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窗烛话-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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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云龙的父亲被全病室的人尊称为贾老师。他也真是一个老师，和儿子不同，他是中学老师。微黑的脸庞，国字脸，背头，眼睛炯炯有神，端正挺拔的鼻梁，棱角分明的嘴角，是一个很标准的英俊男人。贾老师与我同庚，比我大几个月，把我叫做“王同志”。我想是因为我是城里人的缘故。病室里习惯晚上11点左右熄大灯睡觉，一觉醒来，已是凌晨时分，昏暗的灯光下依然能看见他抚卷长读的身影。清晨，打开水的勤杂女工把人们闹醒，睁开眼睛，贾老师那身皮夹克就已经在病室里晃动了。
贾老师信命，说，52年生人都很苦。正值读书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好不容易熬到结婚生子，又碰到计划生育。他认为儿子的不幸也是他命中的灾难。他告诉我：“算命的说过，我59岁是一大劫难。”他很认真，很虔诚。我有些不以为然地劝解过他：“与其畏惧将来，不如把握现在。”他笑着连声称是，又发出爽朗的笑声。
事实上，贾老师是很豁达的，是很开朗的。一日三餐总有一杯山里的苞谷酒相伴，二两左右，不知是一些什么下酒菜，他就这样摇晃着头，将酒喝下去了；想抽烟时，就会走到电梯口的那排塑料靠椅前去过烟瘾。他衣着虽然简单，却穿得整整齐齐，颇有为人师表的风范。贾老师负责除了做饭以外的对儿子全部的照料工作。问寒问暖，关怀备至。令我回想起1968年的那个酷暑，武汉月湖的那家招待所里，父亲不也这样照料过我吗？心头一热，父爱之伟大可见一斑。
我提醒过贾老师，要尽快地扶着儿子下地走路，“越早越好”，我强调说。否则一旦错过最佳时机，将后悔莫及。贾老师却不及为然，他相信儿子一定会走路的，只是时机未到罢了，“到时候他自然就会走了”。我无言以对，只能盼望命运之神能够眷顾他的儿子，使贾老师的美梦终将成真。
贾老师是一个有着三十多年教龄的初中老师。他既有为人师表，处事严谨的一面，也有诙谐幽默，叫人哭笑不得的一面。他有对46床那个姓李的小男孩的拼音进行辅导的一丝不苟，也有照料儿子时那种无微不至，还有对病友们的问寒问暖，他和我闲谈时告诉我，湾潭从来没有出过百岁老人，最多的只到99岁。我恭维他打破这个怪圈，他连连摇手：“不可能，这绝不可能。”
贾老师对我妻子称赞有加，说她是“女强人”，说她是“文武双全”。我有些好笑了，当然，和他那个体态早已变形，似乎更关心她自己的老婆相比，自然是天壤之别了。贾老师好像很少到宜昌来，对新事物，新思想显得很好奇。征得老婆同意以后，决定买一部手机。我郑重地向他推荐诺基亚的一款助销机型3100，打电话，发短信样样行，价格只要500元。贾老师的回答差点没让我晕过去：“那它能唱歌吗？”天哪，贾老师居然想要手机上还要附带MP3！真是真人不露相，叫人大吃一惊。
医院的时间是最充裕的，贾老师最多的时候都是在看书。报纸自然是一页页仔细翻过，从《楚天都市报》到《三峡晚报》，还有不知从哪里弄来的《人民检察报》；小册子不少，《故事会》，《兵器知识》，什么都看；他最得意的就是买了一本《今古传奇》。说是小书摊上根本没有，我看了一下封面，从台湾总统府到大陆中南海，全是所谓政治内幕，居然把宋楚瑜列为反对台独的第一干将，不知是谁写的，难道连宋楚瑜舔陈水扁的马屁不成才匆匆反对台独的事实都不知道吗？不过我却知道了，《今古传奇》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武侠版，一个就是贾老师买的这种戏说历史的史料版。
贾老师有一个年轻女儿，＇他一男一女，叫人羡慕＇，圆圆的脸蛋，容貌端庄属于那种比较经看的一类。最叫人敬重的是，哥哥车祸以后，她拿出了自己积攒的七千多元钱，这是她全部的私房钱，也是她对以后生活的期待，她全部放弃了，的确不容易。从湾潭到五峰，再到宜昌，她一直照料父亲和哥哥的饮食，还帮着给哥哥喂饭，端茶倒水，削水果，洗衣服，作为一个二十多岁的花季女子能做到这一点，确实难能可贵的。
