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文集-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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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在我为香港天地图书公司主编的《文学中国》学术丛书中，高行健贡献了一部题为“没有主义”的近300页文论集子。从这部文论中可以看到，高行健是一个浑身颤动着自由脉搏、坚定地发着个人声音的作家，是一个完全走出各种阴影尤其是各种意识形态阴影（主义阴影）的大自由人，是一个把个人精神价值创造置于生命塔顶的文学艺术全才。没有主义并非没有思想与哲学态度。高行健恰恰是一个很有思想很有哲学头脑的人，而且，他的哲学带有一种彻底性。因为这种哲学不是来自书斋学院，而是来自他对一个苦难时代刻骨铭心的体验与感悟。因此，这种哲学完全属于他自己。在《一个人的圣经》中我们看到，他对各种面具都给予彻底摧毁，对各种幻想和偶像（包括乌托邦和革命）都一概告别，而且不去制造新的幻想与偶像。这部小说是一部逃亡书，是世纪末一个没有祖国没有主义没有任何伪装的世界游民痛苦而痛快的自由。它告诉人们一些故事，还告诉人们一种哲学：人要抓住生命的瞬间，尽兴活在当下，而别落进他造与自造的各种阴影、幻象、观念与噩梦中，逃离这一切，便是自由。
高行健自述
多维社记者帕特里克报导，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籍华裔作家高行健（新闻｜中华之星｜影集｜沙龙）日前接受法国《世界报》专访，谈到他个人的文学经历，流亡写作的必要性，他对艺术以及自己作品的总的看法，他的获奖感受，等等。谈到中国的现实时他道出了自己的切身经验：只要历史还结结巴巴不讲真话，那末流亡写作就是必要的。
我的劳动得到了巨大的承认
诺贝尔评审委员会（12日）打电话告诉我，非常简单地说选中了我。这是一个奇迹，天大的福份。我一时反应不过来这对我的一生意味着什么。非常突然，在朋友圈子以外，我的劳动得到了巨大的承认。这个奖对我来说，也是独立的保障。但我想，这个奖不会使我的作品在中国也得到承认。
“颓废的自由”把我带到法国
在中学读书时，我的数学、绘画和作文都很好。有一天，我偶然读到爱伦堡回忆录的一个片段。爱伦堡在回忆录里提到20年代初他在巴黎的生活，说他看见一个女人走进一家咖啡馆，把她的婴儿放在柜台上，说要去买东西就走了，结果一去不再回来。咖啡馆老板娘于是让所有顾客多出一点小费，帮她抚养这个婴儿。这个故事使我深受感动，我想过这样的生活，因此我决定学法语。
我记得我的法文老师很怀念他年轻时候在巴黎呆过的时光，尤其怀念巴黎的咖啡馆。他在课堂上描述巴黎的咖啡馆是什么样子，还用粉笔在黑板上女人穿的各种各样的鞋，有高跟的，尖头的，还有系带的。记得十五时，我读过梅里美的一本短篇小说集，后来做过一个梦，梦见我跟一个冷冰冰的大理石女像睡觉，睡在一个荒凉的花园里，那座美丽的大理石像倒在草丛里，我于是迷失在一种奔放的自由里。这种自由就是我们所说的“颓废的自由”，它把我带到法国。
流亡是我创造力的再生
当年，中国的新闻检查机关指责我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这本书与西方文学同流合污。我的小说观念不符合革命现实主义传统。我动摇了现实主义的基础。后来，流亡超过了怀旧，在某种意义上是我创造力的再生。我用莫里哀的语言（法语）写了几个剧本，后来才取得法国国籍。我的作品第一次译成外文是瑞典语。
为什么《灵山》被称为“东方小说”？
《灵山》被称为“东方小说”，也许是因为东方戏剧［对这部作品］的影响，凸显了斯坦尼斯拉夫和布莱希特关于演员重在表演而不重在身份的理论。在中国的京剧、日本的能剧和歌舞伎里，中性演员的角色，尤其当男人扮演女人的时候，就是建立在这种［身份］变化之上。我写作时，总是尽可能突出这种戏中戏。同时，我觉得重要的首先是叙述。通过叙述，应能让人触及人的状况的现实，否则毫无用处。
我寻找词语就像寻找声音
