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在上-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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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给自己的长久竞争力增添砝码，反而会直接削弱竞争力。
在一个全球扁平化的时代，所有国家都加入到同一个竞争体系中来。全球化流动的产品和服务，并不因为你来自发展中国家，消费者就愿意为你的高价格埋单；性价比不如人，你的产品和服务就没有市场。
日本人不是天生就喜欢龟缩在笼子里的，韩国也早就规定一个家庭只能拥有一套住房，而我们著名的经济学家，早在几年前就鼓吹中国城市居民开始了拥有第二套住房的时代。在人均GDP高我们几倍的东京等城市，居民的平均居住水平却大大低于我们。我们有理由作出判断，我们的居住条件超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规定性，超出了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一种浮躁的、封闭的小农意识，左右了我们的舆论和导向，使得我们把所有的财富都往住宅上砸。这样的整体结果，必然是降低中国公司的竞争力。
从生产要素全球一体化配置的视角来看楼市价格，就有了一种危机感。
或许纪伯伦的预言正是中国房地产的宿命，“只有孤独地迷失上千次者，才能重回故里。”
被误解的住房需求
市场化是一套复杂的体系，如果你的体系不完备，你的市场必定是无效的。住房商品有着双重规定性，它既具有经久性、单件性、固定性等自然属性，又具有满足人们居住需要和财富增值的社会属性。尤其是它的社会属性，更是一切问题的焦点所在。
作为基本居住的消费需求，属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范畴，是一个与经济发展水平动态高度相关的变量，并不出自政府的恩爱或是民众愿望的强烈程度。联合国有个人权公约，包括基本人权和经济人权，享受基本住房服务属于基本人权，是任何一个签约国家的政府都必须承担起责任来的，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完全推托掉这方面的职责。就是高度市场化的美国，政府也保留着约占住房资产总量11。5％的廉价出租公屋，以解决居民最基本的住房消费问题。
而中国的情况是，政府从这一块责任中完全退出了，都交给了市场。一种对住房需求简单化的理解，使我们错把简单的市场化当成了万能解药，住房需求问题被严重的忽视和误导了。调控住房投资品市场，不能拿住房服务市场上的诸多价值尺度来度量；而改善住房基本服务的供应，也同样不能从价值最大化的投资品市场上寻找根据和途径。住房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胶合在一起，由此导致一系列的混乱和无序。
1980年邓小平把住房改革提上议程时，城市人均住房面积不到4平方米，上海平均2平方米，而住房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双轨制时期，各企事业单位，都以膨胀本单位的住房需求为己任。于是国家果断引进市场机制，全面实现了住房商品化，以约束住房需求。
没想到住房商品化的实施，市场机制非但没有起到限制住房需求膨胀的作用，反而由于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加大刺激了住房需求的膨胀。2005年底我们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已经是26。11平方米了，超过了当初设想的3倍，远远超出总设计师的预测。
非驴非马的经济适用房终于出现拐点。在经历盲目市场崇拜以后，政府主管部门终于认识到，住房是个特殊商品，不是简单化地推行住房商品化就可以了事的。
据建设部最新消息，经济适用房将以租代售。未来住宅保障体系中的实物补贴可能将分为三个等级：廉租房主要面向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家庭；租赁型经济适用房面向低收入家庭；限价商品房将面向拆迁户或无房户。
挡不住的购房潮
新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报告《中国房地产发展状况与发展趋势预测分析》指出，导致近两年来我国商品房销售价格大幅度提升的主要因素是，来自土地成本和其他因素的涨幅远超过工程造价的涨幅，而需求因素并非价格上涨的决定性因素。
