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烟云-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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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不过，由于是一早一晚出来“打游击”，他们往往还能回去在生产队里正规出工，所以，也用不着交什么副业款。因此，这些副业户虽然是像做贼那样藏头藏尾，“刀上架着刀下过”，但日子总算有个着落。正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周昌年家里的藤椅生意甚至比过去做得还要红火。他们也不再交副业款，做一得一。渐渐的，家里又开始有了生气。过了几个月，李月英也挺着大肚子回来了。不过，小俩夫妻从此与周昌年分了家，算是与“剥削阶级”的家庭划清了界线。
…………
“梆梆梆、梆梆梆……”
“反击右倾翻案风”后，生产队每天又要敲梆上工了。这个还是三十多年前地主周伯年建造新屋福源楼时用来催各屋的杂工到工地干活的木梆，后来便代替了农业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生产队社员上下工的哨子。二十多年来，人们闻梆而集，闻梆而散。他们不知道今天在生产队要做什么，并且也不需考虑怎么样去做，什么时候须要完成。翻身队的老贫农们觉得，就像他们当年给周伯年做工时那样，每天听到梆声就去上工，要做什么自然有人会安排。但不同的是那会儿做工每十天八天就有工钱计算，能买到油盐和大米，一家大小也有吃饱的时候；而生产队里干活则一年结算一次，可是，一年到头一家大小总是吃不饱，并且，现在到处也买不到大米和杂粮。新旧社会两重天，这日子却是越来越难过了。
几十年的木梆已经敲破。但沉闷而嘶裂的梆声仍然一早一晚在人们心里回荡。它摧动着生产队的社员们迈开“社会主义”的脚步，去走朝夕都吃不饱肚子的“共同富裕”集体化道路。
三十四回 创效益搞活经济；正福源认祖归宗
秋去冬来，星转斗移，一眨眼又过了好几个春夏，徐昌县城起了变化。
先是运输站门口卖藤椅和卖大小鱼网的人越来越多了，并且，跟着便有卖熟食的，卖鸡蛋的，卖土产的，还有零星卖故旧衣服的。这里原不是市场，所以，开始的时候没有市管会的人管它；又没有店铺，便没有税所的同志来收税。后来，来买东西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已不再仅是旅客，生意便越做越旺。卖藤椅的价平物美，多人喜欢，有时甚至能成批地远销省城，于是，有人索性在空地上搭起了简单的竹棚，开始了风雨不改的日夜经营。后来，又有人从潮州带来海上走私衣服等物品，生意十分走俏。在几十年都要布票才能买到布的日子里，一旦能买到廉价坚实的尼龙质衣服，山里山外的人都来争购。便又有人用尼龙薄幂搭起了简单的临时卖货的亭子。接着便有副食百货也陆续来争位摆卖。一时，汽车运输站门口的一条路变得十分热闹。再后来，这些竹棚和尼龙薄幂的亭子被公家拆了，改成砖砌瓦盖的简易铺位。接着，工商所和税所便派人来管理了。由此，“游击市场”便逐渐发展成为灯光闹市。
同时，农村的集市贸易又恢复了，各行买卖逐渐多了起来，唯独卖鱼网的却一下子衰落下去。原因是塘鱼日渐见多，人们要吃鱼很容易，已用不着那么辛苦自己到河渠去网捕，于是便甚少人再来买鱼网。但这些织鱼网的人却已不再犯愁。年轻的迅速改行，年纪大的也用不着再出来做生意，他们已可以在家里养猪养鸡搞自己的副业了。
原来，几十年的倒行逆施惹来天怒人怨，不知那一年的什么时候，天上掉下一颗陨石，地上又闹了个大地震，死了许多人。周总理和“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逝世了。不久，风水轮转，“共同贫困”的道路便跟着篡党夺权，存心乱国殃民的“四人帮”的消亡走到了尽头。人们赖于生存的耕种的田地终于又分给家庭承包了！那些年，先是大街上有许多人游行，热烈欢呼打倒“四人帮”，后来，主持全面整顿恢复国民经济的能人邓小平就恢复了领导职位。跟着，“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儿没有人唱了，“农业学大寨”的墙标也被人涂上黄泥狗屎，生产队的农民再也不用被这一个或那一个领导指挥着成天扛上锄头畚箕去南征北战了。人们开始过上安定的日子。又过了些年，像土改那样，农民喜气洋洋，家家分到了土地。从此没有了生产队，被“走集体化道路”的金箍咒束缚了几十年的贫困而饥饿的人们终于得到了彻底的解放。他们人人知道该怎么样去过日子，家家养了猪禽，地里的活和家里的副业立即同举并进。于是，一年两造，家家的粮食堆满了谷仓，农村迅速就有了温饱。