我们叫她小妹妹，正是含苞欲放的年华，笑得甜甜的，有些浅浅的酒窝。她每天就睡在哥哥床前的一张从家里带来的木躺椅上，晚上十点以后就销声匿迹，早上起来，钻到卫生间里磨蹭半天，又站在大玻璃幕墙前打扮好久，一转身，嘿，美兮笑兮，出水芙蓉似的，给人全新的感觉。不过发起脾气来还是挺厉害的，她和她父亲的一次争吵，其激烈程度把全病室的人都搞得目瞪口呆。
白天她总是忙忙碌碌的，要做三顿饭，出去买菜，到夷陵商业城改牛仔裤，病室里总能看见她穿着浅红羽绒服的身影。闲下来就坐下来，一个人静静的嗑瓜子，声音很响，很脆，是那种今年春节期间颇受欢迎的黑色，小籽，六块钱一斤的葵瓜子。她嗑得很精心，不说话，像是在想着什么事情，神情好看极了，神秘极了。
从她父母的口里得知，她曾在宜昌的一所美术学校学过三年美术，后在桥边的一家厂里当过描图员，慢慢的，女孩也有每月千元的工钱，但她不满足，决定转行学美容。已经决定春节后就到鹤峰拜师学艺。贾老师还在犹犹豫豫，女孩的母亲却很支持，说是学到手艺在身，以后自己独立一些，不会受男人的欺负。我却有些担心了，很小心的，很注意用词的向那个体态臃肿的像河马的女人说出担心的理由。那些挂着美容院，发廊的背后，几乎全是卖淫嫖娼的龌龊勾当。
妻子和她五姐看上了她，想把她和在深圳打工的侄子永华做媒，她们是很干脆的，直接把她叫过来询问情况。女孩子涨红了脸，羞答答但很明白，坚决地給与了拒绝。几天以后，来了两男一女三个年轻人来访，女孩子招待得十分热情，那才叫含情脉脉，风情万种。她说是以前的同学，到深圳打工去的。那张木躺椅当晚没有女孩的身影，她没有回医院睡觉。我就有些犯疑，找贾老师一问，三个人中那个相貌英俊，举止拘束的小伙子果然是她的男朋友。秭归人，移民子弟，但从相貌和年龄上看，妻子的侄子还是稍逊一筹的，也难怪女孩子拒绝的如此轻松。
来替换小妹的自然是她的母亲，贾老师的老伴。我曾经不止一次的遐想过风流倜傥，性情豪爽的贾老师的妻子如果不是一个“藏在深闺人未识”的美人儿就是仪态端庄，举止文雅的大家闺秀，结果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却只是一个难看而臃肿，愚蠢而无能的山野村妇，就是那种闭着眼睛在路上一抓一大把的极其普通的女人，甚至感觉太过于低下了。
贾老师对他的糟糠之妻赞扬有加，总是夸她是内当家。那女人却也不谦虚，逢人就说：“如果不是我汇钱来，看他们在这里怎么办？”这个女人来后，女孩子就走了，而这个当母亲的似乎对儿子不太关心，每天只是做饭而已，其他时间就坐在一边独自吃水果，或者和48床老李的胖老婆拉家常。
贾老师更忙了，每天忙得团团转。早上理疗，11点高压舱，下午输液，以前的那种悠闲，从容，慢条斯理都不见了，紧张极了。我曾经在女人面前着力表扬她的女儿对父亲的帮助，对哥哥的照料。贾老师的老婆似乎听不懂我的话外音，依然扬着她那张类人猿般的大脸，莫名其妙的点着头，若无其事的继续吃着她的苹果。那才叫无可奈何呢，不过，愚蠢不也是一种防御工具吗？
15．陈氏兄弟
靠在我病榻左侧的是50床，一个从万县＇如今早就改为万州市了＇分水到宜昌打工的小包工头。他叫陈明权，30来岁，春节前的一个晚上，突患头痛，越来越厉害，即来医院，诊断为脑部血管畸形，进行了分流术以后，暂时保住了性命，但依然需要到武汉进行伽玛刀根治手术。
刚开始，他们只知道不是同济医院，元宵节前一天，陈主任才说明是广州军区陆军总医院。那不就是我所熟悉的原武汉军区总医院吗？于是我大为推崇，十分看好。在我的心目里，武汉军区总医院无意是中南地区一所最好的医疗场所。四十多年前，这家医院曾经成功的挽救过我的生命，二十多年前，又成功地用冷冻术治好了我儿子额头上的血管瘤。我对这所医院始终存在着感恩戴德的心理，始终存在着温暖圣洁的回忆。如今这个男人也要到那里去了，虽然我不喜欢这个男人，但我还是坚定地相信，武汉军区总医院一定能够用伽玛刀治好他的病。
我不喜欢陈明权，一则是他长得十分凶残，相貌很横蛮，冷冰冰的眼睛，透露出警戒的眼神，狮子鼻，招风耳，一张有棱角的嘴总是惦记着吃饭，由于动过脑部手术，手术前花20元钱剃过一个光头，一个月过去，已经长成板寸了，他说话的声音很低，虽然我们距离不过咫尺之间，我却始终没有听清过他的一句话。