（文学表现与图像表现的区别在于］声音的区别。我在倾听。在文学方面，我寻找词语就像寻找声音。而在绘画上，笔势来自身体。我作画时，一边画一边听音乐。一气呵成。其实我同时做的是一件事；戏剧，绘画获写作。
《一个人的圣经》是怎样一本书？
历史和文化是人创造的。首先是人，其次是记忆。人们所期待和需要的当代遗产，并不是极权所强加的被歪曲的单一记忆，而是更丰富、更生动、更多样化的记忆。个人的记忆和多元的记忆。《一个人的圣经》这本书是许多见证中的一种，即“我的”见证。人们很难想像［中共］现政权还在向精神施加的淫威。新闻检查至今非常严格，此外自我审查还沉重地压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一个人想避免空头大话越来越难。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向来是互相加强的。只要历史还在结结巴巴不讲真话，流亡的写作就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
张辛欣：诺贝尔，艺术化的幽默作对？
浴室门突然被敲响，我知道，一定发生了很意外的事。果然，在水声里我听到斯蒂夫大声报告：“中国人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名字叫个‘Gaoshinjin’。”
我能想象，他是从NBC晨间电视新闻前直跳起来的，到处找我来着。
我继续在水下，平静地回答：
“早就知道了。”
然后，一边穿着衣服，一边看着在镜子上斯蒂夫留的一张小条。小条上急抄着同一个消息。从新闻得来的高行健的名字全拼错了，而抢在第一时间出手的报导太匆忙了，名字走调不说，居然说高现住美国。
收音机里NPR在采访普林斯顿大学的林培瑞教授。他是这个国家最好的公共电台能找到的最好的汉学家。林培瑞是80年代末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主席，出版描述中国知识分子情况的“北京夜话”；是他把方励之带到美国大使馆宴会上，引出布什的极端不满，说不定，也为方先生后来避难美国使馆提供了思路；我曾经参与写林主持的一本《非官方的中国》，和他有过个人交谈。在我的印象里，他的非官方立场是很温和的，一口山东腔的流利中文，颇有幽默感，有一次在美国之音里学中国的出租汽车司机，跟像相声似的，听的中文部编辑大为赞叹。六四之后，他从中国逃出来，我正好到香港，在港大楼梯上相遇，他掏出学术主席的名片，划掉了头衔，匆匆写下一个临时寄居的电话。那画面极有逃难味道。
听起来温和的林培瑞显然还在震惊之中。落到林式句子里是委婉着说，高本不在首选视线。（可以猜想他眼界里的首选），林背诵高行健的创作成绩：话剧车站，长篇小说《灵山》。记者问他，高在英语世界的出版情况，他描述说，也就是近一年，高两个作品才有英语小出版。林说，高行健的作品是艺术性的，是有社会批判性的，而中国大陆对艺术性的社会批判作品不能见容。果然是林培瑞，婉转着，学究着，说，无论如何，中国人历史性第一次得诺贝尔奖，这会使中国作家更多地进入了世界文学的视线。而中国作家长期不能获奖的原因，他认为和翻译有关。我听着心想，美国汉学界那几位腕儿HowardGoldblatt，OrvilleSchell，JeffreyKinkley，听了不知该怎么想？扩大着再想，诺贝尔这回让在美国的国际中文评论腕儿，比如王德威，郑树森什么的，一定都傻眼了？所有腕儿们都有点找不到北？都在找词调整说法？是说自己有先见之明？还是照直说有点想不通？而中国究竟怎么对待这个被国际媒体描述为“作品在中国被禁止”的中国作家？怎么对待诺贝尔的选择？
让我真正生感慨的却是，放眼浮华文学世界，谁会知道，在边角北欧，有一个中国人非常安静地握着这副文学牌的基本玩法？
而这个人给香港《明报》的评论新诺贝尔得主的文章早在几天之前就写好了。
这人叫陈迈平。是《今天》杂志的元老级人物，现在瑞典大学中文系教书。两个孩子，一个瑞典汉学家的也是翻译家的妻子，妻子很漂亮，也很学究气，曾经有机会到中国作文化参赞，而迈平被中国大使馆打了小报告，于是，瑞典外交部想把他妻子的机会转给别人，一时间，成为瑞典媒体现场连续直播的新闻，弄得瑞典外交部很下不来台，那位置便一直空着。
