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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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澳怼薄Ｏ谭岬凵咸ㄊ保澳怼弊用且咽肿炒螅嘤衅鹗隆Ｌ骄谋狈ィ滴亩恰霸旆础钡难濉Ｈ绱税滴尢烊眨环锤问保「髀贰霸旆础钡摹澳怼弊用牵愠闪艘恢е砭�1855年秋，豫皖边地区各捻军首领在雉河集“会盟”，推出盟主，建立五旗军制。
1857年，捻军接受太平天国的封号。此后，他们活跃于淮河南北，不时进击豫东、苏北，总兵力超过十万。直至咸丰帝死后七年方被扑灭。天地会 天地会的渊源比捻军更早。天地会自己的文献称其肇始于康熙年间，而今日历史学家手中的证据最早为乾隆年间。“反清复明”是他们的旗帜，做起事来全凭着一股“忠义”。其支派甚多，有小刀会、红钱会、三合会、三点会等名目，内部又自称“洪门”，在南中国有极大的势力。太平天国起义时，广西天地会已经纷起。太平军入湖南，湖南天地会又大作。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前后，东南沿海的天地会起义进入高潮。其中规模较大的有：
——黄德美等人领导的福建小刀会起义（1853—1854），曾占领漳州、厦门等地，后退往海上，坚持与清朝对抗。
——林万清等人领导的福建红钱会起义（1853—1858），有会众数万，曾占领德化等十余县。 ——刘丽川等人领导的上海小刀会起义（1853—1855），有会众数万，曾据上海、嘉定等县城。
——何六、陈开、李文茂领导的广东天地会起义（1854—1864），有会众十万，号称“红军”，围攻广州达半年之久，后移师广西，占领浔州，改称“秀京”，建“大成国”，年号“洪德”，控制广西四十余州县。咸丰帝死后三年才被镇压下去。
——朱洪英、胡有禄领导的广西天地会起义（1853—1854），有会众数万，转战湘桂边，建“升平天国”，奉“太平天德”年号。除这几股较大的外，各地小股起义多到难以统计。以广西一省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从1851至1868年，见于清朝官书的有组织名号的天地会“反叛”多达175支。
贵州各民族起义 从1854年起，贵州各族民众纷起造反，其中最大的有：
——杨凤等人领导的斋教（白莲教的一支）起义（1854—1855），有部众两万余人，据桐梓等地，建立“江汉”政权。
——张秀眉、包大度领导的苗民起义（1855—1872），有部众数万，控制了黔东南地区。
——号军（白莲教的一支）起义（1855—1868），分红号、白号、黄号等，各拥兵数万，控制了黔北地区。
——张凌翔等人领导的回民起义（1858—1868），控制了黔西南地区。
——陶新春等人领导的苗民起义（1860—1867），控制了黔西北地区。整个贵州，除几个中心城市外，化作一片“造反”的海洋。直至咸丰帝死后十一年方才平定。云南各民族起义 自1856年起，云南如同贵州，各族民众纷纷造反。其中最著名的有：
——杜文秀领导的滇西回民起义（1856—1873），有部众数万，称号“总统兵马大元帅”，开府大理，占据二十余州县。
——马德新、马如龙领导的滇南回民起义（1856—1862），有部众数万，控制滇南地区，并三度进攻省城昆明。
第七章 “造反”、“造反”（6）
——李文学领导的彝民起义（1856—1872），控制了蒙化（今魏山）等十余州县。云南各族人民的“造反”，持续时间很长，直至咸丰帝死后十二年才被镇压下去。李永和、蓝朝鼎起义（1859—1865） 以烟帮（为鸦片贩子护送走私的团体）为基础在云南起义，后转入四川，据州占县，兵力最盛时有数十万，咸丰帝死后四年才告失败。
所有这些起义，配合太平天国，形成了全国范围的###。从《清实录》中来看，关内18行省，已有14省战火正炽，相对稍显平静的直隶、陕西、甘肃、山西，也不时爆发一些较小规模的聚众抗官事件。“造反”、“造反”，清王朝出现了立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混战局面。仅仅是一个太平天国，就使得咸丰帝心力衰竭，面对这么多的反叛该施以何策？我们从咸丰帝的众多谕旨中，发现他心中有一条警戒线，那就是黄河。他最害怕黄河以北的动荡，那将危及京城。至于黄河以南的造反，他又根据地理远近分别处理：捻军就在黄河边上，虽组织松散，形不成多大气候，他仍先后命将调兵予以压制；东南沿海的天地会，亦严旨各督抚全力平之；至于云贵川地区，本来就“天高皇帝远”，咸丰帝无心顾之，除在谕旨中说一些严厉的话外，并无实际的对策。
