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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

解放战争全记录第四卷-风卷残云-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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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训练好新兵卷土重来,如果真是这样,我没法干!”
  张治中的担忧、顾虑可谓一针见血,李宗仁又极力劝说道:“代表团是非去不可!如果不谈,就无法解决具体问题。”
  张治中见李宗仁在实质性问题上也打哈哈,不肯表态,沉痛地说:“今日之下,耍花腔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们不得人心,战败了,共产党胜利了,这是事实!如今的问题,绝非同中共讨价还价,更不是我们报上所说,因为我们宽宏大量才同对方和谈,而是对方的气度不凡才肯同我们坐下来谈。如果这一个基本观念不澄清,本党还以为自己是三头六臂,那才糟哩!”
  听了张治中的一番感慨,李宗仁则十分乐观地表示:“对于和谈,至少我是有兴趣、有信心的!不过,话说到这里,我也不能不说我的心里话。你知道,中共的答复来了以后,我们受了不断增大的压力厂‘张治中苦着脸说:”事实摆在面前,只要我们真的肯同他们一起为新的中国而努力,中共对我们不会太难堪,傅作义便是个例子。但这样就牵涉到一个古老的所谓忠贞的问题。蒋先生只希望我们为他个人而死,国家放在其次。这一点,本党不少重要人员都不否认,引以为憾。那么,一旦和谈过程中出现了使他不痛快的事情,你说该怎么办呢?如果有些问题牵涉到代总统,你对我们又怎么看法呢?“
  张治中又切中了要害问题,李宗仁沉吟着说:“这个嘛!文白兄顾虑是事实,不过我早已说过,一切得从和谈中解决。”
  李宗仁这时虽对和谈一再表示“诚意”,但还是希望通过谈判实现“划江而治”的美梦。他曾对刘斐说:“我想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江山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如能确保东南半壁江山,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
  蒋介石之所以“引退”,让李宗仁出面“和谈”,其实只是一种缓兵之计,想借此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以便将残余军队全部撤至长江南岸,组成若干兵团,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并在江南将新兵迅速编组成二线兵团,准备最后决战。对于李宗仁、蒋介石二人的底牌,张治中十分清楚。
  鉴于这种情况,张治中在临到北平前,又在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的陪同下,到溪口跑了一趟,一来是进一步摸底,二来是劝蒋介石出国。当然,劝蒋介石出国,一是可以为国共和谈创造一些气氛,取信于共产党;二是减少国民党的压力,使谈判可以少受到一些幕后操纵。张治中顺乎民意,敢当面向“总裁”提出,实属难能可贵,真可谓用心良苦!
  谁知蒋介石一听就气炸了:“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我的家乡!”
  张治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率代表团乘中国航空公司天王号专机赴北平的。4 月1 日起程前,他在飞机扶梯上发表谈话说:“我们此次奉政府之命,到北平和中共进行和平商谈,深感责任重大,实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我们也知道在和谈进程中,当不免遭遇若干困难,但是我们双方商谈,似无不可克服的难题。我们当谨慎地秉承政府旨意,以最大诚意和中共方面进行商谈。希望能够获得协议,使真正的永久的和平得以早日实现,以慰全国同胞殷切的期望。”
  1949年4 月1 日下午2 时,以张治中为首席谈判代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飞抵北平。同来的除代表外,还有代表团顾问屈武等和其他工作人员共计20多人。
  走下飞机后,张治中发现中共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没有到机场迎接,心里顿时生出一种不祥之感。
  上飞机之前,南京机场上官盖云集,夹道欢送;当飞机飞临北平机场上空时,代表团本以为也会有同样热闹的场面。因此,张治中特地命令驾驶员驾驶飞机盘旋两周,以示礼貌。不想,下飞机后,机场上竟冷冷清清,几乎没有人欢迎他们。因为张治中来北平前先赶到溪口去见蒋介石,中共方面仅由北平市副市长徐冰、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四野参谋长刘亚楼等到机场迎接。由机场来到下榻的北平六国饭店时,代表团众成员抬头一看,一幅大标语赫然写着十个大字:“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代表们心中更加无数。
  此情此景,令张治中等人更加意识到任务之艰巨。几个人稍愣片刻后,张治中的顾问屈武说:“看来,中共对我们的诚意是有怀疑的。”
  正当南京代表团成员手足无措、十分尴尬之际,六国饭店大门豁然洞开,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及李维汉等人到饭店看望南京和谈代表团。周恩来同张治中,虽分别属于不同党派,信仰不同,但两人私交甚好。然而,这次见面,周恩来十分罕见地“忘记”了寒暄、问候,而是开门见山地对张治中说:“文白先生,很对不起,没有到机场去迎接你。但是,我有一事不明。我请问,你既然来北平是为了和平解决两党问题的,为什么在事前,你还要亲到奉化向战犯头子去请示呢?”
