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独立路-李光耀-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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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信告诉他们：〃如果本地人的报纸批评我们，不管批评得对不对，我们知道这是真心诚意的批评，因为如果他们宣扬的政策或事业是愚蠢的，他们必须留下来面对后果。主持《海峡时报》的漂泊不定的人却不一样。他们必须逃到联邦，在联邦的安全环境里勇敢地声称自己会为新加坡的自由献出生命。〃《海峡时报》总编辑莱斯利·霍夫曼同一天回答说说〃我不是漂泊不定的人。这家报纸的方针和内容是由我负责的，我准备留在新加坡，哪怕李先生和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哪怕他们利用维持公众治安法令对付我我的家在新加坡。〃但是在选举结束前，他动身到吉隆坡去了。他看不到也不承认这份报纸的主权属于他的英国主子，报纸的方针是受他们左右的；我们却知道。我们决心铲除英国人对我们报纸的控制，而且决心铲除任何其他外国对我们报纸的控制。
小心翼翼地挑选候选人
我们人民行动党里的非共派充分控制了竞选过程，对此我感到十分满意。我们定下日程，选定主题，发表重要的演说。左翼的工会领袖并未组织群众参加我们的群众大会。虽然行动党支部有亲共分子在活动，一些亲共分子可能成为候选人，王邦文和我小心翼翼地从获得提名的受华文教育的党员当中挑选，把风险减到最低程度。
我的华语进步了，虽然还不能口若悬河，但也足以在竞选大会上不用讲稿发表自己的看法，也许只是重复自己用英语和马来语说过的话。虽然说得不那么好，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众却为我努力学习他们的语言，说起话来信心越来越强而尊敬我。杜进才的情形也一样。他长得矮小，身高仅有1．5米左右，在讲台上可活跃万分。他华语说得比我差，却勇气十足。群众为我们努力跟他们交流感到高兴，为我们喝彩。
然而从争取选票的角度看，我们的未来部长们表现却参差不齐。拉惹学得很快，用英语演讲有说服力，把社论语言的风格化为强有力的街头语言。他也会说巴刹马来语，高声有力地传达了自己的论点，身势语言表达能力很强。吴庆瑞却糟透了。他头脑第一流，也精心写讲稿，但是声音单调不变，又含糊不清，只照着稿子念；即使他并不沉闷，但是看上去他总是很沉闷，而且只会说英语。但是在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里，我们避不开一个问题：虽然一些候选人生来就能在大庭广众发表演说，却谁也无法在竞选大会上同时打动所有听众，使他们一起哭笑、愤怒和叹息。无论他使用什么语言，而且能说会道，任何时候也只有部分听众能了解他，所以他必须通过手势、脸部表情和语调跟其他听众沟通。
巴刹马来语最简单，听得懂的人也非常多，我们这方面的最佳演说者是耶谷。耶谷是马来人，演说媚媚动听，扣人心弦，连非马来人也被他吸引住了。他了解群众。为了谴责反对党夸夸其谈，他一度引用丁加奴州的一句马来谚语。丁加奴州是海龟之乡，也是他的故乡。他说：〃母鸡生下一个蛋，全村都听到它咯咯叫；海龟生下几百个蛋，什么声音也听不到。〃换句话说就是人民行动党替工人争取到许多利益，却从不吹嘘。群众听了发出轰然的欢笑。那时新加坡还没电视，谁声音动人又仪表堂堂的话，谁就明显地占上风。
耶谷出身寒微。他出生于马来亚北部的丁加奴，在当地宗教学校受教育，战争时期替印度国民军开过罗厘，50年代初期到新加坡来，一度当过流动理发师，后来成了宗教教师。他加入过非常激进的马来民族主义政党〃觉醒青年团〃，1954年转到巫统，发现巫统太保守，不够平等，1957年加入人民行动党。后来我先后委任他为政务次长和政务部长。他很受马来人爱戴。他从社会的底层攀升，这是那个革命时代的特点。旧秩序根基动摇，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许多工人阶级出身没受过教育的男女抓紧机会，凭着自己的能力、干劲和运气攀上顶层，所以我们派出的多个理发师（古德在向殖民部大臣提呈的报告里，把他们列为〃美发师〃和许多职工运动分子，都只受过几年的小学教育。
绝大多数人都贫穷
