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家门外的孩子-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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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说，祖父早就非常清楚我们的事。四姨妈亚梅还说过，母亲在广西桂林过世後，我和孝慈先被带到江西万安，住了一年多，再搬到贵州，两年後才回到南昌，蒋老夫人还曾差人带口信到南昌，问外婆愿不愿意把这对双胞胎交由蒋家抚养？如果舍不得，可不可以只抱走其中的一位？外婆没有答应，只告诉那带口信的人说：“我女儿都死了，两个孙儿是我命根子，他们是分不开的！”
再见面已是永隔
当我第二次见到祖父时，已是十二年之後，一九七五年我 密从美国回台为他老人家奔丧。
我在一九七四年初奉派“驻美大使馆”工作时，深感自豪，因为我是蒋家第叁代当中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一人，经由特考及格进入“政府”工作。我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通过“外交领事人员乙等特考”，接着到“外交部外讲所”接受十个月的严格训练。“外讲所”的设立是“外交部”的创举，同期同学均自我谑称为“黄埔一期”。
十四年之後，一九八二年我出任“北美司司长”，部内就流传一则小道消息，说是当祖父获悉他的爱孙孝严考上了“外交官”，很是高兴，不动声色地命令“外交部长”魏道明立即编列预算，设立“外交领事人员训练所”，除了强化国际公法、私法、国际贸易等专业知识训练外，还安排了高尔夫球、交际舞、桥牌等那时算是很时髦的课程。听到这种绘声绘影的说法，我只有笑笑，无从证实，也无以否认。但此一传言，至少反映了一件事：“外交部”里面已经渐渐有人耳闻我和蒋家的关系。我不会向人提起自己的家世，就是有人向我打探一些真相，我都会托词闪避。
外放生涯尝甘苦
一九七四年我携眷飞抵华盛顿“驻美大使馆”，那是二月初下着大雪的寒冬。美国在冬季搬家的人不多，现成待租的空屋更少，当时“外交官”的待遇不如现在，叁等 书的月薪只有七百四十块美元。“驻美大使馆”的同仁，大部分都集中住在华盛顿近郊的惠顿区（Wheaton），因房价较廉，那一带大都是美国社会里的中收入户，要不就是韩国、越南、墨西哥和从台湾去的移民。“大使馆”的同事程建人与戴瑞明，和媒体朋友傅建中、王景弘、王嗣佑等人也都住在那里。
因为没有积蓄，我外放时虽然领了治装费和预支的薪水共叁千六百美元，因为要花一笔钱买汽车，所以在华盛顿旅馆住了叁天，手头变紧，感到吃不消，於是我找“大使馆”的另一位叁 左泽华商量，让我们一家叁口在找到房子前，挤到他小公寓里的客厅打地铺。左泽华是“外交部” 书处老同事，他一口答应，由我分担他叁分之一的房租，他成了二房东。我们便在他客厅住，这一住就是一个半月。
他租的公寓只有两间卧房、一个小书房、一套盥洗设备，客厅饭厅连在一起，总共四十坪上下。他们夫妇用一间卧房，还带一个半岁多的男孩，另一间卧房已分租给在“大使馆”担任会计的薛粮辉，所以我和美伦带着两岁大的蕙兰，只有在客厅打地铺了。小公寓一下子住进了五个大人、两个小孩，真够挤的了。睡在别人家客厅，是很特殊的经验，我们学会一个基本动作，就是别人就寝後，我们才能入睡，别人起床前，我们就得起来，因为要先起身收拾好铺盖，否则真的不好看。那段日子，确实难为了美伦。
巧遇孝章夫妇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下午，祖父崩逝的消息，是从新闻报道得知，当时为之一惊，除了有失去“元首”的不舍，还是有淡淡一层失去亲人的哀伤，但我不能表现出来，下午还出席了在双橡园由沈剑虹主持安排追思会的讨论。回家後，从电视上看到更多消息，美伦也流泪了。我随即跟美伦说，应该回去奔丧，并和在纽奥良杜伦大学念博士的孝慈通上电话，他说学校正要考试，无暇走开，要我也代表他回去一趟。
第二天上班，整个“大使馆”笼罩在极端凝重的气氛里，不仅没有往日偶尔传出来的笑声，大家连走路的步子似乎都放慢了。看得出来，此一重大变故，的确带给所有人深沉的不安。我悄悄以家中有急事，从四月十二日起请五天事假。