  不容张治中解释,周恩来又说:“这种由蒋介石一手导演的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张治中非常尴尬,连忙解释说:“恩来先生,这正是我的苦衷啊!我为了使和平工作不致中途夭折,就必须事先扫除实现和平的一切障碍。”
  “蒋介石虽遇到溪口,力量还在他的身上,如果得不到他同意,即使商谈得到协议也没用,这是一种现实的做法。”
  周恩来认为,这样做只会加强蒋介石的地位。
  周恩来是共产党内杰出的人才,曾经长期驻重庆、南京,代表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并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地下党工作。张治中是国民党内出了名的“和平将军”,为了国共两党间的关系,曾三到延安,一时传为佳话。
  然而,此次周恩来与张治中见面的情况,与从前大不相同。此次会谈,张治中是作为军事上濒临失败的南京政府代表,前来同胜利者共产党谈和。更重要的是,张治中在动身之前,还专门去了溪口,向蒋介石请示,这不得不引起中共方面的强烈反应。机场的冷清、周恩来的严词质问,盖出于此。
                  
(7)
  7.周恩来、张治中唇枪舌箭。刘斐问毛泽东:“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毛泽东立即说:“平和、平和,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和为贵’,只要和了就行。”
  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方面没有准备任何方案,张治中心里没底。在谈到和平问题时,周恩来问:“我们的广播(指3 月26日关于谈判的广播通知)你们收听到了;已经带来了为实施八项条件所必需的材料吗?对和谈有没有具体的意见?”
  “我们没有具体的方案,想听听你们的。当然,是以八项原则为基础。”张治中回答。
  “这是前提,是没有疑义的。我们设想,采取今天这样个别谈话的形式,充分听取你方的意见。如果可能,经过三四天的商谈后,在五日左右,提出成熟的东西,供双方讨论。”周恩来说。
  接着,双方还就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
  由于南京方面没有任何方案,也就对和谈的日程提不出任何建设性意见,一切均按中共方面的安排进行。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双方代表个别交谈的非正式谈判阶段;第二阶段为正式谈判阶段。
  4 月1 日晚间,中共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前往南京代表团所住的六国饭店,看望并设晚宴招待南京代表团全体成员,气氛稍有缓和。
  4 月2 日,双方代表开始进行非正式会谈,个别交换意见。周恩来与张治中谈,叶剑英同黄绍竤谈,林伯渠同章士钊谈,李维汉同邵力子谈,聂荣臻同李蒸谈,林彪同刘斐谈。
  双方争执的焦点明显地集中在战犯问题上。由于中共方面曾将李宗仁列为第二号战犯,所以,南京国民党代表团的多数代表认为:我们是第二号战犯派来的,第二号战犯怎么能办第一号战犯呢?这件事根本办不通。纵然签了字,不仅南京不会同意,而且我们根本就回不了南京。
  章士钊面带难色地告诉林伯渠:“如战犯问题不放松,则有两点顾虑。(一)在人情上说,此次六个代表,除本人之外,均属国民党,如果一定要抓蒋介石,等于让儿子签字杀老子,恐怕五个代表决不肯签字。(二)从利害观点讲,目前蒋介石尚有残余力量,美国和日本又窥视在侧面,如逼得太紧,即是促成蒋介石系统的团结。”
  4 月2 日晚上,周恩来在六国饭店接见了李宗仁的联络官黄启汉。在谈到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问题时,周恩来气愤地说:“你们的代表团并没有诚心诚意地接受八项原则。根据这两天来和他们六位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的情况,除邵力子外,其他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惩治战犯‘这一条不能接受。这是什么话呢?李宗仁不是公开宣布承认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为谈判基础的吗?怎么代表团来了又变卦呢?“
  “还有,南京代表团到北平来之前,张治中还到溪口去向蒋介石请示,这就产生另一个问题:你们代表团究竟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呢?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和谈怎么进行呢叩因此,原定在4 月5 日开始的正式会谈也推迟了。
