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 作者:高天流云-第2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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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要保卫国家安全，赢得战争呢？那样慢悠悠的一条一条的节省，和士大夫、大商人商量着办事，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积攒到庞大无比的军费？何况战争只要开打，钱就会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地流走，是座金山都撑不起几场大战。
　　那时后续的资金要怎样向各位士大夫要呢？只有抄家才能来得及！更何况，只要提到战争，各位君子们就会搬出孔夫子的圣诫，那是凶器，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用，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先用！
　　要仁义、要道德、要教化！
　　见他的鬼去吧，宋史写到这里，如果还有人相信李元昊、李谅祚之徒能教化、能感动再次请出门之后上街随便左右转，找到和路面平高的铁盖子，揭开，跳进去。
　　醒醒神。
　　王安石们的准备已经做好，历史上各种观点的对错，我们也都讨论过了，下面应该进行的就是王韶的“熙河开边”。
　　可是别忙，在做这样的大事之前，王安石们还得再稍微停顿一下。他们的各位政敌在此时都在做什么，是有必要全面介绍的。
　　让我们从身份、官职的高低为序列，从苏轼开始。这个初入行的士大夫这时只能算是小字辈，由于他不懈地努力，终于抢在熙河开边之前，被贬出了京城。
　　说他的努力，可真是一浪接一浪，直到死在沙滩上。从职务上说，他这时只能算是京城无数官员里的中下等，但是文笔好一切都好。他可以哪里都去，和谁都能见上面说上话。什么？你不理他？你该死了，这样风雅绝伦，高迈古人的大才子肯赏面子到你家里坐坐，你不理，还是儒林中人吗？
　　就算你是宰相，在本质上也是读书人，蔑视苏轼，等于忘本！
　　于是苏轼可以出现在任何场合，就算已经死了大名士范仲淹，他都不放过。特地跑到文正公的故居去临风洒泪，高歌凭吊。
　　公平地讲，这没什么。范仲淹抛开军事上、政治上的成就，光以文笔来说，也绝不在苏轼之下。这时苏轼的《水调歌头》等名作还没有出现，其实就算写出来了，也没法掩盖范仲淹的《苏幕遮》。尤其是范仲淹的声誉没有半点瑕疵，苏轼与他无论怎样联系，也没有错处。
　　其他的就两说了。
　　比如宰相曾公亮被贬，他跑去了，指责前首相大人胆小懦弱，不去管教王安石。曾公亮好脾气，叹了口气，说出了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那句话——“上与安石为一人。”
　　皇帝和王安石好得跟一个人似的，我有什么办法？
　　这次对话之后，苏轼的名声在士大夫群落里直线上升。好青年，说出了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非常勇敢嘛！
　　但是请问，你是国家公务员好吧，你以什么身份，奉了谁的命令，去质问前首相大人的工作业绩？如果再深究一下，苏轼的用心会更恶劣些。
　　真有胆子，有责任心，你怎么不在曾公亮还是首相时跑去问呢？那时曾首相有权，才能按你说的办嘛！
　　曾公亮之后是范镇。范先生一生都在与国家的顶级大佬作对，文彦博时期因为立太子的事，韩琦时期是著名的濮议，到了王安石时期，他怒火升腾，和新法不共戴天。
　　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很多人，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一生之中都在无时无刻地反对，不知他真正认同的是什么。更不知道，按照他的办法去做了，国家能成个什么样子。
　　这个问题太大了，而且没有实际操作性，只好列出现象来，大家有兴趣，可以偶然思索下，或许会有所心得。
　　回到主题上，话说在他辞职回乡前，苏轼出现了。苏轼就像代表着什么神圣的团体一样，对范镇珍而重之地宣布——你真是一位壮士。
　　范镇深沉地叹息，自己做得很不够。
　　说到这里，或许大家会认为我比较刻薄。苏轼这是有良知有义愤嘛，不管是不是官，天下事天下人管得，发些感慨说些话，有什么大不了的，犯得着这样冷嘲热讽吗？
　　如果没有前面关于新法的各种分析，单就他说的话来说，的确没什么错，甚至年青人很有激情，值得赞赏。但是有了前面的分析之后，就会知道苏轼的立场越滑越远，彻底抛离了自己原来的出身，变成了喝民血、食民膏、奴役百姓为乐的士大夫。
