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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酥啤！胝咦⒚堑幕队獍锶耸恰痘秩毡ā泛推渌恍┯乙沓霭嫖锱嘤隼吹摹Ｕ庑┏霭嫖锎砦蟮亟约毫形氨Ｊ亍毙猿霭嫖铮耪倜拦凹绺浩鸢兹说脑鹑伟兹说脑鹑危杭此健鞍兹擞湮拿鞔浜竺褡濉钡脑鹑危锍黾妨值氖鳌！胝咦ⅰ薄！痘秩毡ā废惹暗囊晃槐嗉砜怂埂げ继卦凇督⒚览岬酃碛伞芬晃闹谐疲�9·11”袭击是“美国干预不够和雄心不足造成的结果；解决的办法是树立更加远大的目标，采取更加果敢的行动。”布特还说，“阿富汗和那些处于战乱的国家，如今迫切需要那种曾经由戴着遮阳帽，穿着马裤，信心十足的英国人实行过的文明统治。”《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塞巴斯蒂安·马拉比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说，“新帝国主义的理由令人信服得无法抗拒，”并敦促以美国为首的秩序井然的社会“把自己的公共机构移植到那些无秩序的国家中去。”《大西洋月刊》也不甘落后，它的记者罗伯特·卡普兰号召“在美利坚帝国软力的影响下，把繁荣带给世界上各个遥远的国度。”
这种观点在两个方面很有诱惑力。首先，新的非对称威胁已经出现，而旧的威慑力量可能已经不足以抵御这些威胁。这是不争的事实。其次，对于任何一个生活在世俗的物质至上的现代西方社会的人来说，美国人管理下的有序状况和经济发展，似乎显然比动荡不安更可取。尽管那些支持该观点的凡夫俗子们会否认，但是这跟麦金利总统当年提出的思想如出一辙。在决定将菲律宾纳入美利坚帝国时，他谈到有必要“提升他们并使他们基督教化”。绝大部分新帝国主义者都不愿意跟“基督教化”沾边，而代之于“美国化”，避免把二者联系起来，其实这两者之间完全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
新的战略原则的根本点是主张无限扩张。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潜在威胁的数量极大。试图控制住像伊拉克这样的威胁，可能只会使我们面临新的威胁。关于这一点，我们在阿富汗已经看到了。为了对付新的威胁，可能就会有必要去控制新的领土和新的实体。到头来，保障安全的惟一办法就是把每一块土地都变成自己国土的延伸。
这似乎是一项令人胆怯的任务。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任何一支帝国势力的崛起，都会使其它大国自动结盟与合作。结果，该帝国又会为对付这种新的联盟而加倍努力进行扩张。如此周而复始，直到它扩张过度而最终灭亡为止。另外，新帝国主义者还相信，美国是个例外——因为它是一个民主国家，不贪图领土得失，它的统治不仅具有吸引力，而且善为被统治国着想，是一种软力，甚至颇具魅力。任何抗衡的行动都不会出现，因为没有人不喜欢美国的方式。如果有可能，谁不愿成为美国人呢？因此，应该把美国的男女编成一支远征军，将他们派往地球的各个角落，去播撒世人如饥似渴地寻觅的美国信条。
但是，这种办法行不通。个中原因，让我们一一来看一看。
首先，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绝对的军事安全。美国的激光制导炸弹，核导弹，侦察卫星照片，能保护美国免受“9·11”用小刀劫机的人和自杀性狂热了吗？我们高度发展的军事能力吓得北朝鲜人屈服了吗？我们在海外到处修建军事基地减少了我们面临的危险了吗？每一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而军事基地的扩散说不定还会增加我们面临的危险。
其次，即便我们美国人确实很好，但是世界上其他的人未必同样这么认为，即便他们喜欢我们，也未必想跟我们一模一样，况且他们已经行动起来与我们的势力抗衡了。这一点从联合国安理会在伊拉克问题上的一举一动中看得最为明显。不过，在其它方面表现得也很清楚，例如，欧盟努力寻求跟美国更加平起平坐，俄罗斯和中国恢复关系，许多国家积极倡导用莱纳克斯而不是用微软的视窗作为计算机的主要操作系统。这里面有一种人的因素在起根本性作用，美国人觉得很难理解。但是，考虑到我们自己国家的历史，我们应当头一个表示理解才对。国家与个人其实非常相象，与其说是受获得物质的欲望、恐惧和爱的驱使，不如说是受获得尊严与尊重的渴望以及被认可的需要在驱使，都极想被看得与旁人或旁的国家同样可取，同样重要。有人曾问过土耳其小说家奥尔汗·帕穆克，是什么让伊斯坦布尔的老人宽恕袭击世贸大楼的行为？又是什么让巴基斯坦的青年仰慕塔利班的？他回答说，“是因落魄潦倒而生的无能为力感，是不被人理解，同时也是因为这些人没有能力让别人听到他们的声音。”这个世界上其余的人也许喜欢，甚至羡慕美国人（正如我们说过的，他们的确如此。），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他们也希望这些能够得到尊重。