  4 月3 日上午,黄启汉动身回南京前,周恩来再次接见他,重申了中共方面的立场。周恩来说: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蒋介石军队的主力部队已被歼灭殆尽,可以说内战基本结束,剩下的不过是打扫战场而已。为了尽快地收拾残局,早日开始和平建设,改善人民生活,我们还是愿意在八项原则基础上通过和谈解决问题。
  周恩来要黄启汉转告李宗仁和白崇禧:“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有足够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扫除一切和平障碍,李宗仁、白崇禧不应该再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不应该再对蒋介石留恋或恐惧,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决向人民靠拢。也只有这样,才是他们惟一的光明出路。”
  4 月3 日下午6 时,黄启汉向李宗仁详细汇报了北平非正式谈判的情况,并说:“临来之前,周恩来要我向代总统转达三条具体意见:第一,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可以暂不渡长江。第二,白崇禧在武汉指挥的国民党部队,应先撤退到花园以南一线。第三,希望代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能够争取更多的军政大员留在南京更好。考虑到代总统的安全,希望调桂系部队一个师进驻南京以防万一,如蒋介石一旦发动攻击,只要代总统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开进南京。”
  听罢黄启汉的汇报,李宗仁痛苦地摇了摇头,心里很不是滋味:自己苦心经营、寄予希望的“和谈”大局,竟让对方一眼就看透了。他已经感到仕途不妙,靠自己那点桂系力量能于什么事?和,和不了;打,又打不下去。这使他犯难了。
  黄启汉还向他报告:“在我回京前,李济深和邵力子两先生还先后到饭店看我。他们让我转告代总统:务必当机立断,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决裂。两位老先生认为,以蒋为首的死硬派是没有希望的。他们希望桂系在武汉。南京、广西局部接受和平解决,。站到人民这方面来。”
  李宗仁听后,两眼发呆,不知如何是好,眼前只是白茫茫一片。
  黄启汉回南京后,李宗仁邀桂系重要将领白崇禧、夏威。李品仙等到南京密议。白崇禧始终坚持要以长江为界,组织联合政府,实行南北分治。他表示: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谈。因此,黄启汉的活动没有取得成果。
  针对李宗仁犹豫不决、动摇不定的情况,1949年4 月4 日,新华社又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重要评论,指出:“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评论在历述了4 月1 日南京十一个大专院校&XD多名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的八项和平条件,遭到国民党反动军警残酷镇压,死伤一百余人的事件后,指出:“四月一日发生于南京的惨案,不是什么偶然的事件。这是李宗仁何应钦政府保护蒋介石、保护蒋介石死党、保护美国侵略势力的必然结果。这是李宗仁何应钦政府和蒋介石死党一同荒谬地鼓吹所谓‘平等的光荣的和平’,借以抵抗中共八项和平条件,特别是抵抗惩办战争罪犯的结果。李宗仁何应钦政府既然派出和谈代表团前来北平同中国共产党谈判和平,并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八项条件以为谈判的基础,那末,如果这个政府是有最低限度的诚意,就应当以处理南京惨案为起点,逮捕并严惩主凶蒋介石、汤恩伯、张耀明,逮捕并严惩在南京上海的特务暴徒,逮捕并严惩那些坚决反对和平、积极破坏和谈。积极准备抵抗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推进的反革命首要。”
  评论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正告南京政府:“如果你们没有能力办这件事,那末,你们也应协助即将渡江南进的人民解放军去办这件事。时至今日,一切空话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工作,借以立功自赎为好。免得逃难,免得再受蒋介石死党的气,免得永远被人民所唾弃。只有这一次机会了,不要失掉这个机会。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签一个协定而后前进,对几方面都有利——对人民有利,对人民解放军有利,对国民党政府系统中一切愿意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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