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传-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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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内容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示草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57—664页。
瓦西里耶夫的信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的必要性。但这时五卅运动已走向低潮，上海总商会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于6月26日宣布无条件结束总罢市后，统一战线破裂，形势发生了根本逆转。在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迫害面前，工人阶级处于孤军作战的状态。中共中央只得采取有组织的复工措施。从8月下旬到9月下旬，各厂工人在争得资本家接受部分经济要求后，开始复工。五卅运动遭到挫折。
尽管如此，在9月28日至10月2日北京举行的中共四届二中全会上，对于大力发展工农武装力量这一点还是极为重视的。会议指出，在“五卅”血腥惨案中，我们丧失了许多勇敢的分子，在工人群众中造成了从来没有的革命心理。“党应当利用这种革命心理，有组织的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勇敢最忠实的分子”，成立“十人队”、“百人队”，以武力保全自己的利益和抵抗敌人的袭击。为了加强对工农武装的领导，决定在中央委员会之下设立军事委员会，后改称军事部。
军事部由张国焘、王一飞、任弼时三人组成，张国焘兼任军事部部长。设组织和情报两部分。军事部成立后，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建立各地军事部。在北方建立了以李大钊为主任、赵世炎为委员的军事部；在广东建立了以谭平山为主任，陈延年、周恩来为委员的军事部；河南省的军事部由王若飞负责。张家口、西安、汉口、上海、济南和沈阳等地设特派员。
分配从莫斯科归国的一批军事干部到各地。其中去广东的最多，有聂荣臻、叶挺、熊雄等12人；其次是北方，有李林、范易等11人；王一飞、颜昌颐等3人留在中央军事部，负责日常工作，由颜昌颐任技术书记。
在上海开办训练班，建立了2000人的战斗队；并派人到孙传芳的部队去作调查，搜集情报，开展兵运工作。
向冯玉祥国民党派出调查员。
11月21日，张国焘在《向导》第136期发表了《反奉战争与革命民众》一文，阐明了他作为中共第一任军事部长对战争与武装的见解。
针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反奉战争，文章首先提出，“战争是人类的恶魔，是全国人民所深恶痛绝的”。继而指出： 军阀间相互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挑拨、引诱和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结果。但这次反奉战争不同，由于奉系军阀投降英、日帝国主义，破坏了“五卅”以后全国形成的对帝国主义的巨大压力，使帝国主义重新嚣张起来，所以，反奉战争已超过了直奉军阀之战的界限，成为有国民军、国民革命军以及民众势力参加的反奉战争，并且以民众做后盾的国民军和国民革命军是这次战争中反奉的主力军。这一点是与历来战争不同的。
张国焘在文章中还进一步阐发了中共中央四届二中全会关于武装民众的思想，提出了以民众武装的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见解。他指出： “惟有武力可以打倒武力，惟有武装的革命可以打倒帝国主义和他们的工具，惟有民众武装可以保障永久的和平。”这次反奉战争，“若没有民众的武装势力参加，这次战争便又是军阀的相互战争。所以民众积极参加反奉战争可使军阀的相互战争成为民众反奉战争，就是民族解放的战争；而且民众参加的结果，革命民众才能渐次武装起来，民众武装起来的结果，才能对外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内才能肃清军阀，成为保障人民利益的民众武装。”这就是说，只有民众参加的战争才会改变战争的性质，使军阀战争成为民族解放战争；民众只有武装起来，才能战胜国内外敌人，才能保障自己的利益。这个观点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普遍看法，也代表了当时中共对民众武装理解的最高水平。
12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陈独秀、张国焘、任弼时、杨之华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出席会议。中共中央军事部向会议作了报告，其中强调，广州的军队是一切国民革命军的基础，广东省的军事部要特别注意已经部分地掌握在党手中的政治部的工作，工人农民中现有的武装组织应置于党的直接监督之下，帮助他们进行军事训练；北方应在国民军中建立秘密的基层组织，成为党在该部队的代表。会议在所作的《关于军事工作决议》中，肯定军事工作是党完成政治任务不可缺少的一环，指出当前军事工作的纲领是： 一、对军队、乡团、民团、商团、土匪等武装组织进行调查研究；二、在南方的广州政府和北方的国民军中积极进行工作，促使国民革命军的成立；三、应特别重视广东省的工作，同时在全国其他地方成立秘密军事组织，对工农进行初步的军事训练；四、大力开展青年士兵联合会组织；五、在反动军队中秘密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3—84页。
军事部成立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做了一些工作。但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右倾思想开始在党内日益抬头，使军事部的工作受到很大影响，仅仅限于调查研究和搜集情报，还没有建成一个强有力的军事指挥机构，军事工作也未积极地和切实地加以实施。
十八 执行妥协政策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后，国民党内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老右派，先后成立了北京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和上海辛亥同志俱乐部等反共小团体，公开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国民党内支持国共合作的左派。由他们制造的反共磨擦直接影响了国共合作的正常进行，在一些具体工作上，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不时发生纠纷。
在中共四届二中全会上，共产党人接受了维经斯基关于反对国民党右派，与国民党左派结成密切的联盟，赞助和支持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斗争的策略。
但共产国际鉴于五卅运动后革命潮流低落，工人阶级处于孤立地位和国民党右派明显的分裂倾向，于9月28日发来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遵循下列原则立即审查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 “（1）对国民党工作的领导应当非常谨慎地进行。（2）党团不应发号施令。（3）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4）相反，共产党应当竭力广泛吸引（未加入共产党的）国民党员而首先是左派分子参加本国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的领导工作。（5）同时中共中央应当经常仔细地研究国民党所依靠的社会阶层中发生的各种进程和军阀中的社会重新组合。”《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指示草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94—695页。这实际上就是要共产党员不要出头露面，而是以支持国民党左派的方式进行工作。无疑，这是要共产党在处理与国民党关系时采取妥协的政策。
