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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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仍浸透书房的每个角落。与此相仿的是另一件事。一位穿短裤的跟班对我说夫人要见见
我，于是我便穿过蜿蜒曲折的走廊小道（那里充满从远处梳洗间不断飘来的珍贵的香气），
去到斯万夫人的卧室，三位美丽而庄严的女人，她的第一、第二、第三侍女正微笑着为她梳
妆打扮。我在那里停留片刻，自惭形秽，又对她感恩戴德，而这些感受与那一大堆镜子、银
刷以及出自她的友人一著名艺术家之手的帕多瓦的圣安托万③雕像或画像毫无关系。
　　①沃尔夫（1759—1824）德国哲学家，认为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各时期的史诗汇合而成。
　　②即记起某人的名字。
　　③圣安托万（1195—1231），葡萄牙传教士。

　　斯万夫人回到她的客人那里去，但我们仍听见她谈笑风生，因为即使她面前只有两个
人，她也像面对众多“同伴”那样提高嗓门谈话，就像往日在小集团中“女主人”“引导谈
话”时那样。人们喜欢——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使用新近从别人那里学来的表达法，斯万
夫人也不例外，她时而使用丈夫不得不介绍她认识的高雅人士的语言（她模仿他们的矫揉造
作，即在修饰人物的形容词前取消冠词或指示代词），时而又使用很俗的语言（例如她一位
女友的口头禅“小事一桩”），而且尽量用于她喜欢讲述的故事中（这是她在“小集团”中
养成的习惯），然后又说：“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啊！你得承认这故事很美吧！”而这
种语言是她通过丈夫从她所不认识的盖尔芒特那里学到的。
　　斯万夫人离开了饭厅，她那位刚到家的丈夫又来到我们面前。“希尔贝特，你母亲是一
个人在那里吧？”“不，她还有客人，爸爸。”“怎么，还有客人，已经七点钟了！真可
怕，可怜她一定累得半死。真可恶（odieux这个字我在家里也常常听见，但O长发音而斯
万夫妇则发成短音）。”接着他转身对我说：“您看看，从下午两点钟起一直到现在！加米
尔说在四五点钟之间，来了足足十二位客人，不，不是十二位，他说的大概是十四位，不，
是十二位，我也糊涂了。我刚进来的时候，看见门口停着那么多车，我忘了是她的接待日，
还以为家里在举行什么婚礼呢。我在书房里呆了一会儿，门铃响个不停，闹得我真头疼。她
那里客人还多吗？”“不，只两位，”
　　“是谁？”“戈达尔夫人和邦当夫人。”“啊，公共工程部办公室主任的妻子。”“我
知道他丈夫是某个部的职员，但不知道他到底干什么。”希尔贝特用孩子的口吻说。
　　“怎么，小傻瓜，你这话像两岁孩子说的。你说什么？部里的职员？他可是办公室主
任，是那个单位的头头。我的天，我怎么糊涂了，跟你一样心不在焉，他不是办公室主任，
他是秘书长。”
　　“我可不知道。那么说秘书长是很重要的人物了？”希尔贝特回答。她从不放弃任何机
会对父母所炫耀的一切表示冷漠（她也许认为，假装不把如此显贵的朋友放在眼里会使这种
关系更引人注目）。
　　“怎么，是不是很重要！”斯万惊呼说。他使用的不是使我疑惑茫然的语气，而是明确
清楚的语言：“部长之下就是他！他甚至比部长还重要，因为凡事都要由他经办。而且据说
他很有才干，是出类拔萃的第一流人才。他得过荣誉勋位四级勋章。他很有趣味，而且一表
人才。”
　　他的妻子不顾众人反对嫁给了他，因为他是“充满魅力”的人。他蓄着柔软光滑的淡黄
色胡须，五官端正，说话时带鼻音，呼吸浊重，戴一只假眼，这一切足以构成罕见而微妙的
整体。
　　“我告诉您，”斯万先生对我说，“这些人进入当今的政府的确是件有趣的事，他们是
邦当—谢尼家族中相当典型的、教权主义的、思想狭隘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你那可怜的祖
父对老头谢尼很熟悉，至少听说过，见过面。这老头当时很有钱，可是给车夫的小费只是一
个苏。还有那位布雷奥一谢尼男爵。总联合公司①的股票暴跌使他们倾家荡产，您那时还太