在当时，绝大多数人都贫穷，多数住在贫民窟。作为工人的政党，有钱人捐给我们的钱很少，所以我们不得不节省开支，竞选期间尽量少花钱，就像1955年那样。幸好我们当时能得到公众全心全意地给予支持。我们没付钱给竞选工作人员，他们全是志愿工作的。行动党给候选人提供划一的海报和宣言，只有照片和履历不同；能力做得到的话，候选人自掏腰包应付开支。必要时我们租用敞篷罗厘、小型货车和轻型货车，在群众大会上当讲台使用，规模大的群众大会两辆车子停靠在一起。支持我们的运输商人许多时候把车子免费借给我们。他们可能希望将来我们组织政府之后可以得到好处，但是我们上台后没给他们任何好处；许多人仍然继续在以后的选举中协助我们。
晚上我们靠友善的商店供应电力，用没罩的电灯泡照明。虽然我们必须租用扬声器，做小生意的电工会前来提供服务，替我们在树上和灯柱上牵电线（有时演说到一半它会发出尖利刺耳的声音）。
在游客眼中，当时的新加坡似乎是个令人激动而且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屋顶铺着中国式瓦片，街道两旁有小贩摊位售卖可口的辛辣食物。但这个城市的大部分地区，是一条条阴暗狭窄的横巷。由于热带气候湿热，扑鼻面来的是腐烂的废物发出的臭味。人夜则只靠小贩的防风灯、臭土灯和店屋前面的电灯照明。竞选活动是在令人汗流狭背的大热天里进行。每天晚上我驾车从一个选区赶到另一个选区，发表三四次演说。群众大会七点开始，10点非结束不可，所以每一站我停留半个小时，就再赶到下一站。幸亏我戒了烟，从没失声。但在溽热的晚上，用两种语言，有时是三种语言马来语、华语和英语演说之后，总是大汗淋漓。此外，当听众人多热情，反应又热烈时，我往往会把原来规定的时间延长到45分钟。我几乎总是最后一个演说，因为人们通常在主要演说者说完之后，便开始散去。每天晚上芝都准备好背心和衬衫，让我在每一次演说过后便换上。我所用的交通工具越来越有气派了，因为知道自己输不了。1959年2月我们决定争取选举胜利之后，芝就买了一辆马赛地220，取代用旧了的史都巴克。新车有深浅两色，车顶是浅灰色，车身的灰色比较深，引擎好极了，运转得很平稳。芝要让人们看到我们坐这辆车子，从而无须犯疑就了解，我不当总理也买得起。她陪我出席各个群众大会，有时还当司机。
多姿多彩的场合
无论是街头会议还是群众大会，都可能是多姿多彩的场合。选举使不同种族的不同文化习俗流露出来。华人亲自向候选人献上绣了四宇或八字贺词的锦旗，以示支持。它们最大可以是三四米长，需要多人一起上台协助献旗者在赞赏的群众面前拉开。候选人鞠躬接受之后，就和献旗者一起跟锦旗合照。
印度人献上鲜花花环，通常是白色的素蓉花（俗称鸡蛋花）或万寿菊配金银线束，有的重达l公斤。有时支持者一晚先后在我的脖子套上6到12个大小不等的花环，直到把我整个头遮住，脖子支撑得很辛苦。幸好我对他们所用的鲜花不敏感。
马来人献上用金银线织成的头饰，那是高级首领在庆典上佩戴的。这些东西都不便宜，人们不常献赠。但是候选人受人拥戴的话，可能得到5O到100面锦旗，把它们分别挂在连成一串串的彩色灯泡之间，能绘群众大会增添喜庆的气氛。每面锦旗上都有献赠者的名字，也许是宗乡团体或同业公会以这样公开的方式支持候选人。有关团体一表态之后，它的会员便会协助候选人争取胜利。支持者如果是店主，就会送东西支持做竞选布条使用的白布，让工作人员解渴的汽水等等而不是实际参加拉票活动。
这些就是当时的新加坡人民。他们信任我们，我们必须明确许下诺言，要使未来变得更美好、更安全，作为报答
在红灯码头一个午餐时间的群众大会上，我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上台后会保留维持公众治安法令，并且强调说现在的真正斗争是人民行动党对马共的斗争。我追述了马绍尔如何动摇，到处碰壁，每次面临由共产党领导的示威都退却；也追述了林有福不得不诉诸警棍和开枪，最后还要英国人出动直升飞机以恢复秩序。我勇敢地说：〃人民行动党不会犯这两种错误。我们不会向恐吓和威胁低头，也不会利用压迫作为执政的手段。我们将按照人民的意愿，在人民支持下，坚定不移，明智和公平地治理国家。〃维持公众治安法令不是用来威胁人民，而是用来保护人民的。
5月21日古德在向波露提呈的报告里写道：〃李光耀说，他们不会允许外国资本进行颠覆活动。他给颠覆活动所下的定义是：'旨在促进不是我们人民的目标和利益，而是境外强国的目标和利益的任何政治活动；境外强国我们指的不光是苏联和中国，也指美国和西方集团任何人如果为了境外强国的利益损害到本地人民也在颠覆活动的定义范围之内'上面提到的演说，也许是最后一分钟在讲台上煽起选举的热潮好些天前，李光耀提醒过我，他打算使用这个策略，但不应看成表明该党执政时会这么做。然而我担心这可能是人民行动党政府的真正倾向，或者会使行动党过后难以采取更温和的路线。〃