　　我们是平民，我们厌恶他！
　　抛开这种一千年以后的立场关系，回到宋朝当时的官场。王安石忍无可忍了，小苏同学就算文章好、声誉高，你不好对政府的决策这样明目张胆的抵触吧？
　　你终究还是国家公务员吧。
　　没别的好说，就算查不出他有什么实际错误，思想意识上造成的不良影响，就足以让他贬职反省。苏轼被下放到江南的杭州，人间天堂一样美丽的城市里去做官。
　　是惩罚，但不残酷。
　　在宋人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苏轼杭州之缘正式开始。
　　接下来的人是吕诲。这位前言官领袖突然间病死了。回忆一下，他在王安石的新政还没有实际公开时，也就是连最初的均输法还没有面世时，就和王安石势不两立了。
　　那次著名的弹劾之后，他主动要求外放，绝不和奸邪共处一堂。
　　神宗满足了他，让他到邓州（今河南邓县）当知州。按说这地方、这职位都相当的不错。既在长江以北，又没到西北狼窝，非常优待了。可是吕诲感到的不是这些，他越来越愤怒，尤其是看到王安石的新法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地铺开之后，他的愤怒真正做到了不共戴天。
　　生生地气病了。
　　神宗知道他病了之后，特意下旨接他回京城调养，什么都不用干了，一心养病吧。但这不是问题的中心点，心病还需心药治，王安石的新法如火如荼，遍及天下，这种局面一天没有改变，吕诲的心情就一天没法好转。
　　这就没办法了，难道为了吕诲一个人，去改变国策吗？
　　宋熙宁四年年底左右，吕诲在京城病死。他的死，也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司马光。司马光当时在永兴军，知道吕诲病危后，火速赶往京城，去见最后一面。
　　当他赶到吕诲病床前时，吕诲已经闭上了眼睛，呼吸都停止了。司马光放声大哭，恨自己就迟了这么一步。可是突然间吕诲强争开眼睛，挣扎着要坐起来，他望着司马光的方向，不管看没看清，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
　　可以想见当时司马光的心情，他之所以来，是因为吕诲一直是他的战友。往事历历在目，从立仁宗太子到英宗濮议再到神宗时王安石新政，两人的政见惊人地一致。可以说一直为着同一个目标奋斗。
　　现在的局面，可以说他和吕诲都是失败者，王安石胜利着。
　　可直到死前，吕诲还这样重托他。这是信任，更是责任，他得怎样做，才对得起一个垂死者的最后愿望呢？
　　在这样的局面下，我没法进行什么评判。因为感情和对错，有时真是太冷酷了。但为了说明问题，可以试一下。
　　比如抛开感情谈对错。那样很容易就能得出结论。第一，吕诲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第二，他的这种死法，到底是可笑，还是可恨，还是可敬，抑或可怜？
　　答案一，一个人的对错，基本上是没法做出总结的。精确地说，只能是他在这个时期这件事上，是对的。在那个时期那件事上，是错的。
　　只能是这样。而且那种把一生各时期的对错计算一下，来个所谓的盖棺定论的做法更是无厘头。请问你得用什么公式，才能计算出各个时期的正确值、错误值，最后相加减，得出正负数？
　　可能吗？
　　根据这个原则，吕诲在立太子、濮议时，代表了当时的正直道德观，不阿谀当权者，不向当朝皇帝低头。他是对的，而且相当有种，是个有原则的男人；而他在神宗朝时，面对王安石变法，他的表现，经过我们前面关于新法的一系列分析，可以得出结论。
　　他站在士大夫一边，坚持既得利益，阻碍宋朝为了新生进行的大换血。在这个前提下，他是错的。
　　这种分析，不仅是针对吕诲一个人，那样根本就不值得在宋史这样全景历史写作中单独论述。之所以细聊，是因为它适用于神宗朝年间的所有人。
　　包括王安石一派，包括司马光一派，更包括宋神宗本人。
　　现在回到司马光的身上。他离开吕诲的尸体之后，表现得非常反常。按说吕诲用自己斗争到死，绝不妥协的活生生的例子告诉了他，一定要和王安石斗到底。
　　天下的事还没有绝望，君实，你要努力啊！
　　吕诲临死的呼喊言犹在耳，司马光的反应却是向皇帝写辞职信。他请求政府允许他从永兴军离开，到更远的洛阳去完成一生的夙愿。
　　写书。
　　去完成那套名垂千古，与汉代不世出的史学大师司马迁的《史记》同样辉映后代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神宗允许了，从这时起，司马光就彻底退出了官场。他远远地停留在西京洛阳，冷冷地盯着王安石等新法集团的一举一动。
　　静静地等待着翻身复辟的时机。
　　这是个可怕的对手，他绝不是放弃，而是审时度势，明白这时的王安石已经不可撼动，那么就绝不再恋战。有时的后退，是一种策略，有时的忍耐，比当场斗出个死活更有力量。
　　司马光的事就此告一段落，王安石的敌人们在熙河开边前的处境也介绍到这里。最后还要再啰唆一点。前面我曾经提过的，从神宗朝开始，到北宋灭亡，一共三个主导国运，改变整个汉民族命运的政界大佬之三。