全球化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法国人不会因为吃了一个麦当劳的汉堡包就不再当法国人了，或者转而抛弃笛卡尔。年轻的印尼妇女会离开传统的村庄，到奈克运动鞋厂去打工并住在集体宿舍里，但这种经历可能会使她们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更加注意戴穆斯林妇女那种头巾，甚至不戴了的还会重新戴起来，以此来坚守她们的价值观。我们不能去扑灭这种火焰，也不应该试图去这样做。
第三，发动美国人进行十字军式的远征行不通，是因为它会使我们越来越多地涉入各种各样的便利联盟和残忍的行动，这样不单会败坏我们的品德，腐化我们的机构，从长远看，也只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复杂。
第四，经济全球化和美国人的极度浪费，已经损害了我们的经济主权，使我们更多地依赖于我们想控制的国家，而且依赖的程度比我们觉察到的要大。有人指控我们为了控制伊拉克的石油而入侵伊拉克，这种指控在美国人听来虽然纯属虚妄，但国外相信它的却大有人在，究其原因，则正是因为世界上许多人都知道美国人经济上有几根软肋，所以才把美国搞军事威胁的意图作此理解：美国人想让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的安全港，然后通过控制关键性资源的价格来实现保持“布巴”的生活方式不变的目标。美国的经济如今已经走上了不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它的增长绝大部分要依靠消费来拉动，而消费则是靠数额不断增加的借款来刺激的。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的消费水平越来越高于生产水平了，而我们只有从国外借款才能保持现有的状态。我们为世界的安全提供保障，又是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提供国。正是靠了这种地位，我们的美元才得以坚挺，我们才得以享受一种高于我们实际所得应达水准的生活。但是，欧元已逐渐开始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储备货币了，而我们的国际债务需求量已经大到了让债主们日益胆寒的程度。如果我们整天摇晃着马口铁杯子，怎么能成为世界的主宰呢？当然，除非我们需要什么就拿什么。
但这也正是搞十字军式远征行不通的最后一个原因。美国人不是罗马人，也不是英国人。美国也许时不时地会干些傻事，甚至于坏事。但是，美国人民既不会把运尸袋看成是光荣与英勇的象征，也不会热切地希望把自己的第二个儿子或女儿送到殖民军中去服务。由于我们本身是在反叛帝国中诞生的，因此，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对帝国主义那一套安之若素过，也根本不善于搞帝国主义。原因之一是，我们太想让别人喜欢我们了。
那该怎么办呢？其实也很简单。乔治·W·布什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做到。事实上，他竞选时开头说的话还是挺对的。他说，“如果我们是一个谦逊的国家，别人会看到并予以尊重的。”我们需要的是重新回到真正保守主义的道路上来。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者们提出的帝国规划，根本称不上是保守主义，只不过是用富于煽动性的传统爱国主义语言所表达出来的激进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和冒险主义罢了。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从来就不是什么救世主，也不是什么脱离实际的理论家。保守主义的精髓是有限政府，这一点新保守主义者也常常宣传。可是，他们所提出的帝国规划将大大增加政府在国内外的作用。我们在强化已经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军事机器，把国土安全部变成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国家机构的同时，已经大幅度地增加了联邦政府的开支。这绝不是保守主义，而是大政府主义。传统的保守主义者总是小心翼翼地平衡预算，坚持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履行公民义务。但是，新的帝国主义者们却一边要求减税，一边增加开支。今后再不会有什么征兵和牺牲了，总统惟一要首肯的公民义务就是敦促大家都去购物，助美国经济一臂之力。