回台北奔丧途中，遇到一件没想到的事。在旧金山登机时很意外，我发现我应该喊“大姐”的孝章大姐和她夫婿俞扬和先生居然也在同一班机上，只隔两排座位。孝章大姐身着深色洋装，面容哀凄，不苟言笑，相当矜持。我和他们夫妇俩目光接触了一下，没有打招呼。我不敢确定，那天他们有没有认出我是谁？
顾及人伦坚持回台
飞机於十四日下午抵达松山机场，叫了部计程车照着王升的约定，径赴爱国西路的“自由之家”。一路上，觉得那天的街景显得特别萧瑟，敦化路和仁爱路上的椰子树和樟树，随风摇曳，呼呼的风声像是发出低沉的哀鸣。
进到“自由之家”和王升通上电话，他随即於五点叁十分驱车前来，着一身戎装，一向是精神抖擞，眼神逼人。我曾从华盛顿打电话告诉他奔丧的想法，他原本有所犹豫，问我一定要回来吗？我说，如果不回去，我会永远於心不安。他说，那就隐密一点好了，关於瞻仰祖父遗容的事，他会安排。王升还是怕我在敏感时刻回来，身世的 密不小心被暴露出来。但是，我不认为这层顾虑可以凌驾人伦之上，我坚持回台。
那天他走进来时脸色显得有些苍白，表情严肃而神伤，先安慰了我几句话，说：“你是应当赶回来见自己祖父最後一面的。”接着便陪我一同驱车前往国父纪念馆，车前面坐着跟他多年的随身参谋王耀华。这辆黑轿车有通行证，一路开进国父纪念馆，到後面的侧门下车，换由两位穿着深色中山装的人带路，进到里面转了几个弯道才走进大厅。那时，纪念馆里里外外有数以千计排着长龙的致哀民众，不仅秩序井然且肃穆安静。
带领我进到大厅的那位先生，很客气地引导我走上最靠近舞台的较高平台，一般民众是不被允许站上去的。我肃立在上面，非常接近安放在舞台中间的蒋公灵柩，十分清楚看见祖父安详地躺在里面。这是我生平第二次见到祖父，但已天人永隔。我再也忍不住泪水，用泪眼注视着他已没有表情的脸庞，也看到挂在他胸前的青天白日大勋章，我低着头默念着：“爷爷，愿您老人家在天之灵早日安息，我也替孝慈来见您最後一面。安息吧！请你保佑父亲，给他力量度过难关。”我让眼泪流着，深深叁个鞠躬後步下平台，再跟随那位工作人员，左弯右拐地走出纪念馆。
与父亲一帘之隔
就在走出大厅前，这位先生轻声说，经国先生此刻就在我身旁悬着一张黑色大布幕的後面休息。这位先生并未自我介绍，显然知道我的关系，也晓得我前来的目的，才会特别指出经国先生此时就在里面。我只轻轻点点头，没说什麽，也不能说什麽。
四月十六日早上，王升还安排我参加了大殓和移灵典礼，虽然不在家属席，我默默坐在一个角落，还是很安慰地告诉自己，我已尽了孙辈的孝道。隔天十七日下午飞回华盛顿上班。
这次悄然回台奔丧，在某方面没有太多实质意义，既不能公开，又没得到蒋家认同，当然更无助於对外强化“我是蒋家人”的事实。我之做此决定，只在寻求自我的肯定。若在自己祖父过世时，由於胆怯、犹豫、退缩，连尽孝心的勇气都没有，那就不配做蒋家的一员了。
第八章 亲切蒋夫人·早悉桂林城
“祖母”或“奶奶”，是孙辈最喜欢亲近的长辈和最爱撒娇的对象。可是，当第一次知道自己祖母居然是“蒋夫人”时，我却一点亲切的感觉都没有。除感讶异之外，只觉得她离我是那麽遥远；她只存在于教课书本里，也只能在新闻报道中见到她。到年事较长并了解到她和我无血缘关系後，对她的崇敬，远远超过那种亲情的渴望。反而是只读过私塾的外婆，成了我心中的“祖母”，因为从小被她一手抚养长大，而且一直喊她“奶奶”。
永远的第一夫人”
“祖母”或“奶奶”，是孙辈最喜欢亲近的长辈和最爱撒娇的对象。可是，当第一次知道自己祖母居然是“蒋夫人”时，我却一点亲切的感觉都没有。除感讶异之外，只觉得她离我是那麽遥远；她只存在于教课书本里，也只能在新闻报道中见到她。到年事较长并了解到她和我无血缘关系後，对她的崇敬，远远超过那种亲情的渴望。反而是只读过私塾的外婆，成了我心中的“祖母”，因为从小被她一手抚养长大，而且一直喊她“奶奶”。
“永远的第一夫人”
我大学时曾以崇拜之心，细读过老夫人几篇着名的英文散文，还把它熟背。她的英文造诣举世推崇，语体的结 更是别树一格，尤其喜欢使用生涩的字汇，让美国大学生都要吃力地去查字典。就是进到“外交部”以後，我还不时翻阅她的讲稿，在用字遣词上当作学习 本。一九四叁年她应邀访美，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的讲词，更是铿锵有力、动人心弦，一九四四抗战胜利前一年，她那篇The Sure Victory，几年来我都把它存放在一个搜集名人讲词的资料夹里。
