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的女儿-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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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心理战术实际上不是一种教育工作。”
“对，这就是此项分析偏离了标准的地方。那个心理学家还说，如果儿子或女儿呆在父亲的领地里不走，常常是因为他们想伤害父亲。他们无法与之竞争，又无法离开，所以他们呆在父亲们身旁，发动一场像游击战一样的战争，来打击他们的父亲。小到制造烦恼，大到搞破坏活动。”
他想了一会儿又接着说：“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是他们可以复仇的唯一方式——是的，正如你所说，森希尔女士——他们凭着那些不公平的事情或其他原因来报复他们自己。在坎贝尔上尉的案子里，她做的一切都很独特。她父亲不管她，她的生活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据那位心理学家讲，许多反对父亲的儿女们都有乱交、酗酒、赌博和其他反社会的行为，他们知道这些事会使他们的父亲难堪。也许由于坎贝尔上尉在心理学方面懂得很多，所以她的所作所为也就更加出格。很明显，她试图勾引她父亲周围的每个男人。”
福勒上校探过身来对我们说：“我希望你们明白安的行为是没有理性的，这与她父亲对待她的态度无关。我们都有假设的敌人，而当孩子把父母当成敌人，那么在孩子的心中，愤怒就压倒了父母对他们全部的爱。安是一个需要帮助的心理失调的人，但她没有得到帮助。实际上那个狗杂种穆尔为了达到他肮脏的目的，却点燃了安心中的怒火。我相信，他是想看看他发动和控制的这种力量能延续多久。”
整整一分钟没人说话，后来辛西娅问道：“将军为什么没有采取严厉的措施呢？他领导着一支装甲特遣部队挺进幼发拉底河的威力哪儿去了？”
福勒上校回答：“那事很容易，但要管他女儿却没那么容易。实际上，一年前将军就考虑过应采取某种措施。但根据我的经验，如果将军进行干预，让穆尔上校调离，或命令安去接受治疗，作为一个司令他可以这样做，但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所以将军听了我的意见，就让事情顺其自然了。”
我说：“滥用职权对穆尔和安采用强迫命令对将军的事业没有好处，所以你们就只承认那儿有问题，而没去处理。”
福勒上校说：“这是个非常难办的事。坎贝尔夫人……安的母亲认为如果安离开哈德雷堡到别的地方去发泄她的愤怒，情况会有所改善。这是一种逃避。但在一周前，将军已经决定这样做了。可是……唉，太迟了。”
我问道：“将军决定怎样做？”
福勒上校想了一下说：“我不知道告诉你这么多是否都与此案有关。”
“告诉我吧，我来决定。”
“嗯……那么好吧。几天前将军向他女儿发出最后通牒，给了她三种选择。第一个选择是让她退役。第二个选择是辞掉学校的职务，并同意接受将军为她选择的某一种治疗——住院或在家就医。第三个选择，如果她拒绝上述选择，将军就让军法官来调查她的不端行为，并向最高军事法庭提出控告。”
我点了点头。不管怎样，如果这个最后通牒是真的，一定加速了第6步枪射击场上事件的发生。我问福勒上校：“她对最后通牒有什么反应？”
“她告诉父亲两天之内给他答复。但是她还没答复就被杀害了。”
我说：“也许这就是她的答复。”
福勒上校看上去有些吃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仔细想想，上校。”
“你的意思是她在穆尔上校的帮助下进行了一种奇怪的自杀？”
“也许。”我问他：“过去有没有某种迹象或发生过什么特殊的事情能解释坎贝尔上尉对她父亲的愤怒？”
“比如什么样的事情？”
“就像……争风吃醋——母亲，女儿，那种事儿。”
福勒上校很近地看了我一会儿，好像我超越了谋杀案的调查范围，做出了一种违背品行和道德的行为。他冷冷地回答：“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布伦纳先生，而且我建议你也不用费心解释。”
“是，长官。”
“就这些吗？”
“恐怕不是。下面的问题甚至更令人讨厌，上校。你说你同死者没有性关系，为什么没有呢？”
