？”
她坐在一条毯子上，把两腿裹在格子花裙子里，眺望着山谷那边棕色的冬天葡萄园。她把头一歪，露出调皮的询问神气，答道：“哦，工作就是工作。怎么啦？”
“我好象觉得你是在这儿浪费时间。”
“嗯，我来告诉你，拜伦。你在恋爱的时候，就会做出奇怪的事来。”他的反应很冷淡，脸上毫无表情。她接下去说：“这是一个方面。此外，坦白地说，我觉得埃伦相当了不起。你说呢？尽管他老想出一些非常奇怪的念头，也非常喜欢自我陶醉，还有种种诸如此类的毛病，不过这本关于君士坦丁的书的确写得很好。我父亲是个慈爱、聪明、善良的人，但他只是个会堂负责人，也是个运动衣制造商。埃伦是个著名作家，也是我叔父。我揣摩自己很沾他的光。那有什么不对呢？当然，我也喜欢替他打字，从新写的原稿里看他的头脑怎样工作。那是卓越的头脑，他的风格也值得赞美。”她又带着询问神气看了他一眼。“那么你干吗要做这工作呢，我倒真是不太明白。”
“我吗？”拜伦说。“我身上没有钱了。”
早在三月里，杰斯特罗接受一家美国杂志约稿，准备为即将举行的赛马写一篇特稿。这样他必须放弃去希腊旅行的计划，因为赛马是在七月和八月举行。可是这笔稿费优厚得近于荒谬的程度。他说，因此他舍不得拒绝。他跟娜塔丽说，她要是肯去观看赛马，代他做调查研究工作，那么他就给她一半稿费。娜塔丽立刻答应了，没想到——拜伦是这样看的——她叔父是要阻止，至少是要延迟她去华沙的旅行。杰斯特罗有一次毫不含糊地说，娜塔丽那么追斯鲁特不是有身份女子应有的举动，也不是好的策略。拜伦琢磨斯鲁特并不想跟娜塔丽结婚，也明白是为什么。对一个从事外交工作的人来说，在这样的时候娶一个犹太女子做妻子是灾难性的；虽然拜伦觉得，要是他处于斯鲁特的地位，他会为了她高高兴兴地离开外交界。
娜塔丽当天就写信给斯鲁特，通知他说要把去华沙的日期延迟到八月赛完马以后。拜伦看着她在打字机上打出那封信，竭力不让心底里的喜悦露到脸上。他心想，她也许去得成，也许去不成！也许在这期间会爆发战争，阻止她前去。拜伦希望，希特勒如果真要进攻波兰，那么最好快点动手。
她写完信，他就用同一架打字机给他父母写了那封难得的长信。他本来只想写一页，结果写了七页。这是好几个月内他写给他们的第一封信。他一点没想到他已在信中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坠入情网的年轻人。他还以为自己只是在描写他的工作、他的雇主，还有那个跟他一起工作的可爱姑娘。因此帕格·亨利白操了一番心，写了那么严肃的回信。拜伦接到信时，感到又是吃惊又是好笑。他根本没想到要跟娜塔丽结婚，就好象他根本没想到要改信伊斯兰教一样。他只是被爱情迷住了心窍，那个年轻女子简直可以说近在身旁，远在天边。他觉得现在只要能跟她厮守在一起，就心满意足了。他又写了封信向他父亲解释明白，可是，这封信到达华盛顿时，亨利夫妇已经启程去德国了。
第03章
罗达嫁给海军军官这么多年，却始终不习惯于整理行装和搬家。她干起来倒很在行，开列长长的名单，记起各种琐事，半夜里醒来匆匆记下笔记，不过她也会一下子变成泼妇，从黎明到深夜，屋里到处可以听到她忿怒的声音。帕格整天呆在海军情报部里，拚命研究德国，连饭都在陆海军俱乐部里吃。然而，尽管日子紧迫，罗达却办得头头是道：贮藏好家具，锁上屋子准备出租，付清欠账，收拾好她自己的衣服和帕格那只装便服和军服的沉重大衣箱，还把梅德琳送到自己妹妹家里。
大邮船弯弯的黑色船尾高矗在河边石子路上，船尾上横写着“不来梅”几个金色大字。金字上面，迎着赫德森河上吹来的凉爽而带有鱼腥臭的微风，一面极大的红旗在飘扬，露出中央白圈里一个黑色大A字。
“老天爷，这一切都实有其事。”梅德琳从出租汽车出来的时候跟华伦说。
“什么实有其事？”华伦问。
“哦，关于希特勒的一切。纳粹、‘元首万岁’、焚书——在报上读到这一切，总觉得那么可笑、那么疯狂，简直难以相信是真的。可是瞧，A字就在那里呢。”
维克多·亨利抬头瞟了一眼纳粹国旗，整个脸儿都皱蹙成一团。罗达在兴致勃勃地吩咐脚夫搬运行李。“装运这只桶还必须得到特别许可。希望我们的德语没有白学。你们跟我们一起上船去看看吧。”
他们坐在镶有阴暗的雕花护墙板的头等舱房里，在一大堆手提箱和衣箱中间凄凄凉凉地说着闲话，后来坐立不安的罗达忽然跳起身来，拉着华伦一起到邮船的甲板上散步去了。梅德琳趁机告诉她父亲说她不想继续念大学了。跟她呆板的姨母和更呆板的姨父以及两个孪生表弟一起生活两年，她说，是她怎么也受不了的。