1959年5月3O日星期六是投票日，一切平静，秩序井然，根据新法律，投票是自愿的，用汽车载送选民去投票是非法的，不许拉票。在投票站内和投票站附近，政党工作人员身上不得有政党标志。整个投票过程没有不正当的行为，也没有恐吓、贿赂或贪污。投票站晚上8点关闭，9点正7个计票站开始计票，到凌晨2点45分结束。
我们赢得了51席中的43席，获得了实际投票的9O％选民的53．4％的选票。新加坡人民联盟获得4席，巫统3席，独立候选人1席（A．P．拉惹）。
注：
①卜基是指非法外围赌马收注者、一些没有领取执照的赌博集团，在赛马期间私自收注，让人赌马。后来，卜基集团还把赌博范围扩大到非法赌球赛和其他活动。
第19章 组织新政府
6月3日晚上，群众大会在市政厅大厦前面举行我发表了严肃、近乎忧郁的演讲，我并不感到得意，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感受。我开始发现必须面对的问题的严重性失业。人们热烈期待着迅速取得成果，共产党蠢蠢欲动，工会、学校和社团里有更多的颠覆活动，更多罢工，更少投资，更多人失业，更多麻颇。
波霭致贺电对我说：〃两年多以来，我们的谈判是本着谅解和相互信任的精神进行的。我应该让你知道，我仍然信守我过去说过的，也就是决心以同样的精神处理我们之间未来的问题。光靠这点，新宪制就有可能落实。我将以同样的精神，在权力范围内尽一切可能，使新宪制成功。〃
我在回电中说：〃新加坡自治邦眼下开始的航程风险之大，知道的人很少。今后五年我们会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要看策划工作做得如何，工作有多勤奋，联合王国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事态的发展和它的原因，也要看神明；而在这个22O平方英里的小岛上，有几个不同的神。第一个因素取决于我们；第二个取决于阁下，第三个我留给新加坡人民自己去祈求，让神明保佑我们。〃
后来又出现了第四个因素北方邻国的态度。第一个公开向我表示祝贺的是马来亚首相。他告诉报界：〃新加坡人民作出了明确的选择，我祝贺人民行动党赢得那么多的多数票。〃但那不是东姑，而是敦拉扎克。东姑在度假，由敦拉扎克暂时代行职务。东姑没那么婉转：〃他们的胜利是意料中的事。其他政党闹分裂，组织不了强有力的反对派反对人民行动党。我的朋友林有福赢了，我感到高兴，至少他是一股强大的反对党力量。另一方面，党若要有效率，即使在立法议院外也必须重新团结起来，否则局面会维持不变。〃
6月3日晚上，群众大会在市政厅大厦前面举行，亲共分子没有参加。我们让43名当选议员站在台上，一律穿白色的衣服和裤子，以此来象征政府的廉洁今后将不会再有过去在新加坡盛行和在其他许多新兴国家存在的贪污舞弊。我介绍了由九人组成的新内阁，包括我自己。我发表了严肃、近乎忧郁的演讲。我并不感到得意，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感受。我开始发现必须面对的问题的严重性失业，人们热烈期待着迅速取得成果，共产党蠢蠢欲动，工会、学校和社团里有更多的颠覆活动，更多罢工，更少投资，更多人失业，更多麻烦。这是个庆祝胜利的场合，我却没有欢欣鼓舞的心情。大草场上约有5万人，很守秩序，期望很高，心情很好。我选择在这样的场合冲淡他们的希望，给他们泼冷水，替自己准备好如何应付肯定会到来的共产党人的攻势。他们肯定会极力要求获得更多自由，以便颠覆新加坡，并利用他们在岛上的力量协助马来亚的革命。
六名部长演讲后，我概括了政府的立场：〃我们开始了新的一章。人民通过民选政府行使的权力只限于管理本地的内部事务，这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但却是迈向合并和独立的一个步骤生活里的好东西不会从天而降，只能通过长时间的勤奋工作才能得到。除非人民全力支持政府的工作，否则政府是出不了成果的有时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我们可能非采取不受一部分人欢迎的步骤不可。在这样的时刻要记住：指引我们行动的原则是，必须以整个社会的至高无上的利益为依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