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的边角料 张鸣-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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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在小心翼翼地实现了杯酒释兵权之后，用高爵金玉、良田美女收买了一干拥戴的武人，恢复传统文治的实体性障碍消除了。接着，赵宋王朝重建了传统意义的文官体系，由于矫枉过正的惯性，这一体系一时竟显得过于庞大臃肿，士大夫们也在宋朝得到了最优厚的待遇。相应地，破损的儒家道德体系也得到了重建，对皇帝的忠贞再次得到了保障。也就是说，随着科举考试的再度火暴，各地残破的文庙香火重盛，忠孝仁义也再次化为人们的强固价值，其实，这正是文官体系所要维系的。
文官的地位再一次达到了一个令人眩晕的地步，文官也再次成为军队的统帅。据宋人笔记载，当韩琦为定州节度使时，名将狄青为总管，偶尔与韩琦有了点小过节，狄青一部下稍有过失，被韩抓住，就非要杀不可。狄青亲自为之求情，韩不仅不答应，竟然当着狄青的面将之杀掉了，狄无可奈何。狄青常与人说，韩琦“功业功职，与我一般，我但少一进士及第耳”（陈登原：《国史旧闻》中华书局1962年，第二分册，268页）。平级官员，“但少一进士及第耳”就这样不给面子，文官的威风可谓大矣。
金元政权，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政权，他们虽然也有了几分汉化，但却没有恢复汉族的文官传统，大体上采用的是部落式的军事化管理。跟以往一样，这种治理形式，往往都不稳定，所以国祚不永。接下来的明清王朝，将重文轻武的政治习惯推向了极致。不仅中央的军事行政机关由文官包办，而且地方最高的军事长官，实际上是由文官出身的督抚。不仅同级别的官员武官不能与文官相提并论，就是七品的知县也比四五品的武员如参将、游击牛气得多。满清原本也是尚武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但不知怎么对汉文化这一套的劲头比汉人还大。就是在八旗子弟中，有功名（文）的也要神气得多，进士（文）出身的满员，往往要受到皇帝的特别垂青。从某种意义上讲，科举制的充分实行是重文轻武政治风习的催化剂，武举虽然有，但远不及文举那么有声势，以至于一谈到科举，人们（包括皇帝）眼里就只有文举。凡是正途出身（进士、大挑和举贡）的官员，都特别地神气，根本没人把武官放在眼里。康熙年间，进士出身的徐勃在做广东顺德知县时，顺德镇总兵放高利贷，徐竟然将总兵票据当众撕毁，而总兵却无可奈何。总兵衙门的帅字旗杆，每年按惯例要当地老百姓交纳三百金“修缮费”，也让徐知县给革掉了，总兵前来力争，他就是不理。双方闹翻了，总兵这边还没等怎么样呢，徐知县居然主动出击，顺德的县学离总兵府不远，徐下令每夜在学校的楼上撞钟，说是“以振文运”，总兵不胜其扰，竟然毫无办法，只好搬家了事。（罗天尺：《五山志林·徐侯政绩》）清制，总兵为正二品大员，而知县仅仅是个七品芝麻官，双方相差十级，两者相斗，居然是二品的大员大受其气。后者所依仗的，无非就是自家进士的头衔和在当地只有他才有资格讲的“文运”。
有这样一个故事也许最能说明重文轻武风习对社会的影响。那是在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晚清著名的学者樊增祥的父亲当时官拜总兵，归湖南巡抚骆秉章节制。当时骆秉章面对强敌，束手无策，全凭幕僚左宗棠做主，左师爷大事小事，说一不二。一次，樊增祥的父亲前去请示军机，大约是由于当天诸事不顺的缘故吧，左师爷正赶上气特不顺，樊的父亲见面没有请安，左宗棠遂喝道：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你为何不然？樊的父亲回答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礼。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品官也。左宗棠闻言大怒，竟然破口大骂：王八蛋，滚出去！随后又逼着骆秉章上本参奏，硬是将樊增祥父亲的乌纱给摘了。当时，左宗棠仅为一个没有官衔的举人。
樊增祥的父亲就这样窝囊地丢了官，自然窝了一肚皮的火，想想自己身为二品武员，竟然要受一个举人的气，一咬牙，变卖了所有家产，花高价请老师教自己的两个儿子。盖了一座小楼，将两个儿子放进去读书，并给两个儿子穿上女人的衣服，考上秀才脱外衣，考上举人才能全部去掉女装，换上男服。好在，他这两个儿子还真争气，先后都中了进士，还点了翰林。（刘成禺：《世载堂杂忆·二十》）当然，这个时候，左宗棠的官已经越做越大，成为朝廷的一方重镇，樊家再也没有可能羞辱左宗棠，一报当年之仇了。
