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与变迁-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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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混战中，英国政府受到来自中华协会等有关中国贸易和帝国主义扩张之代言机构的强大压力，于是它注重实效，转而遵循“补偿”政策。尽管英国仍旧奉行保证中国完整、门户开放、以及贸易机会均等这些传统政策，但还是分割出了自己的“范围”并实际上奉行了两国标准，即英国在海军军备竟赛中与任何两个竞争对手的军备之和都要保持均势二结果法国以广东、广西、云南一带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广州湾为海军基地（1898 年4 月）；俄国将满洲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德国的“势力范围”则在山东。各个范围都由中立区划分开来，包括租借地和以主要港口为中心而修建的铁路但英国与法国一也竞相打通中国西南门户，以便从了“东沿西江而上进行贸易，同时展开了修建缅甸铁路的竟争（1897 年2 月）。另外，通过一个利益均沽的协定（即中国不得向任何其他国家割让英国所古地区）； 英国控制了整个长江流域。〕 这是上海的整个腹地，古据了中国市场的半壁江山。英国还获得了修建2800 英里铁路的特权，大致相当于法国（420 英里）、俄国（1530 英里）以及比利时（650 英里）三国在华修建铁路的总长。此外，英国还租借了旅大港对面的的威海卫作为海军基地，同时英国在香港附近大陆上的租借地也扩大了8 倍。英国保留由其发端的条约体系，一方面要保证在西南和东北依照条约开放更多的港口，一方面要求中国承诺：只要英国在中国的贸易份额最大，海关总监一职就由英国人但任。但结果英国在中国的势力反倒削弱了，这是由于英国拿到了“补偿”，这就等于肯定了其他国家在云南、山东和满洲的特殊地位，而这同英国在那里的利益是相互对立的。
1898 年瓜分狂潮的后果最明显地体现在政局上。这股浪潮标志着更为险恶的条约制度新阶段的开始，因为划分“势力范围”显系列强为使中国成为各国名正言顺的殖民地所做的铺垫。此时以英国为首的各贸易国已经控制了中国的外贸、关税及内河航运。同时，俄国和法国不断挺进，通过新建铁路、矿山、工厂和海港进而控制整个省份。山东和满洲的租借地和铁路沿线由外国人来管理和警卫而因之成为半殖民地，这与旧式条约制度中的租借港口等规定相比，对中国领土的完整影响更大，也更具危害性。总之，帝国主义侵略使清政府面临着亡国之祸，这一危局直接引发了改良运动、义和团起义。
五、维新运动
1894 年中国战败后，反对现代化的保守派对此感到极为震惊。这些人未曾亲身参战，对结局甚感诧异，于是猛烈抨击李鸿章卖国，同时也激烈反对议和。当时再战的呼声甚高，20 天之内，朝廷就收到了约有2500 人签名的130 份奏章。这是史无前例的爱国热情大爆发。这些奏章强调指出，赔款是政府收人的三倍，赔款使帝国负债于外强，而其他条件也使国威扫地、削弱国家力量乃至于亡国。当时群情激奋，来自广东的激进改革者康有为带领1200 余名进京参加会试者于1895 年10 月2 日呈上了“万言书”，这就是“公车上书”，“万言书”中呼吁朝廷拒绝和议继续参战，迁都内地以赢得时间，同时全面进行改革。这宣布了维新运动的开始。此后4 年中帝国主义者的要求变得日益露骨，因此这场运动吸引了士大夫阶层的注意。
中国战败后国门大开。外国势力开始“瓜分中国”； 大清帝国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而统治阶级则试图通过一种有别于“自强”的“改制”以挽救传统的国家与文化。维新运动是一种制度上的革新，因为在这场运动中在野的文人士绅也可以议论朝政，这同清朝的祖制是相违背的。早在1652 年，清朝统治者就意识到了晚明党祸是怎样削弱了明朝，于是下令禁止获得功名的人议论国政或结党营私。雍正帝和乾隆帝将所有对待政令有欠公允的官员团体都斥为自私自利之“党”，要求每个官员都要忠于王室，以君王的好恶为一己的好恶。尽管在19 世纪时，议政受到了一定限制，但公车上书这一举动却几乎史无前例。由士子缙绅们组成的政治团体“学会”的兴起，则显示出了更大的革命性。其中最有名者为1895 年8 、9 月间在北京成立的“强学会”。