我和迈平是中央戏剧学院时候的同学。我念导演本科，他是研究生，专攻莎士比亚。今年三月，我到瑞典开会，他带着我逛大街。说起学院的旧日风景。并且才发现，在学院的时候彼此话并不这么多。他说，他现在敢说了，觉得我当时很孤傲，不敢跟我说话，而我说，我觉得他很深沉，于是不敢和他说话。
迈平穿着件暗绿色风衣，晃着一把极长的伞，提着教书匠沉甸甸的皮包，在结冰的斯德格尔摩街边摇晃着，慢声慢气说着。北欧的漫长冬季，使他本来的忧郁更加重了。不过，在我看来，迈平似乎有一点侦探味道。
台湾的李敖不愧聪明，比汉学家和国际中国文学评论腕们更注意到陈迈平的重要性。去年，陈迈平到台湾开会时，发现有人老在旅馆门口晃，晃得他烦起来，打算抓住人家问个明白的时候，人家自动凑上来，说是李敖的代理人，请教怎么弄诺贝尔提名。迈平松下一口气，笑起来，指出诺贝尔提名的几个要素：作品翻译，什么人能作提名人，包括学院的教授。在迈平的具体指点下，人找了翻译，翻译了作品，又问，那怎么才能证明诺贝尔委员会收到了提名信？迈平继续微笑，慢声慢气说，一封回执挂号信，秘书签字就是证据。这就是李敖为党作秀弄得中文世界一时沸扬的诺贝尔提名故事。
如果说，走在瑞典街上的陈迈平像侦探，有点福尔摩斯，我可能更像华生，像那个代表读者发问的傻瓜。我们自然谈论到诺贝尔。因为谈他曾经心目中的大哥北岛来着。谈早年参加刊物，两人骑着自行车，他跟在北岛身后，一前一后，顶着大风，绕了一大圈，又回到原来的破房子，好象一场考验。那个短促的清纯时代！
而北岛无疑是很想得奖的。有一年连记者都先招好了，迈平给他打电话，十分震惊，北岛回答说，“如果我得了奖，绍飞（离婚妻子，画家）也许会回来？”
（──我觉得北岛因此是人。）
迈平眯着眼，微笑问：“现在你想到中国的谁呢？”
他的微笑像个作怪的大孩子，于是，我自暴自弃地想，我是怎么都答不对的。
我还是数了北岛，莫言，郑义。北岛的原因是委员会里的中文霸主马悦然。他在作家和评论家里被大写景仰着，我看，这和他在诺贝尔里大有关系。他是瑞典大学前中文系主任，提名北岛，提了有10年之多。外界说他也非常喜欢李锐，但是，他不会提李锐──绝对不会自己乱了自己的阵脚。（读读描写学院派内幕的小说是很容易理解的。）他翻译的北岛诗集瑞典出版社今年居然不想出版，间接说明马悦然的学术权威在发生变化。
莫言的原因更充分。他的力作“红高粱”英文是Goldblatt的翻译，翻译得很精心，并且，诺贝尔得主大江建三郎也曾提到他。
而郑义也有传说。最近的传说是，他自我感觉都要得奖了。
“高行健呢？”陈迈平当时问。
我承认，我没想。并且，我坦率说，不觉得他真那么棒。
“不过，”迈平微笑说，“他的剧本，他的小说，加他的评论，关键是他有评论，他的作品在欧洲评论很多……”
不难联想到，最近得主们创作和涉猎广搏的前例，特别是想到文字游走国际时候，评论制造的幻觉，常常可能大于文字内容的幻术效果，如果说，这是一个国际化商业时代，特点之一就是，说法要比内容更重要。我立刻就同意他的预测了。何况，他分析了诺贝尔文学奖内部新生力量出现：于是，高行健的作品不需要仰仗英文市场的汉学家，也不需要瑞典马悦然提拔，他可以从法文翻译，通过其他评委直打诺贝尔。
虽然当时我听这句不是很用心，但是，接着，见到马悦然，我就明白了。当年我见过马，10多年了，他还是那样，一头银发，很有风度的样子，不过，有了多年闯荡国际文化江湖的经验后，我承认，我看人看事不一样了。那一次是中国女经济学家何清涟唱主角，马在听众席里。然而，作为听众发言的时候，他可不是听众的角色。在批判了中国知识分子都缺乏反省之后，突然，话题一转，他提到高行健，说他最近看了高行健的作品，他非常欣赏高行健。他要翻译高行健。
他的发言长度和内容完全超过了听众提问，和会议话题毫无关系。坐在台上角落里，在福尔摩斯的启发下，看这位汉学家，直觉着，他的话是放出来给其他什么人听的。我是不是敢说，我那时候就认定高行健是重要人选了？不过，和陈迈平讨论下来，我们认为，主攻高行健的话，也还需要几年。我们还是太狭窄于文化游戏，那时候忘记WTO这类参数。
依我看，眼下真想议论高行健的中国评论家，可能不是刘再复，而是李陀等大陆80年代那时候的文化风云人物？高行健在大陆文化圈子里最早知名的，与其说是在小剧场上演的《车站》（我用来写在《剧场效果》的短篇小说里），不如说是《现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