刚入院的时候，我曾认为病魔使他已经丧失了自理能力，但很快的，我就观察到他实际上依然活动自如，然而，他却十分愉快地接受他妻子的喂饭，乐意支配他的哥哥，要求他哥哥给他端屎端尿，十分坦然地在一个王老吉的饮料罐里把尿拉得声音很响。我发现他最喜欢他女人给他擦身，惬意的，舒服的，全身**的暴露在众人面前。令人惊讶的是他还主动地提出要求，擦洗他的生殖器，硕大的，隆起的，黑色的，包皮的，看上去丑陋极了。临去武汉的前两天，他在自己的女人和哥哥的搀扶下，走到卫生间解了大便。一个勤杂女工碰巧目睹了这一切，惊奇的叫道：“他解了好大一摊。”全病室笑成一团，空气里一片臭烘烘的，能走动的人都跑到外面去躲躲。这更证实了我开始的判断，他只是喜欢让人伺候，也乐意看见他人为着自己忙得焦头烂额。
我不喜欢陈明权，还在于他那种近乎病态，贪得无厌的本性。我真佩服他对食物的爱好，他的第一爱好就是吃。他的妻子几乎从早到晚都在病床旁边用一个小电饭煲给他煮东西吃。米饭，汤团，面条，白菜，萝卜，腊肉，其中还不包括他哥哥在外面给他买来的包面，馒头，面皮，饺子，等等，等等。病室里总是弥漫着一股腊肉浓郁的怪味，作为讨厌腊肉的我来说，在这十五天的住院过程中，最大的痛苦不是来自肉体，而是那一股股，几乎连绵不断，令人作呕的怪味。
这个男人的确能吃，每顿两大碗，每天要吃四顿，食欲好得惊人，不论是白菜，萝卜，还是牛肉，香肠，统统都是“三光政策”。他恶狠狠的骂他的老婆：“把那些腊肉，香肠煮给老子吃。”他还向儿子要瓜子吃，儿子把恰恰香瓜子抓一把放在他的手上，他磕得飞快，就那么躺着，随口乱吐，被窝里，床单上，嘴巴边，瓜子壳狼藉一片。他向他哥哥要烟抽，我好意制止，他却咕噜着骂道：“管你屁事。”
我不喜欢陈明权，还在于他对至爱亲朋的那种莫名其妙的冷酷。逢年过节，回老家看年迈的老母亲，居然心安理得的“什么东西都不买”，他哥哥这样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把家搬到女方的地方。两口子在宜昌打拼，却把一个上中学的女儿寄养在乡下的女方的姐姐家，如果是儿子呢，相信定会是另一种待遇了。
从他们全家的言语里听不清陈明权在宜昌是否发了财，只知道他租住在西陵一路上段403厂附近，给三峡大学做工程。这次患病，已经花去两万多元，陈主任告诉他们，到武汉做伽玛刀，还得一万多。我有些苦笑了，医生说得何等轻巧，手术费用实际上是小头，接踵而来的住院费，药费，诊疗费才使大头呢。
我出院的那天早上，他就乘车到武汉求医去了，病室里少了一个热闹点，加上我下午也要出院，贾老师有些伤感，感叹他还要在这个病室呆下去，我夸张地说：“下个星期小贾也要回家了，。”这才使他稍稍宽心。那天，贾老师说了些莫名其妙的话。他说50床不吉利，前一个是个脑部肿瘤患者，临上手术台前，整整吃了一夜的东西，“就像知道去死似的，”贾老师叹息道。那个人果然没有走下手术台。天知道这个来自五峰大山深处的老师是否有所指的。反正他说今天晚上就睡我这张床，他指着空着的，已经被勤杂女工收拾得干干净净的50床说：“这床死过人，不吉利。”
陈明权的哥哥在得知他患病的消息后，连夜乘水翼船＇他说是“快艇”＇赶到宜昌，带了一千块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他苦笑着说道。他总会满足他弟弟的要求，一碗包面，些许牛肉，还有吃的零食。他自己每天要抽一包多烟，抽的是那种便宜的，两块五一包的＇红金龙＇。
病室里的人都叫他“老大”。为了弟弟，星夜救驰，兢兢业业的服侍弟弟一月之久。面对弟弟的百般刁难，忍受弟媳的冷嘲热讽，依然任劳任怨，始终如一，在当今这个社会里，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他的行动始终感动着我，扪心自问，我不如他，我的至爱亲朋也不如他。就如同洪战辉带着妹妹上大学那样，老大的事迹也是足以感动中国的。我起初想向《楚天都市报》的《宜昌新闻》提供线索，却被他的弟媳的态度吓住了，之后不了了之。但我确信，老大那可贵而朴实的行为，憨厚而诙谐的面容却是我这一辈子永难忘怀的。
老大已经四十多岁了，长脸，眼睛里总带着慈祥的笑意，喜欢和别人交谈，他说是“摆龙门阵。”他比他弟弟瘦多了，除了坐在弟弟床前，给他梳头，挠痒，端屎端尿，倒茶喂饭以外，不论谁有难处，只要一声“老大”，他就会满面笑容的出现，和其他亲友一起喊一二三把病人抬上推车去检查，去手术，去做高压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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