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的警号-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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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和生恳切地说：“安全第一，你不必考虑这么多了。”
中西功又摇摇头：“不，现在，在我们上海情报科，没有人具备我这样的优越地位和条件。没有人能替代我取得这么多的绝密情报。我能占据这么个地位，是经过了不少努力和曲折的，太不容易了。”
“有人在，我们可以建立新据点。”
中西功默默地摇摇头，半晌，叹口气：“我说过了、谈何容易，我们要想个万全之策。”
程和生忽然觉得中西功今天不像以前那样明智果断了，变得左顾右盼，犹豫不决，以前他可不这样。以前中西功说话，总是稳健中透出明快。刚才，看完电报时，他还曾想，中西功叫他来，是要他帮助下决心的，现在却要他想个什么万全之策出来，眼下还有什么万全之策？他耐不住，正色道：
“我的万全之策就是你赶快走，立即走，马上走。”
“没有别的办法了？”中西功恳切地看着他。
“难道你下决心在这里等待被抓？”
“当然不是，我是想，最好，我们既坚持着这个据点进行工作，又要不出现受损失的局面。”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程和生的口气像是个教师。可是中西功像没听见，继续说：“我们多想想。”
程和生觉得这样地和他想下去，是白耽误时间。他看出来要说服中西功立即“向西去”，是很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推他走，唯一的办法，就是采用组织手段了。于是便用无奈的语调说：“这样吧，我去问问老吴，看他有什么办法。”
中西功张眼看了看他，也似无奈地点点头：
“也好。”
“把电报给我拿去。”
“不要不要，这种东西，不要随便带在身上。”中西功一边擦火柴把电报点燃，看着它在抖动的火苗里渐变成蜷曲的黑灰，一边说：“先告诉老吴，通知大家提高警惕。我想敌人在没发现我们之前，我们是没有道理撤退的。而且，我想即使他们发现了我们，在他们没有摸清楚我们的全部情况之前，一般来说，也不会对我们采取什么行动，他们是希望把我们一网打尽的。何况他们对我们上海的情报组织，到现在为止，可说是一无所知。”
“你说的道理是对，可是现在已经有人给你发警报了。还是问问老吴吧。”程和生脸色沉重，一本正经地说。
第二章中共上海情报科
老吴名叫吴纪光。是中共上海情报科的具体负责人。大家这样称呼他，不是因为他年纪有多么大。而是因为他现处的地位和作用。地下情报工作的环境，使同志间有一种特别的感情。这种感情充溢于心头，而绝少有机会公开表露，除非在绝对安全的场合。一般大家都不指名道姓地互相称呼，更不能以亲热的语言调侃，或抚肩靠背地交流亲近。日久天长，大家都习惯了这种工作形式。于是，提到吴纪光，也都只称“老吴”。同志之间谈到老吴时只要岔开五指一晃，对方便心明了，这是因为“五”与“吴”谐音之故，恰如老百姓岔开拇指食指暗示八路军一样。
吴纪光中等身材。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16 岁初中毕业便参加革命。开始，他在华北做地下工作，聪明胆大，干得有声有色。领导决定培养他，调去搞根据地边缘区开辟工作，他干得更加出色。新区本来没有扩军任务，他却一下子拉出三十多人，亲自领着，参加了正规部队。他对工作有一种热情，喜欢寻求新的刺激；又有开拓新局面的魄力，没有明显的成效便不安心。
他来到上海前，情报科的负责人是金鹏。老金手下有几位同志，直接联系着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西里龙夫等。这些日本同志，都是江苏省委委员，王学文在二三十年代接合期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1937 年，王学文被调往延安从事对高级干部的理论教育工作。此前，抗战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原在上海的中央特科，因客观情况变化发展成为情报科，其主要任务是对日进行战略情报的侦察工作。金鹏主持上海情报科时期，对日本和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获取过许多重要的战略性情报，在组织和人员方面也逐渐有了发展和扩充。老金作为领导人，很受下属同志们的敬仰。现在，新从延安来的领导人，同志们都说他是位神通广大的实干家。接手了情报科的领导工作以后，不显山，不露水，作风很稳健，没有完不成的任务。吴纪光心里暗暗高兴：自己碰上又一位高明领导了。但是，这位新领导到了上海以后，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才被接见。这和他希望的有点不同。