她的端庄、优雅和那股神圣不可侵犯的仪态，让人印象最为深刻。从祖父率师北伐、西安事变、抗战，以及一九四九年来台，她都紧随在侧，形影不离，襄助参赞，无役不与，被称作最有能力和最有气魄 气质的“第一夫人”，无怪人们会极自然地以“永远的第一夫人”来怀念她。她许多的特质、风 以及成就，是後人无从模仿，也无人能及。从这个角度上，我对老夫人的整体感受，其实和外人相较并无太多不同，因为我从未以孙儿的身份和她独处过。
孔宋宅内深似海
外婆生前向我谈到蒋家事时，从未提过老夫人，王升、宋时选也很少谈到。到我出去留学，陆续接触到一些在台湾看不到的报道和书籍，才逐渐有了更宽广的认识。一九六九年，我被“外交部”派到比利时进修，当时在欧洲各地主张“台独”或有此倾向的学生不少，也颇活跃，卢修一就是其中之一。他在鲁汶大学修博士，我就是在这时候结识他。
那一阵子在鲁汶的台湾学生当中，正相互传阅着一本台湾的禁书 由大陆出版的《京华烟云》，那本书是假以经过考证的笔触，用小说题材来描述蒋家一些所谓的内幕故事，可读性颇高。起先我对它的内容十分好奇，读起来也颇引人入胜，到全部读完，至多让我相信其中四成是事实，其馀则是穿凿附会的渲染。不过，书中有许多地方对我来说是相当新鲜的，这本书提到经国先生的生母姓毛名福梅，而蒋宋美龄女士是在老总统和毛太夫人与陈洁如离婚後再娶，宋美龄并无己出，蒋纬国则是戴季陶与日本女子所生云云。这些现在看来几近常识的事情，我在出国之前却一无所知。六十年代的台湾很少有人敢公开谈论蒋家的种种，是这本书广为流传的原因。也是从这本书，我才晓得自己的血缘祖母是在抗战期间在奉化溪口被日机炸死的毛太夫人。
从比利时返台後，有天到王升家去吃饭，他曾借机把更多有关和蒋家关系的枝枝节节告诉了我和孝慈，包括毛太夫人的传统保守、质 善良、吃斋念佛等等。我主动问到有关蒋夫人的事，他才说到蒋夫人和父亲经国先生之间，长期存在着一些芥蒂，但父亲总是逆来顺受，恭谨如一。王升说这些，是希望我们对父亲困难的处境，能有更多的体谅。
在王升的陈述中，我首次察觉到蒋、宋两家那种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加上与孔宋联姻而打造的庞大政治、财力版图，以及延伸出来的许多枝节与纠葛，听来完全像章回小说里的宫廷故事。我和孝慈要在这麽具有排他性的空间里，独力争取成长的空间，真是谈何容易。要想在诺大的深宅大院里，无依无靠、赤手空拳地闯出一席之地，确实难如登天。除了胆识和努力外，也要靠造化了。
孝武转达夫人情
到今天，还有人怀疑到底老夫人知不知道民国二十九、叁十年年间，发生在赣州和桂林的那段故事。
坊间曾有把先母的猝逝牵扯上祖父的传言。关於这一点，是没有根据的。至於说蒋介石夫妇是否早就知道我和孝慈的存在？答案却是十分肯定。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由大陆的团结出版社出版叁十万字的《蒋氏家族 章亚若传》中记述（第二五七页），父亲曾告诉母亲，我和孝慈的名字是父亲回去面见蒋委员长，由他亲自取的。而“当时是侍卫长的林尉文将军把经国先生在桂林得子的原委，报告给宋美龄的”。
父亲过世前後那几年，我和同父异母的兄弟之间才有了出其不意的互动，这是我之前不敢期盼或想像的。孝勇在父亲过世前一年就和我走得很近，而孝武则是从派“驻新加坡副代表”之後，和我之间发展出了相当接近的关系。关於老夫人很早就知道“桂林之事”，还是孝武亲口告诉我的，而且和我融洽相处的情况，他都向老夫人报告，老夫人知道後很是高兴。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九日，我在日记中写着：“中午十二时四十五分孝武约我到圆山饭店华秋轩餐叙，这是首次与其单独叙晤，约两小时，席间言谈甚欢，主要论及政治现况及各人物之背景。席间孝武主动提及蒋夫人，并告以，蒋夫人谓：‘和孝严目前这样关系的发展很好。’”孝武每次谈到蒋家内部种种，表情总是很认真也很正经，我可以感受到他的诚意，我不明白他为什麽要主动告诉我这些，但我确实很感激他，让我觉得他是以家人相待。
孺慕堂前遇祖母
我近距离和老夫人相遇，是在“中华民国妇联总会”的“孺慕堂”。
当时我担任“外交部常务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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