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人-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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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朱青得到郭轸在徐州出事的消息，她“便抱了郭轸一套制服，往村外跑去，一边跑一边嚎哭，口口声声要去找郭轸。有人拦她，她便乱踢乱打，刚跑出村口，便一头撞在一根铁电线杆上，额头上碰了一个大洞”。师娘给她灌姜汤的时候，“她的一张脸像是划破了的鱼肚皮，一块白，一块红，血汗斑斑。她的眼睛睁得老大，目光却是散涣的。她没有哭泣，可是两片发青的嘴唇却一直开合着，喉头不断发出一阵阵尖细的声音，好像一只瞎耗子被人踩得发出嗞嗞的惨叫来一般”。之后她在床上病了许久，若非好心的师娘细心照顾，大概也无法活在人间的了。随着郭轸的死亡，她的灵魂也死了，剩下的，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空壳。难怪她颤巍巍挣扎冷笑道：“……他倒好，轰地一下便没了——我也死了，”可是我却还有知觉呢。
对于小顾的失事身亡，朱青的反应就完全不同。
师娘从一品香老板娘得知这项消息，两人一同乘三轮车来朱青家探望时，“按了半天铃，没有人来开门。”读到这里，我们虽然明知朱青已经改变，仍不禁闪过一念：难道和以前一样，又寻短见去了？但，不一会儿，却听见朱青隔着窗子叫她们进来。
我们推开门，走上她客厅里，却看见原来朱青正坐在窗台上，穿了一身粉红色的绸睡衣，捞起了裤管跷起脚，在脚指甲上涂寇丹，一头的发卷子也没有卸下来，她见了我们抬起头笑道：
“我早就看见你们两个了，指甲油没干，不好穿鞋子走出去开门，叫你们好等——你们来得正好，晌午我才炖了一大锅糖醋蹄子，正愁没人来吃。回头对门余奶奶来还毛线针，我们四个人正好凑一桌麻将。”
接着她就到厨房，忙着炒菜做吃的，预备快快大家吃了，“起码还有廿四圈好搓”。她倒也向师娘提了一下小顾身亡之事，并说她已把他的骨灰运到碧潭公墓下葬。但她说得那样平淡无奇，好像在叙述一件日常琐事。
紧接着，便是一段朱青容貌的描写：“还是异样的年轻朗爽……她的双颊丰腴了，肌肤也紧滑了”。这和当年郭轸去世后她“瘦得只剩下了一把骨头，面皮死灰，眼睛凹成了两个大窟窿”，真是遥遥相对。当年，由于哀恸生病，“朱青整天睡在床上，也不说话，也不吃东西。每天都由我强灌她一点汤水”。而现在，小顾刚死，她却能照着日常习惯卷头发，涂蔻丹；不但不需要别人喂她饮食，反而还有心情炖糖醋蹄子，炒麻婆豆腐，（读者可玩味一下此二菜名的暗示含义），自己吃，也请别人吃。以前是血是泪，是倾轧灵魂的痛苦；现在是笑是吃，是麻木不仁的作乐。在师娘和一品香老板娘来探望朱青的那最后一幕里，朱青确实是一直笑着的（“她见了我们抬起头笑道”，“笑着说道”，“朱青笑道”，“朱青不停的笑着”）。
以前，郭轸随着队伍被调离南京后，师娘为了开导朱青，使她认清一下空军太太必担之风险，告知了她一些眷属区里朋友的身世：周太太已嫁了四次，四个丈夫都属同一小队，一个死了托一个，这么轮下来。徐太大的先生原是她小叔，哥哥殁了，弟弟顶替。
“可是她们看着还有说有笑的，”朱青望着我满面疑惑。
“我的姑娘，”我笑道，“不笑难道叫她们哭不成？要哭，也不等到现在了。”
当时，她那样爱恋着郭轸，我们只要看她垫起脚洗窗户，手里“揪住一块大抹布挥来挥去，全身的劲都使了出来了似的”，期待渴盼和郭轸再会一面的模样，就能感觉到她的心之专，意之专。这样的朱青，当然无法了解师娘的“开导”。然而，经历了丧夫惨剧的朱青，增加了一把年纪的朱青，到底做到了她原以为不可能的事。而且做得比谁都彻底，比谁都“有说有笑”（真的，要哭也不等到现在了）。难怪师娘觉得“虽然我比朱青还大了一大把年纪，可是我已经找不出什么话来可以开导她的了”。
在南京，师娘尝试开导朱青，教她做菜，织毛衣。亦曾教她玩几张麻将牌：
“这个玩意儿是万灵药，”我对她笑着说道，“有心事，坐上桌子，红中白板一混，什么都忘了。”