“你觉得怎么样？”新领导人问他。
吴纪光明白，这是询问他对在情报科工作的意见呢。
“有信心。”他明朗地笑答。
新领导人不经意似地瞟了他一眼。
“工作要大胆，可不能蛮干。”
“知道。”吴纪光轻声答，满脸笑。
“日本现在的各种活动，都围绕着一个目的：逼、拉、招降蒋介石。蒋介石在上海的军统有几百人，根据‘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纲领，我们得和他们讲统一战线。我们的目的是阻止蒋介石动摇、投降，逼他抗日。”新领导人很随便地这样说，但言简意赅，很有分量。同时毫不掩饰地用审视的眼光快速地打量了吴纪光一下。
只这简单的几句话和眼神动作，吴纪光便对这位新领导人有了个鲜明的感受。首先，这是位高层领导，对上海敌情熟悉。其次，看来上海情报科在他眼里不过是个小战斗单位，由他管管而已。
“和蒋介石搞统一战线，就得和军统蓝衣社打交道。”新领导人又轻描淡写似地接着说：“统一战线，不是和他们搞混合编组。而是我们去统他们，还得随时提防他们咬我们。”说罢他又用眼角余光瞟了吴纪光一下。
这第二瞟，又给吴纪光一个强烈的感觉，这是在告诫他，工作中麻痹不得。他明白地看到在这位新领导人的眼光里，藏有一丝对他信任程度未敢完全确定下来的警惕。关于这一点，他的自尊心被刺痛了。因为从未见过有哪位领导人用这种眼光看过他。他内心不由一颤。他知道，到上海来作这个工作，必须绝对服从领导。这可以说是这位新领导人给他的第一个要求。
“好吧。”新领导人见他不声响，便向他伸出手，吴纪光也忙伸出手去。两人的手紧握了一下。新领导人又郑重他说：“记住，这个环境很复杂。”说完，皱了皱眉头，仿佛烦恼自己说了多余的罗嗦话。这表情使吴纪光得到点安慰，因为它说明新领导人对他并不完全不信任，而且对他的水平还是有所了解的。
握别之后，吴纪光按指示规定的那样，自动到咖啡馆的柜台前付了账款。待新领导人走出门后，他才急急出门去，像个店伙计追随老板。出门后才径自走自己的路。
他一边走，一边心里把这次见面从头至尾回忆了一遍，把“老板”给他的第一印象、感觉、信息和自己今后应该怎样在这里展开工作，方方面面仔细地进行了琢磨。
结论是：这位领导人一方面胸襟阔大、视角高远，另方面又很精细。虽然眼光神色都很随和，但却明显地隐藏着极为严厉的某种要求。
这种要求是什么呢？
想不出。
如果只从外形表面判断，可以说这位新领导人平常至极，没有任何特点。个子不甚高，脸稍微有点胖，有几粒不大被人注意的浅麻子。但是他的神气却可以作多种揣度，你可以认为他是个小买卖字号的掌柜的，也可以认为他是个大买卖跑街的，甚至可以认为他是个吃白相的。同时，你也可以认为他是某个股票市场的阔佬，某个行帮的大辈，某个财团的代理人，甚至某个政治集团的决策人。总之，他给吴纪光的总感觉是：此公可展视的幅度很大，绝不是等闲之辈的一般领导，作风也许很泼辣、雷厉风行。他就喜欢这种领导人，在这种人领导下工作，必须尽可能迅速、准确地领会其指示意图。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他自信自己不至于出现什么令人不满的愚蠢行动。
时过不几天，吴纪光便把这位新领导人的大致底细搞清楚了。正如他所分析的那样，这位新领导人来自延安最高机关，他的活动。范围很大。不仅要领导上海情报科和地下党组织、外围团体和个人，还要领导在香港的有关组织。并且，在那里他还要和许多抗日、反蒋人士联络。他还要不定期地到延安去。至于旅途上的安危，在他纯属细未微事。他可以坐豪华的一等船舱，坐飞机，坐火车软卧，在上海可以坐某些名人的私人小汽车。他来无影去无踪，不知什么时候便会突然出现和离去。什么场面他都能应付，因为凡他出现的所有场面，都有人为他暗中预先作了安排和安全部署。
他在上海的活动，连自称是汪伪特务总管和汪蒋密线之一的周佛海也一无所知。
潜伏在上海的“蓝衣社”们，只能凭感觉知道共产党的存在，却连影子也看不见，更看不到他。
无疑，这是一位身负重任，十分隐蔽的“大亨”人物，所以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实姓。大家背后只是用赞美的口吻呢称他为“小开”，作为代号。