以空置房反论需求不足，这真是不可思议的逻辑。没有需求，哪里来的土地价格上涨？土地成本与工程造价的对比，得不出需求不是上涨主因的结论。对于数字背后的逻辑，不从需求层面深入分析，无法得出一个准确的概念。而深入剖析中国当下把住房投资需求推动膨胀起来的独特机理，对把握中国住房市场的走向至关重要。
住房成了强劲投资需求的一道泄洪口
中国经济20年持续每年10％的增长速度，其中80％转化成居民收入，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量。居民收入中的40％转化为储蓄，形成金融资产。这笔庞大的金融资产分布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有些人年积累百万以上，而有些人则勉强糊口。
在少数人手里集结的金融资产，也不全是福音，既要遭受负利率的煎熬、股市的重重黑幕堵截，还有花样百出的“老鼠会”的沉陷。高增长、高储蓄，金融资产集结的巨大差距，另外再加上投资渠道的狭窄，使得住房成了一个泄洪口。
而且，在住房投资中集结的，不只是现有城市居民的收入，更多是居民的未来收入（抵押贷款）和非城市居民收入（非城市居民的亲朋好友集拢的资金），以及转型投资基金（温州炒房团与各类中外基金）。资金如此之多和如此之丰富，人们却找不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渠道，住房价格一时很难摁得住。
各企事业单位的持续扩张是源头
住房改革的本意是要解脱单位对居民住房需求的责任，而实际上不仅没有削弱，还因为体制改革没有跟进，使得单位成了住房需求膨胀的一个重要诱因。
2005年1月至11月，全国共审计9。1万个单位，查出各类违法违规问题资金2900多亿元。这些资金多数都跑到住宅建设上去了。有的城市如重庆还在搞二次福利分房，一位70多岁的一般退休干部，只有老两口，以前已经分得130平方米的房子并且便宜买下，这回又分得一处160平方米的房子以每平方米1300元的低价获得，而同类房屋的市价在3000多元。
公务员的住房在当地形成了很强的示范效应。改革前住房福利扩张虽然在搞但是路径不多，到了现在花样翻新而且都合理合法！只要你不是往自己兜里装，多少都没事。这就是我们的体制。
国民的农耕文化属性
中国农耕社会文明，是建立在一家一户的恒产稳定性的基础上。这种历史惯性很难在短短的20~30年的市场经济洗礼中扭转。
农民意识，重实体轻虚拟，重元宝轻票据。父母如果不能为后代置房，将是一种耻辱；一个人能够置房，是有恒产恒业的标志，是有稳定社会地位的开始。本来已经活在虚拟社会中，可还是以实体经济为转移，甘愿做房奴，甘愿入牢笼，也要买房。中国城市居民，虽然在外观现代化的宅子里，本质上还是农民。
而且，中国当今社会女性的拥有心理在家庭决策中地位不容低估。女人买一件时装，可能一生只穿一回，但是她要摆在那里；一件大钻石首饰，可能一生也戴不了一回儿，但她要保存；一个男友或丈夫，她不是不相信他的人格，而是只有整天陪伴在身边她才能感觉是自己的。这种占有欲体现到住房上来，便产生了住房自有率最高的国民性。
现代经济是以工作流动为本质特点的。在一个公司工作，随着规模的扩张，你的流动不可避免，美国就有很多提一个皮箱走天下的白领。所以，中国城市人要真正适应这个流动的社会，还有待时日。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推动
中央政府在住房政策上就有所迷失。将房地产从带头产业过渡到了支柱产业，热衷于GDP的光鲜和灿烂，而忘了中国还处于一个发展阶段，还需要把主要财力物力投入研发创新上，带动大国经济，以提升国家竞争力。
支柱产业对GDP的推动作用非常直接。对城市任期政府来说，热衷于为业绩经营城市，投巨资建立里程碑，比拼搞最大广场，置本来应该负责的基本需求不管（廉价公屋），持续推动了本来不该产生的投资需求（为了市容大规模拆迁建设）。
在这个利益的旋涡中，尝试有所作为的政府，一如被置于一个巨大的风箱之中，被一股无形的力推来搡去，左右为难：调控楼市价格伤了经济；放任价格伤了民情。楼市的尴尬，引发了体制性腐败和民愤，还危及我国的长久竞争力。关注民生民意的中央政府高调宣誓调控，政策却在尴尬徘徊。
按揭成为强劲的助推器
银行存在着严重的倒挂现象，按揭贷款的信贷资产是银行最好的金融资产，所以银行对假按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银行利用按揭这个杠杆，将千百万人潜在的需求都焕发出来，客观上助长了房地产的非理性上涨。许多假按揭，并不是伪装多么巧妙，而是银行怕这生意跑了。你违规，一个人贷款1个多亿元，他求之不得。只要你敢借，他就敢放。这就是金融本位的泡沫，而这个泡沫本身又将银行自身也拖入了万劫不复之泥潭。
开发商的“新住宅运动”误导