这些教导，当时没生效，丝毫未能排解她思念郭轸的心情。但十几年后，住在台北的朱青，居然青出于蓝：她变得很会做菜请客。她提到“余太太来还毛线针”，可见她也很会织毛衣了。但最令人注意的，每次朱青邀师娘到她家，从不提起往事，“我们见了面总是忙着搓麻将”。搓麻将，真个是“万灵药”：刚刚埋葬了小顾的朱青，对着面前堆到鼻尖的筹码，不停地笑着，乐于自己“运气这么好”，而笑道：“今天我的风头又要来。”这种虚表的无谓欢乐，与心灵麻木死亡的悲惨事实，互相对比，是何等令人惋叹的讽刺！而朱青，在麻将桌上，习惯性地反复哼唱的《东山一把青》：
嗳呀嗳嗳呀，
郎呀，采花儿要趁早哪——
固然只是一首俗不可耐的流行歌曲，却反映出今日朱青“得乐且乐”的人生态度，以及作者视野中台湾当前的社会情绪。但有一点，若非作者存心使然，则亦是对作者的一种讽刺：即这歌词，纵使庸俗不堪，却也不无包含作者自己“时光流逝，一去不返”的最终旨意。
《一把青》这篇小说，是采用师娘的观点，以第一人称写成的。师娘这一角色的主要功能，固然在于叙述朱青的故事始末，我们却不能忽略她本身在小说情节里的地位。她既是个怀有同情心的旁观者，也是推动故事的要人之一。作者借她的眼睛观看，惜她的口吻叙述，一方面传达出第一人称小说较易引起的亲切感，另一方面却又保持了作者自己与小说人物的距离，而不失客观。
师娘和朱青两个人，也是一个很好的对比。首先，我们注意到，这二人的身世背景有许多相似处：两人都是空军太太，两人都死了丈夫，两人都先住南京，后住台北。可是，朱青前后判若两人，而师娘，虽然也让十几年的岁月“洒了一头霜”，本质上，性格上却前后一致，完全没有改变。她自始就是一个好心肠，有人情味，有同情心的平凡女人，早就认清空军太太必担之风险，并学会以打麻将，织毛衣等方式来“自卫”，所以能够不受大伤地接受命运的打击。她的人情温暖，可从她当年对郭轸、朱青的照顾，与今日带李家女儿参加新生社游艺会等的细节，看得出来。她缺乏往日朱青秉具的那种敏感，却也没有今日朱青所表现的那种麻木。以朱青比师娘，即是以“变”比“不变”，以“极端”比“中庸”。作者凭着前后一致的师娘观点，细察描绘前后大异的朱青，相对之下，效果大增。又因这两人的背景遭遇原很近似，更烘托出朱青故事的悲剧性。
最后，让我们看看白先勇如何在全文的骨架结构上，运用对比的技巧。《台北人》里的每一篇，虽然都有今昔对比的中心主题，但没一篇像《一把青》这样，清清楚楚地划分为上下二节；上节叙述过去在南京的事，下节叙述现在在台北的事。主要由于全文结构上的这种明显界分，使这篇小说里今与昔之对比（个人方面，画家方面，社会方面），特别清晰，干脆，毫不暖昧混淆，转弯抹角。也因如此，《一把青》是《台北人》诸篇中，比较容易了解的一篇。
另一点，我也顺便提一下。白先勇把《一把青》分为前后二节，为什么不用“一”、“二”，而用“上”、“下”？上与下，二字相对。上，使人想起上山坡，步步艰难。下，使人想起下山坡，容易得很。但这可能只是巧合，不一定是作者存心，所以玩味一下，也就不去深究了。
my285。
《岁除》之赖鸣升与其“巨人自我意象”
在《岁除》这篇小说里，作者白先勇用的仍是冷静的客观叙述法。采取全能观点，以第三人称写成。整篇小说，主要建立在人物的对话上：故事背景由对话供应，情节发展藉对话推进，而最令人惊叹的，是人物的性格，经由对话的内容与口气活生生表现出来。在《岁除》里，白先勇确实以实实在在，自然无比，却又多彩多姿的对话，创造出一个有血有肉，可闻可见，十分令人怜悯令人难忘的角色——赖鸣升。
情节推展所囊括的时间，不过数小时；从头至尾，写只是除夕夜赖鸣升在刘营长夫妇家吃的那顿“团圆饭”。但因为喝酒吃饭时“话旧”，我们得知赖鸣升一生的故事。赖鸣升当了一辈子兵。因年老，已退役一年，现是荣民医院厨房里的买办，即军队里所谓的“伙夫头”。他与民国同岁，少年时期“就挑着锅头跟革命军打孙传芳去了”；他的生命巅峰，是抗日战争时在四川当连长的那段日子，而其后参加“台儿庄之役”，死里逃生的经验，是他记忆里最光荣、最神圣的一件生活记录。对于这段壮年时期的回忆，变成了今日年衰运外的赖鸣升藉以继续生存的惟一精神滋养。如此，十分贫穷的他，在这除夕日，却“偏偏还要花大钱”，买酒、买鸡、买蜡烛，老远从台南赶到台北，为的是和刘营长夫妇——知道他许多“过去”的老相识——守个岁，话话旧，重温一次那已经长逝的，却又因已凝成坚固记忆而依旧留存的生命光辉。