小，不知道这些事。后来，当然啦，他们竭尽全力重振家业。”
　　①此处指1876年成立的企业，1882年破产倒闭。

　　“他有一位外甥女，她总来我们学校上课，比我低一班，有名的‘阿尔贝蒂娜’。她将
来一定很fast（放荡），现在模样有点古怪。”
　　“我女儿什么人都认识，真奇怪。”
　　“我知道她，并不相识。我只是看见她走过时，这儿有人喊阿尔贝蒂娜，那儿也有人喊
阿尔贝蒂娜。不过，我认识邦当夫人，对她也没有好感。”
　　“你这就完全错了。邦当夫人很讨人喜欢，她漂亮、聪明、而且颇有风趣。我这就去向
她问好，打听他丈夫对战争会不会爆发，狄奥多西国王可靠不可靠的看法。他深知诸神的隐
秘，对这些事肯定了解的，对吧？”
　　斯万以前可不是以这种口吻说话的。但是难道你没见过头脑简单的公主（她与随身男仆
私奔，十年以后又想回到上流社会，但感到没人愿意与她来往）自发地像讨厌的老太婆一样
说话吗？听见别人谈论一位闻名一时的公爵夫人时，她便急忙说：“她昨天还来看过我
哩”，或者“我现在是深居简出了”。因此我们要了解风俗，根本不需要观察，根据心理规
律来推断便足够了。
　　斯万夫妇也属于这种很少有客人来访的反常人物。稍稍有点身分的某人的来访、邀请、
甚至简单一句话，对他们来说，都是应该广为宣传的大事。奥黛特举行了一次比较成功的晚
宴，不巧的是维尔迪兰夫妇正在伦敦，但这个消息居然通过他们一位共同的朋友而以电报的
形式传到海峡彼岸的维尔迪兰夫妇那里。就连奥黛特收到的恭维信或电报，斯万夫妇也一定
让众人分享快乐。他们告诉朋友们，并让大家传阅。
　　因此，斯万的沙龙很像是张贴着电讯新闻的海边旅馆。
　　此外，有些人不仅像我一样认识社交生活以外的旧斯万，还认识社交生活中，特别是盖
尔芒特圈子中（在那里，除了殿下和公爵夫人以外，其他人必须具有头等情趣和魅力，即使
是杰出的人物，如果被认为庸俗或令人讨厌，也被排斥出来）的旧斯万，他们要是看到斯万
在谈到朋友时不再像以前那样含蓄，择友时也不再如此苛求，准会大吃一惊。像邦当夫人如
此平庸、如此乖戾的人竟然不使他讨厌？他竟然说她可爱？对盖尔芒特小圈子的回忆似乎应
该阻止他这样做，可实际上却促使他这样做。和四分之三的社交圈子不同，盖尔芒特小圈子
是具有鉴赏能力的，甚至高雅的鉴赏力，但也有附庸风雅之习气，而它往往使鉴赏力暂时无
法发挥。如果涉及的是某位并非为小集团所不可缺少的人物，例如外交部长（有点自命不凡
的共和派）或某位饶舌的法兰西学院院士，那么，他会受到鉴赏力的一致否定。斯万很同情
德·盖尔芒特夫人，为她不得不与这类人在某大使馆同桌吃饭。任何一位高雅之士也比他们
强一千倍，所谓高雅之士是指盖尔芒特圈里的人，他一无所长，只是具有盖尔芒特精神，属
于同一宗派。然而，如果某位大公夫人或王族血统公主来德·盖尔芒特夫人家吃饭的话，她
会成为这宗派的一员，尽管她并无这个权利，尽管她根本不具备普尔芒特精神。上流社会的
人异常天真。既然这位贵族女士并非因可爱而被接待，而她又已经被接待了，于是人们便极
力说她可爱。当殿下离去以后，斯万为盖尔芒特夫人解围说：“她毕竟不坏，甚至还不缺乏
幽默感。当然，我想她并不掌握《纯粹理性的批判》，但她并不叫人讨大厌。”
　　“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公爵夫人回答说，“她刚才稍有胆怯，将来会讨人喜欢
的。”“比起那位给您列举二十本书的XJ夫人（饶舌的学院院士的夫人，颇有才华的女
士）来，她叫人高兴得多。”“根本没法比”。谈论这些事，诚诚恳恳地谈论这些事，这种
能力是斯万从公爵夫人那里学到的，并且保持至今，又用于他本人所接待的客人身上。他尽
力去识辨他们身上的品质，而当我们怀着善意的偏见而不是带着挑剔的厌恶情绪去观察人
时，人人都具有这些品质。斯万强调邦当夫人的优点正如往日强调帕尔玛公主的优点一样。
如果某些贵人进入盖尔芒特小集团不是出于优待，如果人们认真考虑的果真只是情趣和魅
力，那帕尔玛公主早被开除了。斯万从前也表现出这种兴趣（只是现在他持久地加以发挥而
已），那就是以自己的社交地位去换取在某种情况下对自己更为合适的另一种地位。有种人
在观察事物时，没有能力对乍一看来似乎不可分的事物进行分解，因此相信地位与人是连成
一体的。其实同一个人，在生活的不同时期，会处于不同等级的社会阶层之中，而这等级并
不一定越来越高。每当我们在生活的另一时期与某一阶层来往（或重新来往）并感到备受疼