在战争来到的时候，用人之际，武人还这样受气，想想真是有点不解，但是一旦重文轻武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武人也只好忍了。但是，军队毕竟是维持国家的主要支柱，尤其在战乱时期更是不可或缺。既要用之又要贬之，这本身就是矛盾的。诚然，这种政策对于军人专权和割据是有抑制作用的，但也的确对军队效能有较大的损害。
武官的地位都如此低下，士兵就不消说了。明清两朝实行的基本上是世兵制，当兵的世代为兵。不仅士大夫轻贱武人，连老百姓也看不起当兵的，所谓“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当兵的实际上成了一种准贱民，当然谈不上有什么荣誉感。当西方人敲开中国大门以后，给中国人最大的刺激之一，就是西方那种受社会尊敬、富有荣誉感的军人和报酬颇丰、效率颇高的军事制度。中国人学习西方，除了重商之外，就是大力引进“尚武精神”，学习西方的军事制度。只是，留学生派出去了，新军也练了，“军国民主义”也提倡了，但是，西方军事制度和军人传统的引进，结出的却是军阀的恶果。20世纪的中国再一次重现了五代十国时期武夫割据的旧戏，只是他们手中的道具，变成了新式的西方兵器。
61。宋朝的老爷兵
很少有像宋朝那样的王朝，一开国，就伴随着没完没了的边患，害得宋人的诗歌总是哀哀戚戚的。在两次不成功的“收复失地”的战争之后，就总是撅着屁股挨打。先是挨契丹的打，然后挨党项人的打，最后女真人来了，居然把皇帝和太上皇抓走了不说，还占了宋朝的半壁江山，逼着“大宋”皇帝管自家叫叔叔。
其实，宋朝尽管版图不大，但兵却不少，最多的时候达到一百多万，而对手不过十几万（金、辽）或几万（西夏）。几乎每次对外战争，宋朝的兵力总是占优，可是偏偏打一仗败一仗。关于抗辽战事，宋神宗曾问臣下，我朝与契丹一共打了多少仗，胜负如何？臣子对曰：“宋与契丹，大小八十一战，惟张齐贤太原之战，才一胜耳。”（《统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八）对小小的西夏，凡大小二百余仗，宋朝一方只胜了两小仗。虽然在冷兵器时代，汉人的膂力也许要比游牧民族的汉子小了点，但是总不至于是豆腐渣，十个打不过人家一个。其实宋朝招募士兵非常重视体力和块头，用一根标准的木杖来量，不够高的不要，但是为什么就那么不中用呢？其实，问题出在兵制上。
宋朝矫五代之弊，在遏制骄兵悍将的产生方面花了太多的力气，煞费苦心制定的兵制，将帅们像牛掉在井里，纵有浑身解数也使不出来。宋朝的兵制是这样的，把军队分成中央军和地方军两部分。中央军不仅精锐而且数量有压倒优势，而地方军则老弱病残，编制不全。也可以说，中央军唯恐其不强，地方军生怕其不弱。军队的调配与管理是一种独特的枢密院——三衙的体系，将唐朝后期就设立的枢密院由中央决策机构变成了最高军事机关，主管军政和军令，而中央军平时的训练和管理，由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负责（对地方军的训练也有部分的责任）。也就是说，平时管着军队的人对军队什么事都说了不算，而说了算的人又见不到军人的面。每逢战事，由皇帝通过枢密院下令临时调遣将帅统兵出战。枢密院、三衙和临时统兵的将帅三者都直接对皇帝负责，互相之间没有统属关系，用南北宋之交的名臣李纲的话来说，就是“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宋史》卷一六二，《职官二》）。这样一“分守”下来，兵见不到将，将见不到兵，统兵打仗的时候虽然兵将暂时能碰面，但是仗打完了，又是兵将两分离，而且统兵的将绝对不可能是平时管兵的人。从宋太宗赵匡义起，三衙之将只选庸才，为的就是让他们纵然有心拥兵自重也没那两下子。
兵将不见面，兵无从骄，将无从悍，纵有贼心贼胆，想要培植起自己的势力来，好比登天。但是凡事有一利往往就有一弊。孙子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打仗知彼说说容易，做起来难，一般来讲，知彼大多是相对而言的，不大可能完全地“知”，除非对方统帅是你的奸细。所以作为将帅，起码应该了解自己的兵将，知道自己手下的人有几斤几两，何长何短，才可以因人施用，排兵点将。如果“彼”已经不知或者似知非知了，又加上本应知而竟然不知的“己”，其结果只印证了孙子后面的话：“不知己，不知彼，每战必殆。”宋朝对外战争的结果也的确就是这么回事。在冷兵器时代，打的都是肉搏战，双方兵刃相交，生死呼吸之间，战斗力的维持，往往就在于战斗团体的凝聚力，在这里，兵将相知和相亲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当将领往上冲的时候，士兵要能跟上，而且乐于跟上才行，而宋朝的兵制恰恰没有提供这种团体战斗力的可能。