“你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没有？”
“我是说她为什么没向你提出过？还是她提出过，而你拒绝了呢？”
福勒上校朝大门瞟了一眼，好像怕他夫人在附近听到这里的谈话。他说：“她从没向我提出过。”
“我明白了。是因为您是黑人，还是因为她知道提出也没有用？”
“我……我还是认为那是……她同几个黑人约会过……不是在哈德雷堡，那是过去的事了。所以不是因为这个。因为她知道……”他笑了，这是第一次。“……她知道我是不容易下水的。”他再一次带着微笑，补充说：“或者她觉得我很丑。”
辛西娅说：“可您并不丑，上校。就算您丑，那也与安无关。我想她是向您提出过，但您出于对您妻子的忠诚，或者是出于您自己的道德良知拒绝了她。在这一点上，您变成了安的第二大敌人。”
福勒显然已经听够了，说：“我一生中从未像这样谈过话。”
我说：“您也许从没被卷入过一场谋杀案的调查。”
“对，没有。如果你下令逮捕，这个调查就会结束。”
“实际上，调查会继续升级。直至到达军事法庭。我犯的错误不多，上校，但当我意识到我犯了错误时，我会努力工作以暴露出我的错误。”
“我很赞赏你，布伦纳先生。也许穆尔上校就能解释你的怀疑。”
“他可以试一试，也许对发生的事情他有自己的说法，我想知道每个人的说法，这样我就能很好地分析出事情的真伪。”
“随你的便吧。”
辛西娅问他：“坎贝尔上尉有兄弟姐妹吗？”
“有一个弟弟。”
“您能谈点关于他的事吗？”
“他住在西海岸，那地方有个西班牙语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
“他不是军人吗？”
“不是。他是……他尝试过许多工作。”
“我明白了。您见过他吗？”
“见过。大部分假期他都回家过。”
“您是否认为他也有他姐姐那样的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但他选择了与家庭保持距离的方式。这是他处理问题的办法。比方说，在海湾战争期间，加利福尼亚的几家电视台想采访他，却无法找到他。”
辛西娅问：“您是说他和家庭疏远吗？”
“疏远？不是……只是保持距离。他回家时，家里人见到他都很高兴。他走时他们又都很悲伤。”
“他们姐弟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很好，从我所了解的情况看，安·坎贝尔能接受他，与他很融洽。”
“接受他……什么？他的生活方式吗？”
“是的。约翰·坎贝尔——这是他的名字——是个同性恋者。”
“我明白了。将军也接受这一点吗？”
福勒想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我想是的。约翰总是非常谨慎——从来不把男性情人带回家，穿着也随大流，没什么特殊。我想如果将军不是忙于应付他女儿那些不检点的事，他一定会对他的儿子感到大失所望。但同安相比，约翰是个严肃的人。”
“我明白，”辛西娅说，“您是否认为将军迫使女儿扮演了一个男人的角色——我是指在西点和军队——来弥补他儿子所缺少的在事业上的抱负？”
“人人都这么说。但是，凭我多年了解的情况看，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事实上，安在西点军校时是个非常热情的学员。是她自己要去那儿的，而且她干得很好。她在4年服役中主动参加义务值勤，而后才进了学校。所以，我认为不是将军在推她或强迫她，或像对待小孩子那样阻止了她的爱好，比方说，如果她没有去那儿的兴趣而硬逼着她去。这些道理都是那个心理学家说的，而情况恰恰相反。我记得安在中学是一个顽皮的女孩，一个从事军队工作的好人选。实际上，她想继承她家的这个传统。她的祖父也是个职业军官。”
辛西娅想了一会儿，然后提醒他说：“您说过她憎恨军队。”
“是的……我说过，但正像你指出的，她恨的是她父亲。”
“那么您那样说是说错了吗？”
在盘问中，指出对方的谎言是很有效的方法，即使那只是个小谎，这样能使嫌疑犯或证人陷于防守的境地。
福勒上校想纠正他原先的论点，对辛西娅说：“她原来是喜欢军队的。我不能肯定说出她最近的思想。她有太多的仇恨，她呆在军队里也是另有动机的。”
“我现在对这一点很清楚。”辛西娅又问：“您能谈谈安·坎贝尔同她母亲的关系吗？”