尽管上面提到的“造反”，每一股在平常的朝代都已是大患，朝廷都应作出极大的反应，就在咸丰朝初期的李沅发起义，规模小许多，咸丰帝也没有放过手。但到了此时，他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也不想管下去。只要不打到黄河以北，他似乎已经不太在乎了。此时咸丰帝的心中，似乎已求偏安。咸丰帝一放手，责任便落在各省地方官身上。兵要自己调，勇要自己募，饷要自己筹，朝廷是一点儿也靠不着。权利和义务从来就是对等的。既然皇帝不尽其义务，权利也同样受到侵蚀。皇上谕旨经常被地方官搁置一旁，或虚假地应付一下。
历来在九重之上的至圣至睿，让臣子们仰慕不止，此时也露出了真相，原来皇帝也是如此无能无力。他们在奏章上依旧歌颂“英明”，但在心底里对这种“英明”开始怀疑。他们只是从儒家的教义出发，忠君尽力，已体会不到咸丰帝本人那种领袖的人格感召力了。天子本应是神，而他们心中的神坛开始塌陷。一些聪明的官吏，见此情势，不再求助于朝廷，而是求助于邻省。最典型的是广西。
1858年，广西巡抚因无力维持局面向湖南呼救，结果湘军蒋益澧部开入，成为当地清军的头号主力。一些跨省的官僚集团也开始形成。如曾国藩、胡林翼、骆秉璋的湘系集团，两湖成为其基地，势力已扩大到周围数省；又如何桂清、王有龄、薛焕的江浙集团，凭借从上海搜刮的银子，维持江南的局面。他们所写的二指宽的条子，效能大于堂堂圣旨十倍！对于这些变化，咸丰帝不知道吗？看来他是在装糊涂。天下的事情不必弄得那么清楚，多一分糊涂便可多一分幸福。此时的咸丰帝，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按照中国的传统，皇帝贵为天子，理所当然地可以享有人间一切福乐。衣锦食肥，华厦幽院，自然不在话下。而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可以拥有近乎无限的性伙伴。森严的后宫，从来就是激发文人们想像力的地方。“三千粉黛”，“五千佳丽”，既有想像的成分，也有事实的依据。咸丰帝17岁成婚，不久后福晋就去世了。他刚御位，便选了一次秀女，后来出名的东、西两太后，皆于此时入宫。
1853年，依照惯例，又一次选秀女，京内满族官员家中13岁到15岁的女孩均应入宫候选。这些年轻的孩子哭别父母，一大早便在紫禁城坤宁宫前排班候驾。哪知一直等到午后，仍不见车驾到来，鹄立甚久，饥渴难忍，加之对前景感到惶恐，一时欷殻豚翟股⑵稹Ｕ庖焕嗌糇罡挥诖拘裕⒆用且黄炻摇Ｊ乇谴笊鹊溃翰恍砜蓿换岫实奂莸剑岱⑴け拮拥模≈谂右惶窍诺没肷碚嚼酢Ｔ谡舛恿兄校幸桓鍪前似戽缙镄Ｖ段淖郑ふ腠椋饺沼锌站菇塘诩彝邮蹲郑蝗∩锥妨钢担ㄕ庠诘笔奔奔�
她此时挺身而出，说了一番大义凛然的话：“我辈离父母，绝骨肉，一旦入选，幽闭终生，就像囚徒一样。生离死别，在此一刻，谁又能忍得住此种伤感。我不怕死，又何惧于鞭子。广东的长毛起于田垅，据长江，入金陵，天下已去大半。身为君主，不知求将帅以能战守，保住祖宗的大业，却迷恋女色，攫良女幽深宫，使之终生不复见天日。弃宗室于不顾，而纵一己之欲，还算得上什么英明君主！”此语一出，闻者大惊，欲加以颜色，而咸丰帝已驾临。守兵们将该女缚起，牵到咸丰帝面前，令她下跪请罪，该女就是不肯屈服。咸丰帝问其原因，该女竟然当面将刚才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咸丰帝叹道，“奇女子也”。结果，这个女孩由咸丰帝指婚，嫁给了某位亲王，这次选秀女之事作罢，所有女孩都被放回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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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造反”、“造反”（7）
上面这一故事，见之于野史。从这一条记载来看，咸丰帝御位之初，对私生活还是注意检点的。然而，这样的事情仅此一例。野史中对清代皇帝私生活的记载，就数咸丰帝最多。从清宫史料来看，从咸丰帝登基到去世的十一年中，封贵人以上者共计14人，答应、常在人数今无可考。这些都可视作皇帝应有的待遇，从来也没有人对此指责过。可在野史中描写的情况，却让人吃惊。按照清代制度，后宫佳丽虽多，却是清一色的旗人，乾隆帝的香妃，可以视作例外。宫中是不应当有汉女的，以此保证皇室血统的纯正。可是，那些大脚的旗女已在咸丰帝眼中失去了新鲜感，那些缠足的汉女更能引起他的兴趣。据野史中称，发现咸丰帝这一性偏好的某位大臣，以重金到苏浙购妙龄女子数十人来京。由于小脚女人不得入宫，便以“打更民妇”的名义进入圆明园，每夜以三人在咸丰帝寝宫前轮值“打更”，咸丰帝听到梆铃声便召幸之。在诸多汉女中，有四人最受咸丰帝的喜爱，被称为“四春”，即牡丹春、海棠春、杏花春、陀罗春（一作武陵春）。