“那你打算干什么呢？念了两年大学，老有好几门课不及格，”维克多·亨利说。“你总不能整天躺着看《时装》杂志一直到出嫁吧。”
“我要找个职业。我可以工作。我对学校腻烦透了。我讨厌读书。我一向对读书不感兴趣。我不象您，也不象华伦。我揣摩我倒更象拜伦。我拿我自己也没有办法。”
“我也一向不喜欢读书，”亨利回答说。“谁也不喜欢读书。你只是做你应该做的工作，而且应该把它做好。”
女儿笔直地坐在大圈椅的边沿上，露出最讨人喜欢的微笑。“求求您！先让我休学一年吧，我保证我干得了。纽约的无线电中心有不少工作给年轻姑娘做。我要是干不了，就一定老老实实回大学去念书——”
“什么！纽约？才十九岁，就独自个儿到纽约去？你疯啦？”
“就光今年夏天，让我试试吧。”
“不成。你得跟奥古斯塔姨母一起到新港去，照已经安排好的那样。你不是一向很喜欢新港吗？”
“去一个星期，当然很好。住一个夏天，那就叫人腻烦死了。”
“你还是去吧。从秋天开始，我要你按时写信给我，报告你大学里的学业成绩。”
梅德琳往圈椅上一靠，从基普·托莱佛送来的满满一篮新鲜水果里挑了只苹果，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她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前面，偶尔恨恨地瞪了她父亲一眼，一声不响地啃着苹果，一直到她母亲和哥哥回来。帕格拿了本谈德国炼钢业的书看着，尽量不去理会她的眼色。他并不喜欢在这样情况下跟他女儿分别，不过她提出的要求他简直无法想象。
“不来梅号”中午开船。华伦和梅德琳刚离开码头，乐队就奏起一支欢乐的德国圆舞曲。他们坐出租汽车进城，一路上彼此很少说话。亨利的沉默寡言给全家树立了榜样；孩子们只是在小时候打打闹闹，说说笑笑，成年以后就各走各的生活道路，很少彼此谈论如何生活。华伦送梅德琳到无线电城下车，并不问她在那儿打算干什么。他们约好一起吃晚饭，看一场戏，然后乘午夜的火车回华盛顿。
梅德琳走进美国RCA无线电公司大厦，在极大的休息室里东张西望，呆呆地看着绘在墙上和天花板上的迪亚戈·里维拉①壁画。后来她又溜达到一排全国广播公司艺术人员和职工的专用电梯附近。她发现进进出出的人大多不向那个穿制服的看门人出示证件，只是冲他微笑着，挥挥手，或者匆匆穿过用绳子拦成的入口。她也急匆匆地溜了进去，努力装出一副象是二十五岁而且是内部职工的样子。看门人斜盯了她一眼，伸出一只手想拦住她。她却一个箭步蹿进了一座挤满了人的电梯。
①迪亚戈·里维拉（1886—1957），墨西哥著名壁画家。
她在广播公司内室里闲逛了一个钟头，欣赏着厚厚的咖啡色地毯、高大的黑色圆柱、一车车从她身边经过的灯光和广播设备、广播室外面耀眼的红灯、从各个门口匆忙地进进出出的美丽姑娘和漂亮青年。她走到人事处门口站了很久，从两扇敞开的大门外面往里窥探，就象一个小孩子在看一个摆满糖果的柜台似的。她终于离开了，把一天的时间消磨在百货商店里。
再说华伦，出租汽车把他送到市中心，在仑柏曼耶饭店和一个三十左右的美貌女人相会。她长着两只忧郁的大眼睛，一头淡黄色秀发，讲起小说、绘画、音乐来绘声绘色，热情洋溢，但华伦对这类题目并不太感兴趣。他在学校里的主修课是历史和科学。他们很早吃完午饭，就在旅馆房间里消磨时光，他对这倒是比较感兴趣。
他跟他妹妹一起吃晚饭的时候，梅德琳从他放在桌上的烟盒里取了支香烟，点了火，不太在行地抽起来。她那种倔强的、自满的、有点惹人爱怜的神气引得华伦哈哈笑起来。
“猫不在了，嘿！”他说。
“哦，我抽烟抽了好几年啦，”梅德琳说。
邮船拉了三声汽笛，码头上的桥架从舱口抽走，乐队在下面奏起美国国歌。罗达一下子冲动起来，马上转向她丈夫，露出甜蜜的笑容——这样的笑容他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在她脸上看到了——用两臂搂住他脖子、微张着嘴热烈地吻着他。
“唷！咱们动身啦，帕格，是不是？到德国去。简直是咱们的第二个蜜月！嗯！”
一直忙于收拾行装、憋着一肚子气的妻子竟主动向他献起殷勤来，使用情专一的帕格象收到生日礼物似的，喜出望外。这是个好兆头，看来不仅在船上那几天，而且可能在侨居柏林的整个时期，他们都能过得幸福。他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