岭上的老榆树干开始长出了新芽，昏沉了几十年的中国大地终于开始苏醒了。
不久，又有人开始在家里织布，搞家庭工副业；陆续便有人办起了布厂、碾米厂、编织工艺厂；还有人到城里去开饭店和做其它生意。地里产的丰富，集上物质又流通，人们要鱼要肉吃香喝辣，这些几十年来简直比上天还要难的梦想，一下子都成了十分简单而容易的现实。老百姓干瘪了几十年的皮肤开始慢慢的润泽了，人们的脸上便都有了红光，有了笑容。
不久，大队又变为乡政府。看不到上面三天两头派到大队和生产队来的工作组，也听不到令人胆战心惊的锣鼓声，更没有成日喊打喊杀的一些人睁着血红的眼睛去斗争另一些人。人们从此开始安居乐业。
灾难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又不久，县城运输站的旁边建起了一座六层楼高的豪华大厦，名叫汉华酒家。据说，是县农场办的，总经理是农场的经理易志良。开张的时候，双层爆竹从六楼吊到地上，直爆了小半个时辰。大楼的第一、二层营业饮食，有小食粉面，亦有时菜小炒；有大排档，亦有雅座小房。三层以上住旅客。由于装饰豪华，吃的东西新鲜而丰富，但价格便宜，于是，生意火爆。每天早午晚市，饮食部的生意不停，顾客络绎不绝。相比之下，几间国营的饭店和旅业便显得冷冷清清。
原来，易志良下放到农场之后，做了农场的会计。农场共有七八十个工人，管理着几片山地，一个水库和百多亩的水稻地。这个农场原是县委机关的实验农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按照造反职工要求，农场工人实行每天八小时工作制，有星期天，享受国营企业工人待遇，工资按工龄评级计算。由于农场的职工大都是县机关干部的家属，劳动管理松散，而土地多，耕作便常常误了农时，加上生产“吃大锅饭”，故不但经济效益低，而且，丢荒的现象也很严重。易志雄任会计后不久，场长陈炽中患了脊椎病长期住院，生产便处于半瘫痪的状态。部分农田粮食失收，农场的酒厂和米粉厂又因管理不善而亏本，职工的工资有时也发不出去。几个到农场劳动改造的“走资派”落实政策离场之后，原由他们放养的六条壮牛也因分给职工轮养而饿死了三条，农场的公共财物又不断散失。同时，外面的农民又开始占用农场的一部分土地。一个偌大的农场正濒临解体。
待到外面春潮涌动，农村开始搞分户承包的家庭生产责任制时，农场也顺应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实行承包制度。易志良热心致力于新体制的实验，便与农场签了五年的承包合同，做了农场的第一任经理。
于是，他开始了因地制宜的各项改革。
首先是精简机构，停办经营不善的农场酒厂、米粉厂和副食品加工厂，把农场的劳动力安排到生产的第一线，实行了定人定责的生产劳动。
接着健全专业队伍，搞好基础建设，发展多种经营。农场贷款买了一批山羊和奶牛，由几个人组成了一个畜牧专业组，每天在山上放养；又把供应给职工的稻谷改为供应大米，把谷糠集中起来，饲养了一批肉猪；又成立了一个水库渔业队，专门负责割草养鱼；又在山上养鸡，还栽种了许多果树。各个专业组队都定了专门的管理责任，奖罚分明。
他又改革了农田的耕作管理，把一部分土地改种花生、玉米等经济作物，由农场职工承包；一部分水稻田承包给附近社员耕作，并与当地的治保和公安打交道，要回了被农民霸种了去的土地。由此，一百多亩土地的耕作既不失农时，又创造了效益。农场的七八十个职工各得其所，各善其力。
正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几造收成下来，情况便发生了变化。粮食、花生、玉米堆满了仓；水库里鱼肥虾多；山上牛羊成群，鸡叫鸟飞。农场发挥了地利人和的作用，以短养长，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每一个人，每一块土地都创造了财富。经过两年的整治，农场的借款还清了，职工的生活也迅速富足起来。
农场的产品丰裕后，产品便需要广阔的销售渠道。此时，农村的劳动力已得到解放，农村经济已从以农业为主转移到以工副业为主；青年农民从以务农为主转移到出外打工、经商为主；农业内部从以粮食为主转移向全面发展。在“搞活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下，城市改革开始全面启动，个体经济允许发展并受到了保障。当城里的灯光夜市热闹起来之后，易志良便在运输站的旁边买地建了一座六层大厦，经营饮食和旅业。一方面，发展饮食可以更好地解决农场农副产品的销路，提高产品的价值；另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来往人员增多，旅业必然兴旺，亦有利于促进饮食业的发展。市场经济起步，酒店从贷款买地建楼到开业，已完全是易志良的个人行为。但由于他是农场的经理，便打着农场的牌子，所以，各项手续都很是顺利。且工商管理和税务部门对农场的情况都比较了解，在经营上都给予各项扶贫政策的方便和照顾。不过，酒店开业虽是打着农场的牌子，却不能挂上农场的招牌。“汉华酒家”是易志良叫母亲陈兰英给起的店号。