这些都是吴纪光从周围同志和情报科当时的负责人金鹏同志的接触中听来的。金鹏的夫人也是情报科的成员，她以一位名人的秘书为掩护进行工作。他们夫妇二人，一方面掩护的身份适当，同时由于长期的地下工作磨炼，经验丰富，工作作风稳健，所以虽然作了大量重要情报工作，却不为一般同志所详知。
金鹏在向吴纪光谈到“小开”时，像个严肃的孔门贤人。他不像其他同志那样对“小开”褒词溢美，而只是冷静地予以介绍。
又过了将近一个月。吴纪光凭他善于开辟新局面的特长，观察到上海情报科内部同志间的气氛不甚和谐。好像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工作焦的、紧张。虽然没出现公开的意见抵悟，却都有一种不快和不安的情绪流露。
在第二次会见“小开”时，他作为一种观感反映出来，问“小开”：“这是怎么回事？”“我已经对你说过，这个环境很复杂。”“小开”思索了一阵，向他点了一下头：“看来介绍人对你的评价不错，你很敏锐，你暂时不要过问这些事。”极平静的廖廖数语，使吴纪光心下暗吃一惊。原来“这个环境复杂”，不仅指与敌伪顽的斗争，也包括自己内部，这是他未曾想过的。从此，他恪守“小开”的嘱咐，不过问同志间的事。又过了半个月，金鹏约他见面，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有几条线你还不知道，我都交给你。”“交给我？”“这是领导决定的，这摊子交给你了。”“你呢？”“上延安。”“有新岗位？”“去学习。”“是去学理论？”“不知道。”吴纪光接受了金鹏的交代，心下却莫名其妙。暗想：怎么不交代给老同志中的随便哪一位而交代给我呢？我到这里的时间比任何人都短。细看金鹏的神态，一如既往的冷静严肃，不苟言笑。不待金鹏交代完毕，他已经明白，交他接工作，是组织决定的，而且意识到这决定与“小开”有直接关系。他要求会见“小开”。联络人告诉他，“小开”三天前已经离开上海了。在回住地的路上，那熙攘的人群没有影响他的思路。他心里喃喃自语：
“要在这个复杂的环境里整顿出个新局面来，也是一种开拓。”怎么整顿呢？这里既不是根据地，也不是军事前方。这里是特殊环境中的特殊工作。按性格说，他喜欢搞军事。明枪明刀，痛快。而此时此地却全是隐蔽。
不能开大会喊口号，不能敲锣打鼓戴红花庆功。他来以前，曾想，搞情报就是对敌人情况的侦察。但是这个上海情报科却蛮不是那么回事，原来这里是搞敌人战略情报的，不是了解点敌人的皮毛外表就算侦察了。这里的任务是
获取敌军的战略计划，探知敌方首脑机关的战略决策，像牵牛先抓逼绳那样，先去抓敌人决策集团的核心绝密。只要掌握了敌人的战略计划，我们也就取得了对敌斗争的主动地位。
这个上海情报科，多年来，在革命斗争中，多次作出重大贡献，不参与其事的人是绝不知道的。他吴纪光在到此之前就未曾听说过有这样一个对敌斗争单位。
“干吧，只要坚决执行指示，认真领会‘小开’的意图，就能为革命作出贡献。”他鼓励自己。
整个情报科人数不多，走群众路线不难，个别谈话比开大会更容易深入工作，成效面对面地就呈现出来了。
他展开了活动，依次和科里每个成员谈话。
第一个是在“满铁”办事处调查室的日本同志中西功。
中西功给他的印象不甚好。这个中西功，对吴纪光的热情和诚恳，几乎没有作出必要的反映，只是默默地听吴纪光谈。吴纪光和他谈了半天团结和纪律在秘密工作中的重要性，他都没表情。轮到他谈时，竟出吴纪光意外地谈了一通对时局形势的认识，特别强调他对德日两国潜在矛盾的分析。依他看来，希特勒希望日本北进攻击苏联，不过是给他起壮声势的策应作用，是对日本的一种利用而已。而日本怎愿被利用呢？并且陆海两军的矛盾，恰恰集中表现在这个“南进”还是“北进”的问题上，大本营举棋不定，这就造成希特勒对日本的不满。在这点上，他们实际上已经貌合神离。然后又谈了一通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来国力消耗的情况，特别强调战略物资储备量几年来没有增长，难以靠临时掠夺支应日渐铺开的战线供应。在政治方面，对蒋介石的诱降活动，收效甚微。目前只得把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梁鸿志等等，尽力往一起撮合，企图组成个对蒋施加压力的工具，等等。他说得不紧不慢，像是只和吴纪光交流敌情。在整个谈话中，他显然忽略了一点：战争胜负决定在人，而不在物。若依他所重视的这些内容推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好像是双方物资的比较。由于是第一次见面，吴纪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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