　　那个人，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
　　宋熙宁三年，一个兴化仙游（今属福建）的年青人考中了进士。他的名字叫蔡京，字元长，当时23岁。
　　熙河之役，是在《宋史纪事本末》里独占一章的重要史事，它很独特，要说明白它，得先知道它包含着什么。
　　从狭义上说，熙河开边是指宋神宗熙宁五年五月开始的，由王韶主领征服河湟部吐蕃的战斗。它历时三年，到熙宁八年时，王韶升任枢密副使时告一段落；
　　从广义上讲，熙河开边时断时续，要纠缠到北宋灭亡前，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十二月，由王厚主领、童贯监军，再次征服河湟。
　　至神宗拓土时，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
　　当大祸临头时，之前的每一个举动，都被认为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之前，无数根稻草中的一根。河湟之战更是这样，它功罪难言，在史书里它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评价。到底怎样，让我们用自己的眼睛来回顾审视它。
　　在这之前，我们需要先知道战争都发生在哪里，各个地点，各处势力的分布。
　　查资料，很容易就会有些答案。比如说，河，是河州，现在的甘肃省临夏市的东北部；湟，指湟州，现在的青海省乐都，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中间，还有些别的名字，如洮州，指今甘肃临潭；兰州，就是现在的兰州市；鄯，现在的青海西宁市。
　　等等等等，貌似清楚，但不够，它们的精确位置，关系到王韶怎样制定征服的先后顺序，得先清楚这一点，才能理解熙河之役是怎么打的，以及这件事的难易。
　　翻开古地图，我们向西北方向前进，在宋朝最西北的地方，是秦、凤四州，以它为中心点，再向西，依次是成州、阶州、洮州。再以洮州为中心点，它的右方，也就是西方，是河湟吐蕃之外的藏地吐蕃。向下，也就是南方，是宋朝的四川。
　　洮州的上方，即北方，依次是河州、湟州。
　　那么在我们的心里，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答案——河湟吐蕃不过如此，宋朝的大片土地隔断着它，无论如何它也威胁不到宋朝的腹地。
　　对不起，这不对。
　　明白了地图位置，更要清楚河湟吐蕃的势力范围。其中河州是他们的大本营，由唃斯罗的二儿子瞎毡的儿子木征占据。湟州是唃斯罗嫡系传人的根据地，由董毡继承。在这两块区域之外，他们的触角伸得非常远，最远的地方达到了岷州。
　　岷州，在成州、阶州的上方，再向右一点就是宋朝的秦州，已经和宋朝的腹地接壤了。而在河、湟与岷州之间的大片土地里，汉人的势力微乎其微，连生存都成问题，根本提不到什么管理。区域内除了吐蕃人，还布满了像墙头草一样随时四面倒的羌人。
　　事后证明，这些羌人比吐蕃人还要难缠，他们几乎一点原则都没有，随时反叛。
　　这样的形势，才能养出来当年唃斯罗的脾气。我们都知道，当年宋将曹玮在三都谷痛扁了他的宰相李立遵，给他造成了日后独立的条件，所以他每次提起曹玮的名字，都双手加额，向东南方伏首。
　　但他怎样面对宋朝的皇帝呢？
　　每年宋朝的使者过来，他一不拜旨，二不施礼，最多只是作一个揖，然后微笑着问——“南朝阿舅天子近来还好吗？”
　　这就是王韶所面临的局面。于是我们就清楚了一件事，他所要做的，根本就不是把河湟两州收回本土的问题，而是要到达河湟之前，先把吐蕃人伸到面前的那些触角一个个斩断，把前进的道路先清扫干净。
　　在熙宁五年五月，真正的战斗开打之前，他已经用了两三年的时光来做这件事。
　　熙宁五年五月之前的王韶很善良，在全体吐蕃人的眼里另具一番魅力。简单地说，真是人见人爱，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珍稀动物。
　　一年前，熙宁四年时，王韶来到了秦州边境，在这里往西北方向望，满眼的都是异族人。当时他的手下们摩拳擦掌，很有士气，当然这里面有被王韶的市易法喂得很肥的原因。
　　请您指出方向，我们向哪儿砍。
　　王韶摇头，他要在真正开战之前，先树立起一个形象。宋朝的军人是吐蕃人、羌人最好的朋友，虽然我们骑着马，举着刀，一路杀人，可我们非常可爱——
　　以这个理念，他选中了第一个目标。青唐（今青海西宁市）势力最大的吐蕃人俞龙珂。这个人的势力有多大，有一个数字可以参考，他的部众有近二十万人，以最保守的计算，每十人中有一个骑兵为基数，知道他的兵力有多少了吧。
　　何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