赖鸣升是《台北人》里典型的不肯面对现实，在回顾中找寻生命意义的悲剧角色之一。但他不像《台北人》里有些人物那样趋干自冷。这并非因为他不知自己今日年龄身份与以前不同，相反的，这一点他倒看得相当清楚；而是因为他觉得他生命的血液，曾一度流入国家生命的大动脉，他的个人命运曾与国家命运紧密维系在一起，于是对他自己怀着一个固定的“巨人”（或“英雄”）自我意象（selfimage）。而当无情的岁月逐渐夺尽他的青春，逐渐侵蚀他的肉身，他却坚持保守那个固定的、相同的自我意象。赖鸣升所不能面对的现实，并非从连长降为“伙夫头”之事实。甚至也不是自己年老的事实。他不能接受的，是“时间能改变一切，无可挽回地改变一切”之残酷事实。而他的悲剧根结，也在于他坚持在流动的时间里，攀住这个与事实愈来愈远离的自我意象；梦想着“改变”只是暂时，好像只要把倒霉的日子赶快催走，就会回到以前的美好日子。
赖鸣升本人，一直没觉悟到自己在“自欺”。但我们读者，在作者的安排下，清清楚楚看到现在的赖鸣升，和他心目中的自己之间所存的大差距。这差距便是此篇小说的主要反讽，同时也是最令人对他同情叹怜的地方。
首先，我们注意到，作者在描写赖鸣升的外貌、长相、举止时，就着意把他介绍为一个历尽沧桑的“巨人”模样，以吻合赖鸣升的自我意象：
……他那一头寸把长的头发，已经花到了顶盖，可是却像钢刷一般，根根倒竖；黧黑的面皮上，密密麻麻，尽是苍斑，笑起来时，一脸的皱纹水波似的一圈压着一圈。他的骨架特大，坐着比旁人高出一个头来，一双巨掌，手指节节瘤瘤，十只树根子似的。
他的“嗓门异常粗大”，说话浓浊，喜欢呵呵大笑。他向刘英（刘营长十岁大的儿子）表示疼爱的方式，是“伸出他那个巨掌在刘英剃得青亮的头皮上拍了一巴掌”。他说话拍大腿，激动起来，会“突然跳起身来把桌子猛一拍”，“把火锅里的炭火子都拍得跳了起来”。这种种描写，除了反映赖鸣升豪迈、粗犷、不屈的性格，更使这一角色在读者眼中，看起来好像真是个用铁打成的巨人似的。
我们观察赖鸣升其人与其“自我意象”之差距，可以沿两个线索。其一即研究他的言谈表现，然后与他的行为表现互相比较。其二是分析小说里其他角色对赖鸣升的看法，然后与赖鸣升对自己的看法对照一下，看看有何不同。
我已提到，人物对话是这篇小说的主干。这篇小说的成功，主要是靠对话的传真与传神。首先，我想提一下，刘营长夫妇和赖鸣升全是四川人：刘营长是“一口的四川乡音”，刘太太的“一口四川话，一个个字滚出来，好像不黏牙齿似的”；赖鸣升的四川话，却是“浓浊的川腔”，他们的对话里，回响着四川方言的音韵。然而白先勇处理地方方言，一般只取其精要，捕捉特异口气，止于“逼真”“传神”之目的，一点都不像有些方言文学那样刁钻难解。也就是说，一个不懂某种方言的读者，也大致能完全了解白先勇的小说人物用方言所说的话。四川活颇似国语，所以在“岁除”里，作者成功做到这点，可能还不太难，但像在《永远的尹雪艳》里，由于上海话与国语大异，作者在逼真传达地方口音之同时，亦不使人费解其意，这实在极为难得。然而关于白先勇的方言运用，值得专题讨论，而且如果论起白先勇写对话的高明手法，方言之使用还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所以关于这点，现在就说到此。
赖鸣升的性格，主要靠他自己谈话的内容与口气，表露出来。从他谈吐中，我们处处可以感觉到他的自视之高。由于觉得自己的过去，自己的血汗，曾经帮同创造了整个民国的历史，直到今日他还保留那份骄做，那份顶天立地，舍我其谁的气概。他倒很知道自己年纪已老，地位卑微：像他当“伙夫头”，或被山地女人骗走退役金等显示他“身分下降”的事，全是他谈话中自己说起的。他并不耻于这些事实，因为他完全生活在“过去”；对于往日的回顾，给了他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尊严。在吃这顿年夜饭时赖鸣升所说的那许多话里，除了醉后有一段，对自己现在的处境发了些牢骚（捧大脚的屁眼事，老子就是干不来，干得来现在也不当伙夫头了）外，我们感觉到的，一直便是他这份凛然自尊，而不是自怜自哀。“过去”的光辉，笼罩着他，显然使他对“现在”视而不觉，知而不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