此时，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气焰更加甚嚣尘上。
继是年夏秋之交戴季陶抛出反对国共合作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戴季陶主义1925年六七月间，戴季陶先后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其内容反映了资产阶级右翼的利益和要求，是其排斥和打击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领导权的舆论准备。史称“戴季陶主义”。之后，11月，邹鲁、林森、张继、谢持等十余人又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即西山会议派。，他们以非法的国民党中央第四次执委会的名义，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者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之共产党员、解除鲍罗廷顾问职务等多项反动决议。会后，他们在北京等地设立伪国民党地方党部，在上海成立了伪国民党中央，公开走上勾结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反对统一战线和破坏革命事业的道路。
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左派迅即开展了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许多人撰文批驳其分裂活动和言论。
12月20日，张国焘在《向导》发表了《一封公开的信致国民党全体党员》，文中驳斥了西山会议派攻击共产党员的反动言论，说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为了与国民党共同进行国民革命，并不是为了共产党的一己私利，而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密切结合是革命成功的惟一保障。他表示“我们是愿意和一切忠实的国民党革命分子，长久合作的”。
他的文章从整体上来看立足点是正确的，对西山会议派的驳斥也是有理有据的。但文章中已隐约暴露出右倾思想。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我们是为革命而加入国民党的，既没有变国民党为共产党的野心，也没有垄断国民党党务的阴谋。反因为革命潮流太紧张了，我们有时力量不及，不能尽量为国民党服务，倒是很觉得惭愧。”至于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只是为了督促和指示同志们在国民党内特别努力工作，因而对于“所有国民党的主张，只有积极赞成，从没有掣肘过，所以，这个党团作用，不但与国民党无损，而且是与国民党有益的”。
与其他共产党员同期发表的文章相比，张国焘在据理力争的同时，也有不少消极的解释，暴露了对国民党右派的妥协心理。这种心理虽然有他自身认识的原因，也与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及在上海的维经斯基和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的态度不无关系。
在对于西山会议派的态度问题上，上海和广州的共产党人产生了分歧。
在广州，毛泽东、陈延年、周恩来等准备采取强硬的态度，他们在撰文揭露西山会议派反动面目的同时，还建议中共中央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团结国民党左派，给右派以沉重打击，并且提出了“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鲍罗廷最初也同意这种主张。
但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等在维经斯基指导下，却认为西山会议派的出现有使国民党分裂的可能，这将影响到广东革命政权的巩固，力主采取让步政策。在维经斯基促动下，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还亲自在苏联领事馆与从西山会议派分离出来的孙科、叶楚伧、邵元冲商谈国共关系问题，并达成七项协议。其主要内容是： 中国共产党以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继续与国民党共同努力，但不包办国民党事务，不排斥国民党中的忠实党员；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领导机构中的比例不超过三分之一。陈独秀、张国焘还表示希望孙科等人回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为此推迟了预定召开国民党二大的时间。
之后，陈独秀写信给中共广东区委，要他们组织欢迎孙科等回到广东参加大会，选举国民党中央委员时要尽可能把各方面的人物都包罗进去。
为了使参加国民党二大的中共党员能够贯彻中共中央的意图，陈独秀还派张国焘前往广州指导参加国民党二大的中国共产党党团的活动，极力纠正所谓过左的偏差。
这时，张国焘却产生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趁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之际，宣布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当他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在中央会议上提出后，遭到了维经斯基的坚决反对。
张国焘到达广州后，首先见到鲍罗廷。鲍罗廷对中共中央所采取的政策十分不满，他质问张国焘： “为什么广东方面将那些阴谋破坏革命的国民党分子驱逐出去了，现在却又要将他们请回来？”
在中共广东区委会议上，张国焘要求执行对国民党右派的退让政策。他不顾陈延年等人的反对，强调中共中央与孙科等所达成的协议是合理的、必要的。他说： “中共还在幼龄时代，没有人参加国民政府，也还没有执掌政权的经验，更没有掌握军事实力。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我们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多占了一些席位，除了引起国民党人士的反感以外，我不信真能增强中共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他还说： “不要将中共的政策视为退让的政策。应该认识到这是中共自谋独立发展和巩固国民革命阵线所必要的措施。不应要求修改，而应切实执行。”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78—79页。
为了不折不扣地执行退让政策，张国焘竟做了一件让人怎么也不相信会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做出的事情。
我们还是来看看张国焘自己的叙述吧：
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以前，汪精卫曾约我在鲍罗廷那里会谈。他提出了一张他所预拟的二届中委名单，征求我们的同意。鲍罗廷一言不发，我细看了这张名单，是所谓左派和与汪有关系的人占多数。我觉得他并未尊重中共中央争取中派的意向，中派的人除孙科外，叶楚伧、邵元冲等均未列入，至于中共党员则除第一届者均列入外，还增加了在国民党内任重要职务的吴玉章、董必武、恽代英、杨匏庵等人。
我对于国民党内部的事，自然不必多说，只有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对于提名中共党员为国民党中委者表示意见。我提出中共党员如瞿秋白和我自己没有在国民党内担任职务，不必再当选，其余中共党员也可以斟酌减少几个，以符中共中央不愿多占国民党中委名额的原旨。
汪精卫当即表示反对，他指出瞿秋白和我都是总理在世时遴选出来的，应当继续当选。我向他委婉解释，指出现在的名单中，有些第一届中委的名字并不在内；那么中共党员也退出几个，是公平而合理的。汪精卫看见鲍罗廷仍不说甚么，也就不再说下去了。这样，第二届中委名单就算是商定了。②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85—86、68页。
张国焘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在选举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