除这四人外，再加上号称“天地一家春”的那拉氏（详见第十三章），野史中称为咸丰帝的“五春之宠”。
受宠的四名汉女，也留下不少的传说。牡丹春，江苏人，最为艳丽，入园后多思逃归之计，后在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时，改服逃走，嫁江南一士人。海棠春，大同人，曾在天津演戏，工青衣，曾与某士人相恋，入园后终日思念那位士人，郁郁致疾，玉殒香销。杏花春为某大吏之婢，为大妇所不容，入园后曾为主子谋得封疆大吏，又为主人之子说项，也谋得一官。陀罗春原是北京宣武门外一孀妇，后入尼庵，为咸丰帝看中后再入圆明园。每当咸丰帝临幸时，她便跪地不肯起，入园八个月，未让咸丰帝得手。后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她投池自杀。
受宠的“四春”，皆在圆明园分居亭馆。西郊的圆明园经此装点，自然比城内的皇宫更具魅力。清代的皇帝来自黑山白水，经受不住关内的盛夏，每年为避暑而迁居圆明园，已经成为制度。但咸丰帝住园，似乎不是为了避暑。他时常一过了新年就迁往圆明园，一直到了冬至，才肯搬回紫禁城的养心殿。咸丰帝的风流韵事，野史中还有两则记载。其一是说他在后宫藏了一个来自民间的寡妇： 有山西籍孀妇曹氏，色颇姝丽，足尤纤小，仅及三寸。其履以菜玉为底，衬以香屑，履头缀明珠。入宫后，咸丰帝最眷之，中外称为曹寡妇。
以理学为本，号召天下民女“节”、“烈”的天子，居然做出如此“害理”之事，实在让人们吃惊。另一则记载更是骇人听闻，称圆明园内藏有春药。晚清名臣丁宝桢在咸丰朝曾任职翰林院，一日上奏言谈军事，咸丰帝读之大喜，召见于圆明园。丁宝桢早早入园静候，见室隅玻璃盘，内有果子十数枚。丁氏吃了一枚，觉得甘香异常，复食两三枚，突觉腹中发热，棒棒暴长，窘状万分。此时咸丰帝已升殿，即将召见，丁宝桢灵机一动立即扑地抱腹喊痛，诡称痧症骤发，方得以出园。后内务府一官员告诉他：“此媚药之最烈者，禁中蓄媚药数十种，以此为第一。”丁宝桢急延医诊视，困卧十余日始起。
从野史中得知，咸丰帝此时酗酒也很厉害。他不仅嗜饮，而且每饮必醉。醉后又必大怒，而又必有一二内侍或宫女遭殃。待他酒醒之后，自觉失态，对受辱受挞者宠爱有加，多有赏赐。然不久又醉，故态复萌。为此，咸丰帝曾告诫后宫，当他醉时不要随侍左右，免得皮肉吃苦。可是，等到醉皇帝宣召时，又有谁敢不上前呢？如此这般，几乎要闹出人命案子。而“四春”之中的杏花春似乎是一个例外，等到咸丰帝大醉时，只要杏花春绰约而前，必狎抱之，曰：“此朕如意珠也。”结果，凡遇咸丰帝酗酒，后宫必膜拜顶礼，求杏花春为代表，以免谴责。杏花春为此获得两个外号，一日“欢喜佛”，一日“刘海喜”。野史中的传闻，虽不能一一细究对证，只能姑且听之，但对咸丰帝如此之多的议论，在清朝皇帝中实为罕见。在正史中，有一条材料耐人寻味。
1855年初先是兵部左侍郎王茂荫奏请咸丰帝住在皇宫，不要去圆明园，咸丰帝读之龙颜大怒，以“无据之词，率行入奏”为名，将王茂荫交部议处。不久后，掌福建道御史薛鸣皋，见圆明园修理围墙，认为咸丰帝又要去住园，上奏谏止，称言“逆氛未靖”，不要“临幸御园，萌怠荒之念”。咸丰帝见之怒不可遏，由内阁明发上谕，加以驳斥： 圆明园办事，本系列圣成宪，原应遵循勿替……
敬思我皇祖（指嘉庆帝）当莅政之初，适值川陕楚教匪滋事，彼时幸圆明园，秋弥木兰，一如常时。圣心敬畏。朕岂能仰测高深。设使当时有一无知者妄行阻谏，亦必从重惩处……
第七章 “造反”、“造反”（8）
咸丰帝搬出祖制来为自己辩护，以封杀一切谏阻他去圆明园的言论。为了杀个鸡给猴子看看，他下旨将薛鸣皋从掌福建道监察御史，降为一般的监察御史，并交部议处。皇帝住园本来就是制度，王茂荫、薛鸣皋为何连续上奏劝阻？他们是否听到了圆明园内的种种风流韵事？今天的学者并不能对此下结论，但可以肯定地说，自从薛鸣皋受惩后，咸丰帝的耳边安静了，谁也不敢再对此事说三道四了。醇酒妇人，从来就是凡夫俗子的一种追求。可所有的凡夫俗子都知道，沉迷于此，不得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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