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的“新住宅运动”与2002年开始的“居住改变中国”，是由开发商发起的两次大规模运动。这两次运动，带有一点愚民政策的味道，对国民性的调动和不合时宜的需求膨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扩大市场基础，这是任何一个商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但是由此产生的后果，却是惊人的。这就是把千百万本来应该有更高流动性的群体，绑在了一个地方，成了房奴。
每一个人是一个宇宙，每一个市场也是一个宇宙。只有深入到每一个宇宙中，才能够理解复杂表象背后的理性。中国住房市场迫切需要这种具有洞穿混乱的理性思维。
居住雾障下的房奴
中国城市的上空正弥漫着居住的重重雾障，成千上万个有活力的精灵正在沦为房奴：
朋友赵文，工作地点4年换了南京、上海、北京3座城市。在每一座城市，都因租房的房租高过分期付款买房的月供，而狠狠心按揭买房。本来在北京不想再买房了，可是又挡不住2008年的诱惑和占有房产的欲望，在付了6个月的房租后，又投下20万元的首付款。赵文先生性好动，为了买房，几个黄金周居然没有离开北京。
说实话，我不理解赵文。因为他们先前都是喜欢与自然亲近的人。近几年国内开辟了许多绝好的自然风景游，都与他们断了缘分。自然伸出友好之手，邀我们去享受她的美、磨练我们的意志力、更给我们的思想注入灵性，而我们这群朝气还没有退尽也算有点条件的人，却偏要投奔拥挤的城市，龟缩在钢筋水泥筑起的壳子里。花样繁多的居住新概念，已经把像赵文一样的人，愉快地陷进自己划定的圈圈，消耗着茁壮的生命和创造的灵感。
这种现实更有在古老的国度蔓延的趋势。在我们的城市，现在正流行把花园建到自己的居室里，把山谷搬到自己的院子里，把小区建成一个自给自足的欧洲庄园。居住，是人们众多需求中的一个，住宅就是一个夜晚歇息的地方，却偏偏被渲染成实现崇高人生的重要手段和目的，以至引得无数欲望焚身的男男女女，忘了本性而“居醉房迷”。本来具有着内在无穷性的国民，硬是被反锁在血汗、金钱筑就的牢笼里，沦为房奴。本来应该以流动性为天性的族群，却以周游列国开拓视野为机会成本，而固守一隅拼命省钱。
200多年前，先知纪伯伦作《先知》谆谆告诫：
“你们，宇宙之子，静中之动，你们不应被捕陷，不应被驯服。
你们的居室不应是锚，而应是桅。
纵使你们的宅邸金碧辉煌，
它们也无法隐藏你们的秘密，掩盖你们的愿望。
因为你们内在的无穷性居住在天宫里，
它以晨雾为门，以夜的歌声和寂静为窗。”
可是，先知的告诫被中国人置若罔闻。人们啊，你们真甘愿躲进钢筋水泥筑就的牢笼里，而无视自己内在的无穷性正一泻千里吗？
需要反思我们的发展逻辑
土耳其诗人纳乔姆？希格梅有一句名言：“人一生中有两样东西是永远不能忘却的，这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貌。”而深深刻在今天中国城市居民记忆中的城市影像，却是新修大马路上的满目疮痍。好端端的马路，常常被莫名其妙地挖开，又被稀里糊涂地填上，过些日子又会被毫不客气地翻个底朝天。
满目疮痍的大马路，正在哭诉着满目疮痍的城市开发方式，开始人们还骂骂咧咧，可时间久了，也就麻木了。而其中就潜伏着中国城市开发建设最为严重的危机。
为什么欧洲城市巴黎、柏林、伦敦、罗马，几百年的历史了，今天同样面对新的网络经济和电气新干线，却没有呈现满目疮痍的景象？为什么中国城市刚刚建设5～30年，就不能适应新变化了，道路就要挖了填、填了再挖？我们从计划经济脱胎而来的中国政府的城市综合规划能力、全局思维能力，难道不如100多年前的欧洲人吗？！
在所谓的成熟社区北京南沙滩，紧邻奥运公园。这里本应该有最前卫和长远的规划。可是一条30米宽的大马路，一年来就挖开、填平几十次。这种重复的开膛破肚，显然也会增加GDP，会增加许多人的收入和业绩，但却是一种纯粹的能源消耗。据统计，2005年中国GDP大约占世界总量的4％，却消耗了世界9％的原油、20％的铝、30％~35％的钢、铁矿石和煤以及45％的水泥。城市建设的无效反复，是我国高能耗的重要引擎。
一个现实问题让中国人很难堪：中国哪一个城市地下基础设施的前瞻性最好？哪个城市地籍资料最为齐全而不必挖开马路来检查和添加？据考证，目前我们城市地籍（地下设施资料）最全的城市，不是首都北京，不是国际化大都市上海，也不是全新城市深圳，而是青岛。那是因为上个世纪早期德国人建设青岛时，地下基础设施已经为今天的需要留足了空间。老城区的地下设施还可以在不挖马路的条件下不断添加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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