好像还是担心自家的军队在战场上表现得不够窝囊，宋朝皇帝在给军队加了许多无形的负担之后，又拴上了绊马索。每次临战，都由皇帝发给类似《三国演义》上诸葛亮给赵云的那种“锦囊妙计”，即“阵图”，事先告诉你，什么时候开哪一个，按图行事。可惜，宋朝皇帝看来没有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凡是按着阵图打仗的，没有不败的，哪怕一次例外也没有。“拗相公”王安石挖苦宋太宗赵匡义，说他曾给边将“诏付两卷文字”，说是兵机尽在其中，敌人来了，如果这样，就开这卷，如那样，就开那卷。结果如何？不问可知。王安石甚至说，人如果还有点才略，绝不会乐意在太宗手下为将，因为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失败。（《统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八）不过，失败归失败，皇帝从朝堂之上御将指挥的决心却坚决不肯动摇半分。为了使前线将帅能够更乐意遵从阵图的意旨，皇帝还特意规定，凡是按照阵图打的，败了无罪，如果不按阵图，那么即使胜了，也有罪过，如果万一败了，那么就要杀头掉脑袋。这样一来，可苦了那些拖枪上阵的士兵们，边境的黄沙年复一年地掩埋着他们无谓牺牲的尸骨，既保不了家园的安宁，也无法减轻因年年纳贡而增加的百姓负担。
宋朝中央军叫禁军，地方军叫厢军。庞大的中央军如此不中用，弱小的地方军就更不济事，州县虽然也号称有兵，不是老弱病残，就是由村夫临时顶岗，弓甲不完，器械坏朽，别说抵御外侮，就是本地的稍微大一点的毛贼，也对付不了。某知州曾感慨说：“本州禁卒，不满千人，皆侏儒不及寻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大概是武二郎去了中央做禁军，武大郎留在地方当厢军。《水浒传》虽然是明人的作品，但说的确实像宋代的社会实情，像宋江等梁山好汉那样，走州过府，想打哪儿就打哪儿，路过的州县连个屁都不敢放的情景，其实就是宋朝地方真实发生过的事情。王伦起义，规模并不大，但所过州县纷纷弃守，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婴其锋者”（《宋史》卷三五一《侯蒙传》）。更有甚者，宋仁宗庆历三年（1044）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伙“贼盗”来到高邮，知州竟然“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营，且厚馈之”。结果贼盗一高兴，没有在高邮动武，离开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五）。这种事情，无论发生在哪个朝代，都是绝对的新鲜而又荒唐，给点金帛牛酒就能打发的贼盗，也就是些胸无大志的毛贼，如果不是手里实在没有兵可守城（在冷兵器时代，守城毕竟是比较容易的，小毛贼又不大可能有大型的攻城器械），知州断不会出此下策，因为朝廷知道了要怪罪的。
兵者，凶器也，可是统治者却一天也离不开此物。手攥得不紧，兵之“刃”容易伤了自己，攥紧了又容易将之变成废物和摆设。大概只有在不紧不松之间走钢丝，才能得兵之利而远兵之害。宋朝的兵制从根本上来说是失败的，因为它虽然非常有效地遏制了兵之害，但却使宋朝的兵成了历史上最无用的兵。兵的存在价值，就是在于它的用，没有用的兵，其实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好在宋代的经济比较发达，兵的无用可以使“金帛牛酒”来弥补，从中央到地方，弥漫着花钱买太平的绥靖主义空气。而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无论是契丹、党项还是后来的女真人，都迟迟下不了入主中原的决心，而更乐意贪图美女玉帛的源源而来，不管是掠来的还是人家送上门的，北宋就是这样苟延残喘下来了。
对于每一个朝代而言，相邻的上一个朝代的“教训”总是最让人难忘的，如果不是五代时期骄兵悍将的强烈刺激，宋朝的兵制断然不可能变成这个样子。令人感到有些滑稽的是，这样一个把兵弄得窝窝囊囊的兵制，竟然出自宋太祖宋太宗这样两个赳赳武夫之手，也许，只有真正的武人才知道怎么样整武人。
62。思古幽情与历史情境
历史是个菜园子，篱笆虽然有，可基本上形同虚设，任谁都可以进来动锄撒种。这一方面是因为守在园子里的所谓专业人士自家素质其实并不太高，抱残守缺，拿腔作调，老是端着写些谁也不要看的文章，还自鸣得意。另一方面历史的学科门槛也的确比较低，至少对所谓的专业训练要求并不那么严格，外行只要读几年书，扒开篱笆也就进来了。不过，进来可是进来，能不能种出像样的东西来，可就两说了。近来，外行论史，像模像样的固然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