“嘿！”罗达挣脱了，吵嗄地一笑，两眼放出光采。“别这么猴急，小伙子。我想喝一杯，光是想喝一杯，我也不管太阳过了帆桁梢没有。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香槟鸡尾酒，也许两杯，也许三杯。”
“没问题。咱们就在这儿喝吧。我去要一瓶来。”
“不成，帕格。这次横渡大西洋将是一次愉快的长途航行。咱们到酒吧间喝去吧。”
邮船正离开船坞，呜呜地连声拉着汽笛的拖轮把船转向南方，脚底下的甲板开始震动。一群面带倦容的快乐的旅客已经挤满酒吧间，发出乱哄哄的闹声。
“我还以为大家都患了战争恐惧病呢，”罗达说，“这儿好象没有一个人担忧。”
他们在柜台旁边找到两只空凳。罗达举起一杯香槟鸡尾酒，问道：“嗯，祝谁健康？”
“孩子们，”帕格说。
“好的。咱们被弃的雏鸟。好吧，祝孩子们健康，”罗达一边喝香槟，一边兴致勃勃地谈论“不来梅号”上讲究的设备。她说，在目前这种日子乘德国轮船旅行，使她觉得自己很富于冒险精神。“帕格，你看这个酒吧间里真会有纳粹分子吗？”她天真地问。
坐在罗达旁边那个红脸的胖子瞟了罗达一眼。他戴了一顶饰着羽毛的绿帽子，拿了把啤酒壶喝酒。
“咱们到甲板上散会儿步吧，”帕格说，“瞧瞧自由女神像去。”
“不，先生。我还要喝一杯。我早就瞧过自由女神像啦。”
帕格果断地微微摆动一下拇指，罗达就离开了凳子。只要一接触到他的海军工作，帕格就能把她当作甲板水手看待。他替她开了门，一阵风扑面吹来，他们迎着风走到船尾，看见海鸥在上空盘旋鸣叫，旅客们麇集在栏杆边，观看曼哈顿岛上的建筑物在棕色的雾气中掠过。
帕格靠在一处左右无人的栏杆上，悄悄地说：“瞧，除非象现在这样在露天，你可以断定咱们在旅途上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下来，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在酒吧间，在饭桌上，或者甚至在我们的舱房里。你可曾想到这一点吗？”
“嗯，想倒是想过，可是——甚至在我们的舱房里！真的吗？”帕格点点头。
罗达沉吟不语，接着嗤的一笑。“你是说——你不是说日日夜夜吧，帕格？从不间断？”
“这是工作要求。他们要是不这样做，未免太马虎了。而德国人办事是从来不马虎的。”她觉得好笑，微微把嘴一噘。“那么好，先生，在这船上，你就离我远远的吧，我能说的就是这么句话了。”
“在柏林，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咱们难道不能有自己的住宅？”他耸了耸肩。“基普说过，你要习以为常，别老搁在心上。我是说从此咱们不再有秘密可言。你就象一条放在玻璃瓶里的鱼，一点不错。话说回来，自己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怎么能不搁在心上呢！”
“说真的！”她脸上露出一种奇特的表情，半带懊恼半带兴奋。“我真不知道自己事先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嗯！他们说，爱情自有办法，不过——哦，去它的吧！真的它不见得就那么重要，对不对？现在我可以再去喝一杯吗？”
晚饭前不久，从舱房的下面门缝里塞进一张雕版印的请帖，邀请他们同船长共进晚餐。他们就帕格穿不穿军装的问题讨论了一番，最后决定不穿。这个决定后来证明是正确的。桌上，有一个跟维克多·亨利一样矮、一样沉默的德国潜艇军官，也穿一套棕色便服。船长是个呆板的人，穿一套镶着金钮扣的蓝制服，挺着个大肚子，用讲得慢慢的英语或者很清晰的德语笨拙地跟女客们开玩笑，他的两只蓝眼睛在那久经风霜的胖脸上闪闪发光。他不时轻轻弹一下指头，就有个穿得很齐整的管事一步蹿到他身边。船长简短地吩咐他几句话，那管事脸上露出恐惧的神色，匆匆离开，向侍者们做着手势，他的长礼服的下摆不住地扇动着。食物非常丰富，味道也极好；花瓶里白色和紫色的兰花也非常悦目。酒的品种之多引起帕格的忧虑，因为罗达一兴奋，就会喝醉。可是她吃得津津有味，喝酒很有节制，用流利的德国话跟船长说说笑笑，引得他十分开心。
潜艇军官的妻子坐在亨利左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