该学会的分支机构及其他类似社团马上在上海等重要城市纷纷成立。这些社团受到了改革派高官如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经济资助。士子们一旦涉人政治就马上拿起笔来。学会开始出版报纸和期刊。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于1895 年8 月起为强学会编辑日报，起初借用了一份传教士所办月刊的名字（《 万国公报）》 并从中翻译了许多文章。当时尚年轻的梁启超还一度协助过属意革新的传教士李提摩太。维新运动开始成立小组、举办会议讨论、积极发行报刊，这与传教士的做法如出一辙。随着教育的普及，文人士子阶层之外的大众也加人到政治生活之中来了。
改良思想
士子们自幼接受渗透整个社会的儒家学说的教育和熏陶，对他们而言，要变革，首先要变革思想。改良理沦的发展历经了两代，进展极为缓慢。其先驱为钦差大臣林则徐。林则徐具有“经世”思想，认为应当从体制_ 上进行管理及制度的改革。他在鸦片战争中首先推行使用西方武器。随着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呼声高涨，要求使之合理化的需求也日渐迫切。人们应如何利用西方的东西来走中国的道路呢？
答案一是明确区分所要保卫的和所要采用的，即区分结果和手段。日本改革者曾使用过这样的口号：“东方道德加西方科学”。在中国，允许“自强”实施的思想最终集中体现于19 世纪90 年代由张之洞首倡而流行的一句口号里，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然而，这在有判断力的人看来却是似是而非并有误导嫌疑的。这句口号借用宋儒的“体”“用”之辨，将“体”即“实质”和“用”即“运用”区分开来。这门术语表明任何事物的内在实质同外在功用都是相互依存的。例如，这曾用于君子的“修身”和“治人”以及统治者的内圣外王之道上。所以，张之洞的口号是强攀理学旧论套在西化的新生事物之上，这就遭到批评家们（如严复）的驳斥。严复在19 世纪60年代曾翻译过J ？ S ．穆勒、T 。 H ？ 赫青黎和赫伯特？ 斯宾塞等西方进化论者和功利主义者的作品。所以他对中西文化均不乏独到之见。严复指出，中西学术各有其实质和功用，体用之说只是虚妄之言，因为技术会影响价值，采取的手段也会决定结果。
另一种手段则是在中国自身的传统之内为西化找到立足之地，这其实也是“借古以察今之变”的一个变体。于是19 世纪6O 年代在北京的同文馆就宣称西方科学的祖源是古代中国的数学，并由此承认了西方学术。到了80 年代，为西学所进行的这种有失严谨的辩护即汾此脉络进行，例如，认为化学源自中国古老的五行争说，而使化学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人们为了在中国的传统中找到变革的法则，于是泛化“法”这一术语的意义，同时进一步扩展了传统观念中“变法”的含义。“法”的字面意义是“方法”，但在广义上也意味着“法律”或“体制”。原来的中性的词组“改变方法”就开始具有改革最根本的体制的含义。例如，19 世纪90 年代初期的文人们呼吁建立议会，他们引经据典来使之合理化，大讲“君民一体，上下同心”。不过，对于当时西方作品中古主导地位的进步思想，人们却仍无法在中国的传统经典中找到对应之物。
康有为对儒学的重新阐释
康有为曾在1895 年的事件中激烈地上书请愿。此后他对儒家经典重新进行了阐释，这样就可以利用经典准许西化，通过儒学容纳进步思想。康氏出生于广东一家门第显贵的士大夫家庭，从小就熟读经典，但他随即发现这些经典言之无物。。据康有为后来｝外忆，他的老师总是告诫他不要过分自以为是，但他在21 岁的某天冥想这个世界的时候突然大悟，认为自己就是圣人。尔后康有为即以圣人自命并重新塑造了儒家的传统。首先，康有为进一步发展今文运动，对某些“古文”儒家经典的确实性进行质疑。对于就儒家传统大做文章的改革者们而言，“今文”派的解释非常有吸引力，因为这样一来理学正统的垄断局面就被打破了。康有为综合了“今文”派做出的各类研究，于1891 年对数种经典大加挞伐，其结论是：古文经典不能作为“汉学”的基础，宋代学者所尊崇和阐述的经典大都是伪托孔子而作的。他的言论并不为广大学者所接受，但是他的学识广博，论证有力，在19 世纪卯年代的学术界极有影响。1894 年一些高官下令烧毁刊行于世的康氏著作，但这却丝毫无碍康有为后来成为进士，并于1895 年成为翰林学士。这时他正达到了成功的顶峰。