酒店请了几个烹饪能手，开张之后，果然生意兴隆。农场的农林牧副渔各种产品在这里得到了最大效益的发挥。鱼虾生猛，鸡鸭野味，果菜新鲜，加上是自产自销，价格相对便宜实惠，于是客似云来，生意越做越旺，只一年光景就把买地建楼的贷款还清了。
此时，易志良已申请保留公职，下海经商，陈兰英亦早已落实了政策，摘掉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但她已过了退休的年龄，便办了退休手续。经过农村的多年经历，她对生产责任制也有较深刻的体会，所以对儿子承包农场和进行各项改革都很是理解和支持。改革开放初期，山城刚刚开始热闹起来，但街市仍是旧貌。汉华酒家是县城第一座超过五层楼的建筑，正是鹤立鸡群，显得生机勃勃，十分兴旺。易志良既要经营日益发展的生意，又要打理农场的事情，分身不暇，于是，陈兰英便和女儿周芳芳一齐帮他管理农场。农场自实施专业生产责任制后，各项专业定了合同，超产归己，奖罚分明，职工收入增加，日子自然过得无忧无虑。
一日，汉华酒家来了一批港澳同胞回乡观光团人员入住，易志良格外盛情招待。他知道港澳同胞有饮早茶的习惯，便每天都为他们专设丰盛的早点，又叮嘱烹饪师傅尽量把菜肴搞得色香味俱全，又十分注意房间床褥的卫生清洁，天天换洗，使港澳同胞吃得香甜，住得舒服。几天下来，甚得旅客欢心。一天晚上，团里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客人来到经理室，操着生硬的普通话对易志良说道：
“经理先生，十分感谢你这些天来的热情款待。明天开始，观光团各人自由活动两天，我想找个人在城里做向导，不知能否帮忙呢？”
“没问题。”易志良立即答应，“阁下不是本地人么？”
“我是香港人，此次是陪团来参观，并在县城办点事情。”客人说。
“城里街道不多，不知你要到哪里去呢？”易志良问道。
“城北的高铺街城隍庙巷。”客人拿出一张纸条读道。
“城隍庙巷在城墙边，近来正准备拆建呢！”易志良告诉他。
“怪不得这些天我找不到人哩！”客人说。原来，这些天参观回来后，他都到城北去找过，但见一条空巷，却又因语言不通，不敢贸然打听。
“请问你要到城隍庙巷去找谁？我有个舅父在那里，或许他会认识。”易志良说。
“我要找的人住城隍庙巷的陈家大院，有六十多岁的年纪，名叫陈资民，解放前是信义布厂的总管。”客人道。
“啊！”易志良觉得疑惑，客人要找的人正是自己的舅父。但他在过去却从来没有听舅父和母亲说过，他们在香港有什么亲戚朋友，不觉便有些警觉地问道：“陈资民已退休在家，一个月前搬家了。阁下认识他么？”
“实不相瞒，我不认识他。但我是受人所托，专程要来找到他的。谢谢你！”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客人感到十分高兴。
第二天刚好是星期天，吃过早饭后，他带着港客来到舅父家里。这些年来，舅父家里也有很大的变化。外祖父母已相继去世，舅父母都已办退休。房屋因改造旧城而首批被拆了，一家人暂时住在儿子的单位宿舍里。舅父退休之后，最近又被单位聘请做供销业务的参谋。虽是六十多岁的年纪，但却身体壮健，精神奕奕。易志良带客人坐下之后，见过舅母及家中各人，便说明来意。
“请问阁下就是解放前信义布厂的总管陈资民先生么？”港客热情地握着舅父的手问道。
“在下正是陈资民。”舅父说。
“幸会！幸会！”港客十分高兴。
“惭愧！素不相识，不知先生贵姓大名，有何见教？”舅父打量着来人，疑惑地问道。
港客立即神色庄重起来。只见他从西装里面的袋子里掏出一个信封，再从信封里面拿出一张四寸照片，双手把照片恭恭敬敬的递给舅父，动情地说道：
“请问先生可认得此人否？”
舅父戴上眼镜，便对照片慢慢地端详起来。照片上的人穿着西装，五六十岁的年纪，但丰神跌宕，气宇端凝。丰隆的鼻子上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眉目之间别有一种英爽之气，令人觉得气概非常。看着看着，他忽然“啊呀！”一声，嘴巴张开着，结结巴巴地说道：
“这，这，这莫不是我那死去的妹夫周树和么？”
大家赶忙都走过来看这张照片。舅父似乎置身在幻觉之中，失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