这既不是什么保守主义，也不是什么自由主义，而是一种完全不负责任的行为。让我们回想一下伟大的保守主义哲学家埃德蒙·伯克几个世纪前谈到英帝国的势力时讲过的一句话吧。他说，“我生怕我们遭到许多人的讨厌。”势力会招来诸多威胁，对威胁所作的反应又会促使种种基金的规划出台。温思罗普总督认为，“山巅之城”不是因为势力强大，而是因为道德高尚才富有吸引力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曾经嘱咐说，我们“不要到国外去找妖怪杀。”这些人都是优秀的保守主义先导，我们在确定美国未来的战略走向时，应当多多参照他们的思想。
人们常说，不要太把对美国的批评当回事儿，因为当老大的遭人嫉妒和埋怨是常有的事。想当年，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都是这样。但是，这种要我们持无动于衷态度的训喻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想和罗马与英国一样行事？我们常常说，美国必须当领袖，美国是“不可缺少的国家”。可是一位墨西哥朋友却这样问我，“为什么？为什么美国必须什么都管？有谁给美国下过委任状吗？”当然，这种局面不是一天所造成的，但他这番话倒提醒了我们，还有一种可供选择的战略，可以不让美国放弃它的义务和责任。美国参与全球事务的程度甚深，不能也不应该试图撒手而去。我们得记住，尽管美国犯了不少错误，但是从皮尤民意调查的数据来看，它仍被看作是一个相对无害的霸权国。不过，从各个方面来看，如果美国能成为人们最后而不是首轮求助对象，那将是一件令人满意的事。下面是对这种战略可能包含的内容所作的一些思考。
到了目前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了。美国以及它能拉来的无论什么伙伴只能将萨达姆推翻并占领伊拉克了。如今若不这样做，所付出的代价要比这样做付出的还要大。但是，我们应竭尽全力避免美国长期占领伊拉克。我们可以重新确立联合国的重要地位，要求联合国组建一个由马来西亚、约旦、瑞士、加拿大之类的国家及其它一些国家构成的联合机构，在这个机构的监督指导下创建一个新的伊拉克，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成为占领国，对医治最近的创伤起到帮助作用。美国可以是一个主要参与国，也可以承担大部分费用，但它决不可以单干或者是执掌帅印。
联合国本身的未来也必须认真加以考虑。联合国的确有缺陷，但正如温斯顿·丘吉尔谈到民主时所讲的那样，“它还不是最最糟糕的东西”，所以它依然存在。我们非但不能废弃它，相反还应当恢复它的活力，重新设计它。应当将印度、巴西，也许还有日本和沙特阿拉伯增设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国和法国的席位则应该由欧盟一家取而代之。在挑选轮流担任安理会理事国的问题上，日后必须规定相应的条件。另外，否决权的使用范围也必须重新加以审核。目前看来，这些想法似乎有点理想化，但从长远来看，一个能独立生存和发展的联合国只会扩大而不是削弱美国的影响力。
在伊拉克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应当和继续努力打破巴以僵局结合起来，其中应包括将以下要求作为对以色列援助的条件，即：从西岸和加沙地带撤军；冻结一切修建定居点的计划；关闭除了戴维营和塔巴谈判暂时认可之外的所有定居点。在塔巴未达成协议部分的主要内容可以通过在西岸和加沙地区部署北约的部队担任守卫来实施。任何协议均不应以结束所有暴力活动为先决条件，因为这样的条件只会促使双方的激进分子动用否决权。
至于北朝鲜问题，我们应该通过谈判来达成一项新的协议。这项协议既要保证北朝鲜的安全，使它不会受到外来攻击，又要确保它有足够的电力和食品；要签订一个结束朝鲜战争的和平条约，并在外交上正式承认北朝鲜；要支持韩国在发展与北朝鲜的贸易和投资以及在发展经济方面的努力。比起外部威胁来，内部的经济发展更有可能改变金正日政权。当然，作为对所有这些的回报，北朝鲜必须停止其核计划并接受联合国的监督和核查。
人们一直用“成年人监督”一词来形容美国对欧洲和日本的关系。有些观察家（如卡根）认为，由于欧洲和日本把应付现实世界的负担甩给了美国，因此它们可以生活在人造天堂里，沉湎于作作毫无意义的姿态，自私自利地打打自己的小算盘。此话并非空穴来风，污蔑欧洲人和日本人不知感恩图报，不愿意做一些为保护自己该做的事情时，人们就会这么说。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却不曾有人说，美国人更愿意欧洲和日本的青春期更长一点，这样它就有理由继续支配它们了。不幸的是，我们正为这种支配权付出越来越高昂的代价。我们之外的发达国家和青春期的孩子一样憎恨美国人的监督，而且反叛意识越来越强。与此同时，美国为保护它们的石油运输线和防备它们的周围地区所付出的代价十分高昂，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那么，为什么不让它们真正长大成人，或者用小泽的话来说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