爱时，自然而然地我们便攀附于这个阶层，并在那些人中扎了根。
　　至于邦当夫人，既然斯万一再提到她，我想他不会反对我将邦当夫人对斯万夫人的拜访
告诉我父母。斯万夫人一步一步地结识了谁，父母对此颇感兴趣，但毫无赞赏之意。母亲听
见特龙贝夫人的名字时说：
　　“啊！这可是位新成员，她会领些别人去的。”
　　接着，妈妈似乎将斯万夫人广为交友的那种简便、迅速和猛烈的方式比作殖民战争说道：
　　“现在特龙贝归顺了。邻近的部落不久也会投降。”
　　有一次她在街上遇见了斯万夫人，回家便对我们说：
　　“斯万夫人处于战争状态。她大概在对马塞诸赛人、僧伽罗人、特龙贝人发动胜利的攻
势吧。”
　　我告诉她在那个拼凑的、人为的环境中我都看见了哪些新来者（她们本属不同的社会圈
子，被煞费苦心地吸引到这里来），母亲立刻猜出她们的来处，仿佛这是高价购买的战利品：
　　“这是去某某家征战的缴获品。”
　　斯万夫人居然有兴趣吸收戈达尔夫人这位不甚高雅的小市民，父亲不禁愕然。他说：
“当然，教授是有地位的人，但我仍然不明白她是怎么想的。”可是，母亲却很明白。她知
道，当一个女人走进与原先的生活截然不同的圈子时，会感到愉快，如果她不能让旧友们知
道如今的新交是多么体面的人物，这种乐趣会大为减色。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一位见证人
钻进美好的新圈子，仿佛一只嗡嗡叫的、见异思迁的昆虫钻进花丛，然后，见证人在每次拜
访以后便散布（至少人们希望如此）消息，暗暗播下羡慕和赞赏的种子。戈达尔夫人正适合
于这种角色，她是特殊类型的客人，妈妈（她继承外祖父的某种气质）称之为“异乡人，去
告诉斯巴达”①型的客人。此外——除了另一个多年以后才为人所知的理由以外——斯万夫
人在“接待日”邀请这位和蔼的、稳重的、谦虚的女友，至少不必担心她是叛徒或竞争对
手。斯万夫人知道，这位戴着羽饰、拿着名片夹的积极的工蜂，一个下午便能拜访为数众多
的市民花萼。斯万夫人了解她的扩散能力，并且，根据对或然率的计算，她有把握让维尔迪
兰家的某位常客第三天就得知巴黎地方长官常去斯万夫人家留下名片，或者让维尔迪兰先生
本人知道赛马会主席勒奥·德·普雷萨尼先生常带领她和斯万参加狄奥多西国王的盛会。她
认为维尔迪兰夫妇只会获悉这两件对她很光彩的事，仅仅这两件事，因为我们所臆想和追求
的光荣往往具有很少几种特殊表现形式，这应归咎于我们的精神缺陷——它没有能力同时想
象我们所期望（大致期望）于光荣的一切同步的表现形式。
　　①斯巴达国王莱翁里达斯及三百士兵为阻挡波斯人进攻而全部战死（公元前80
年）。在昔日战场的岩石上刻着这句话：”异乡人，去告诉斯巴达，我们为它而死！”

　　斯万夫人只是在所谓“官界”中获得成功。高雅女士不与她来往，但这并不是因为她那
里有共和派名流。在我年幼时，凡属于保守社会的一切均成为社交风尚，因此，一个有名望
的沙龙是决不接待共和分子的。对这种沙龙的人来说，永远不可能接待“机会主义者”，更
不用说可怕的“激进分子”了，而这种不可能性将像油灯和公共马车一样永世长存。然而，
社会好似一个万花筒，它有时转动，将曾被认为一成不变的因素连续进行新的排列，从而构
成新的图景。在我初领圣体的那年以前，高雅的犹太女士便已出入社交场合从而使正统派的
女士们吃惊。万花筒中的新布局产生于哲学家称作的标准所发生的变化。后来，在我开始拜
访斯万夫人家以后不久，德雷福斯事件产生了一个新标准，于是万花筒再一次将其中彩色的
菱形小块翻倒过来。凡属犹太人的一切都落到万花筒的底部，连高雅女士也不例外，而取而
代之的是无名的民族主义者。当时，在巴黎最负盛名的沙龙是一位极端天主教徒——奥地利
亲王的沙龙。如果发生的不是德雷福斯事件，而是对德战争，那么，万花筒会朝相反的方向
转动，犹太人会表现爱国热忱而使众人吃惊，他们会保持自己的地位，那样一来，就再没有
人愿意去拜访奥地利亲王，甚至没有人承认去拜访过。虽然如此，每当社会暂时处于静止状
态时，生活于其中的人总是认为不可能再发生任何变化，正如他们看到电话问世，便认为不
可能再出现飞机，与此同时，新闻界的哲学家们对前一时期进行抨击，他们不但批评前一时
期中人们的乐趣，斥之为腐朽已极，甚至还抨击艺术家和哲学家的作品，斥之为毫无价值，
仿佛它们与附庸风雅、轻浮浅薄的各种表现形式密不可分。唯一不变的似乎是每次人们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