康有为横扫了正统的观点，又进一步推出了某些“今文”新释，并于1897 年宣称孔子写了、而非仅仅是编辑了儒家的基本经典，这是孔子借古典改今制的手段。这一观点如果得到承认，那么后人就可以借着圣人的名义开始一场类似的革命。受到基督教的启发，康有为建议尊孔子为中国国教的核心。不仅如此，他还结合两种经典说法，创出一种世界的演进次序，这包括3 个时代，1 、据乱世；2 、升平世（小康）；王太平世（大同世界）。按照这一分析，世界一直处在乱世阶段，经过康有为的革新就会进入升平世。这样，中国的传统学术经过改造已可容纳进化和进步的理论了。
百日维新
尽管康有为已为变法创造了哲学基础，维新运动还是未能立即得势。1895 年战败后的恐慌已经消失；强学会在北京和上海都遭到了封禁，但在某些省份改革活动仍受到官员士绅们的推动。例如湖南，尽管绅士们既反对太平军又反对基督教传教士，但还是进行了某些变革。在总督张之洞的眷顾下，湖南省的官员们在首府长沙进行了一些西化建设，如修路设灯、发展汽轮运输、架设电报线通往外界、建立现代警察组织、创办现代化学校和新式课程、组织学会进行演讲及讨论等等。官员士绅合作的这些成就表明了中国许多地方改良运动的发展壮大。
1897 年末，帝国主义列强再次对中国构成了威胁，康有为的机会来了。坚信正统“自强”观念的温和派把他举荐给了皇帝。到1898 年年中，列强显然准备瓜分中国，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康有为大力献计献策，而当时27 岁、年轻热情的皇帝终于给予康有为充分的信任。康有为提出中国将亡，皇帝则表示那全是保守派的责任，而康有为又进言说如果皇帝要依靠这些人实行改革，将无异于缘木求鱼。
中国传统的审议制度、分权和监察制度曾得到大力发展，以便为统治王朝服务、防止国内发生叛乱。康有为的计划就是在这些制度的基础上重建国内的行政管理机构：，现就抵御外侮而论，这一庞大的国家机器不但无用，甚至还起了反作用。康有为提议建立一种内阁式的国内管理制度，聘用12 名受过现代化训练的专家为部员以取代颧预无用的六部和军机处。康有为像日本人一样对议会的作用深有感触。这些议会不但可以征收税款、防止腐败、提高国民福利，同时还可以利用儒家学说将统治者和人民联系起来并且加强这种联系。他建议成立国民大会，制订宪法，甚至建议成立地方“民政局”，在士绅的参预下推行改革。他的追随者更怀有各种激进的思想，如讲求民主、简化汉字，甚至主张男女平等、易服西装等等。
从1898 年6 月11 日到9 日21 日的100 天时间里，光绪帝和康有为、梁启超等其他幕后策划者颁发了4O 多道改制诏令，几乎涉及到了各个方面：修建现代学校，改革考试制度，修订法律作为撤销领事裁判权之基础，促进农业、医学、开矿一、商贸、发明、留学等事业的发展，促使陆军、海军、警备和邮政制度走向现代化。除了在湖南，这些诏令几乎均未得到执行二官员们都在观望1889 年归政的皇太后对这一激进的改革制度会做何反应。保守派官员当然都纷纷反对，叫嚣不已。所有的改革者除皇帝外都是汉人，皇帝废除了领皇家俸禄的闲差，这就威胁到了满族官员的利益，有些人还害怕他会罢免全部满人。提议改革寺院为学校的方案又吓坏了寺僧，这些人与宫里的太监往往有着密切的关系。军队改革则威胁到满洲的旗兵和绿营。攻击作为任职资格考试的旧式科举制度更威胁到了所有获得功名的人，这些人本希望借此得到一官半职，打击腐败则几乎影响到了全体官员。总之，皇帝的计划一展开，他就发现整个统治基础都与他为敌，特别是他的“额娘”慈禧太后。后者虽已63 岁，但仍操纵着朝政大权。
维新的关键不在改革与否，而是康有为等激进派和主张“自强”的温和派（当时正是该派缓慢推行西化的第40 个年头）谁占上风的问题。后者的目标在张之洞的著作《 劝学篇》 中得到了总结，该书发行于百日维新期间以表明作者反对激进派的立场。这本有影响的书奉旨颁行各地，主要试图通过复兴儒家社会秩序来维护满清政权，首先是它大力提倡“三纲”（孟子提出之“五伦”中的三种，即君臣、父子、夫妇三种关系）并极力反对平等、民主、君主立宪制、民权、议会、人身自由以及西方的公民自由权。其次，张之洞试图通过教育救国）他建议改革科举制度，建立各级学校、高校及京师大学堂，教学课程中既强调儒家经典，又重视西方技术。：这一讨一划是仿照日本的模式制定的，故其中还包括出国留学和普遍义务兵役制等内容‘第三，张之洞希望通过工业救国。他在武汉推行的军队“自强”活动就是一个实例。这一活动的目的之一就是使中国不再像以前那样依赖进仁上钢材。张之洞在汉阳首建了一家铸铁厂和军火库（1890 年），并在湖北大冶增开铁矿（1894 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