福勒上校想了一会儿，说：“她们的关系很好。关于坎贝尔夫人，我跟许多人的看法相反，她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但是她选择了服从她丈夫事业的方式。我用‘选择’一词是因为事实如此——那是她的一个选择。坎贝尔夫人毕业于旧式学校，如果她对婚姻做了承诺，那么她会遵守诺言；如果她改变了主意，她会离婚。她不像当今那些既想保存蛋糕，又想把它吃掉的现代妻子们那样去诉苦、去抱怨和生气。”
他朝辛西娅看了一眼，继续说：“她不会因为她丈夫的背判行为而苦恼，幸与不幸她都会忍受，她懂得作为一个妻子和伴侣的价值，她不会去市中心找一份买卖房地产的工作，用这种可怜的方式来宣告她的独立。她没有佩戴将军的星章，但她懂得如果没有她的帮助、奉献和她多年的忠实，她丈夫也不会戴上它们。你问安同她母亲的关系，而我说的是坎贝尔夫人同她丈夫的关系，不过你可以从中找到你问题的答案。”
我点点头。“是的，我能。那么安想改变她母亲的行为和态度吗？”
“我想起初她试过，但坎贝尔夫人只简单地告诉她让她管好自己的事，不要干涉她的婚姻。”
辛西娅说：“好建议。这使她们的关系紧张了吗？”
“我不善于协调母女关系。我家里是兄弟4人，而现在我自己有3个儿子。总的来说，我不会揣摩女人的心，我从未仔细观察过母女关系。但是我知道她们从未一起做过什么事，比如买东西、打网球或者是筹划晚会。不过她们在一起吃饭，有时也单独吃。这些对你来说够了吗？”
辛西娅点点头问：“福勒夫人很了解安·坎贝尔吗？”
福勒上校回答说：“相当了解，通过社交活动了解的。”
“那么福勒夫人当然对坎贝尔夫人也很了解，所以也许我可以同福勒夫人谈谈——有关母女关系。”
福勒上校犹豫了一下，然后回答说：“就像你们看到的，福勒夫人很难过，所以除非你们一定坚持现在谈，否则我不得不请你们等几天再谈。”
辛西娅问：“您夫人会待在这儿吗？还是她太悲伤了，可能会去哪儿休息一下？”
福勒上校看着辛西娅说：“如果你的意思我没理解错的话，作为一个公民，她可以来去随其所愿。”
“您理解得很对，上校。我并不想去开传票。我想今天同她谈谈，因为我没有几天时间可等了。”
福勒上校深深地叹了口气。显然，他没料到我们会这样急，并且他对下级给他带来的压力很不习惯。我想是因为我们穿着便服他才没发火，没把我们赶出去，这就是为什么犯罪调查处常常穿便服去处理最糟糕的案子。福勒最后说：“我问问她今天下午是否能同你们谈。”
“谢谢您。”辛西娅说，“她能同我们谈，总比被迫同联邦调查局的人谈好些。”
福勒上校明白这些情况，他点了点头。
我问他：“第二点，上校，您能告诉我坎贝尔被杀的那个晚上您在哪儿吗？”
他笑了笑说：“这是你打算问的第一个问题吧。嗯，我在哪儿？我工作到晚上7点，然后参加了在军官俱乐部烧烤餐室举行的军官告别晚会。我很早就托辞离开了，到家还不到10点，我又做了些文字处理工作，打了几个电话。12点就和夫人休息了。”
如果他夫人能证明这一点，我问这个问题就太蠢了。所以，我换了一个问题：“那天晚上没发生什么意外吗？”
“没有。”
“您几点醒的？”
“6点。”
“然后呢？”
“我洗了澡，穿好衣服，大约7点半开始去工作。”他又说：“也就是去我现在该去的地方。”
“您大约在8点往坎贝尔上尉的住处打了电话，在她的录音电话上留了言。”
“对。坎贝尔将军从他家里打来电话要我这么做的。”
“他不想自己给她打电话吗？”
“他很苦恼，而且知道他夫人很失望，所以就让我来打这个电话。”
“我明白了。但是，就像事情发生的那样，我们8点前到达她的住处时，留言已经在录音电话机里了。”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在一瞬间，福勒上校一定会猜测我是否在诓他。其实不是，不然他得编一个更好的故事来解释。他盯着我的眼睛说：“可能我把时间搞错了。一定是更早些。你们是什么时候到她家的？”
“我得查查我的记录，我能推断出您并不是在7点前打的电话，说她赶不上7点钟的早饭了。”
“这是个合乎逻辑的推断，布伦纳先生，虽然我常常在早于这次的时间打电话提醒她。”
“但是这一次，您说：‘安，你今天早晨应该到将军家去一趟。’在您说了‘你现在也许在睡觉’之后，您又说了吃早饭的事。如果她值勤结束是7点，而您在7点半给她打了电话，她那会儿才刚刚能赶到家，还根本谈不上去睡觉。”
“你是对的……我想我是记不太清了。我也许忘了她在值勤，我的意思是她也许还没睡醒。”
“但您的留言中提到了值勤。整句话是‘今天早晨你值勤结束后，应该到将军那儿去一趟’。”
“我是那么说的吗？”
“是的。”
“嗯，那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