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 2006年第03期-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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髂芰故潜冉铣錾摹Ｖ泄骷墩挠Χ栽帜逊⑸哪芰υ嚼丛娇欤裾獯危卣鸱⑸�20小时后就为救援组织提供了详细的灾情报告。”
据权威资料显示，在人口密集区发生这种级别的地震，震源又这样浅，九扛的人员伤亡在世界上应该是最少的，社会秩序也是恢复最快的，这一点值得九江人自豪。重要的是，地震不仅没能击垮九江人的意志，相反在这种时刻，激发出他们身上一些固有的品质，并对社会发展起到极好的推动作用。
在地震过去一个月时间，笔者来到九江市采访，还专程到了受灾地区瑞昌市和九江县。除了街边一些帐篷和路边尚未拆除的房屋之外，丝毫看不出这是一个不久前刚刚遭受过地震灾害侵袭的地方。道路整洁干净、社会秩序良好，尤其是人们的精神状态很好，作为一个国家优秀旅游城市，九江人是出了名的热情好客，现在仍是一如既往地展示着它的活力与健康。
是什么使一个地区迅速从灾难中站起？有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支持，有各部委、各兄弟省市的帮助，有全国人民的支援，这些当然极其重要。然而根本的还是要靠自己，靠当地党委政府的具体决策，靠九江人民自己。
2006年1月3日，在地震过去一个多月以后，九江又出了一件令世人瞩目的大事，这件事完全证明九江人没有被灾难吓倒，九江人民还是好样的。
1月3日下午3点30分左右，九江市浔阳副食品采购供应站的面包车带着26万元货款驶至庐山南路湖滨十字路口时，与迎面而来的一辆出租车发生碰撞。撞车发出的巨响，惊动了正在附近逛街的近千名九江市民，他们不约而同地赶到事发地。只见一辆中型面包车侧翻在地，车上两人被摔出车外，司机被卡在变形的车头内动弹不得，奄奄一息。一个装满钞票的黑色塑料袋摔出后破裂，百元大钞撒满了大街。
万元一扎的百元大钞近在咫尺，是一哄而抢，还是帮助维持秩序？在场的近千名围观群众都自觉选择了后者。他们中有的自觉担负警戒任务，在距面包车一米外的地方拉起警戒线；有的焦急地打电话报警，请求“110”、“120”紧急救援。在“110”民警赶到事故发生地的短短5分钟时间内，在场的近千名群众没有一人起哄，更没有一人跨过警戒线。
庐山南路派出所的民警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并指定几名民警专门负责捡拾满地的钞票。之后，交警和消防警也赶到现场，动用切割机切开车身，将卡在车内的伤员救出并送往医院。
当现金如数交到闻讯赶来的公司负责人手里时，她显得非常激动，因为她根本没有想到在这种情况下钞票还能一张不少。
此事经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等媒体报道以后，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其影响甚至不亚于一次地震，只是这次给人们带来的是心灵震撼和净化。
有人或许以为，大灾之后我们只能看到混乱与麻木，然而九江人民却用实际行动证明这个判断错了，我们看到大灾之后的九江人，收获的是秩序，是自律意识，是公德心，是奋发图强、奋起直追的信心。 2006年元旦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江西省九江市地震灾区，检查灾后重建工作，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看望和慰问干部群众。温总理没有按有关部门安排的路线行进，而是即兴选择路线，走进老百姓中间了解情况。温总理视察后得出结论：“非常满意！”
温总理来视察的那天，处处受到民众的欢迎。车队在瑞昌街道上行进的时候，温总理临时决定下车步行，他从车中走下来，似乎要感觉一下这条刚刚经历过地震灾害的街道是不是真的已经安然无恙。这时，街道两边所有的窗户都敞开了，市民们兴高采烈地探出窗口向总理挥手致意，许多人还情不自禁地高声喊叫着：“总理好！”温总理兴致勃勃地步行了700米路，不断地向两边的民众点着头，最后360度转身向大家招手致意。
听取赵书记汇报时，温总理对九江的救灾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赵书记说：“总理所看到的是比较好的一面，还有一些地方群众还是有看法的。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好，还需要不断地调整完善。”
赵智勇书记是谦虚的，在和地震的较量中，九江已经做得够好，够出色了。他们是自然灾害面前的胜利者。
责任编辑 赵兰振
一条哈达的流年
小 泽
既然爱无处不在，为什么还要在它看上去显然存在的地方寻找它呢？
李航就是一个踯躅荒漠的寻爱者，一个在远离亲人的地方寻找到爱而且妥善收藏的平凡男人。1979年离家到现在，他在西藏一住就是二十多年。为了搞好藏区的科技推广，为了帮助当地藏胞脱贫致富，二十多年来，他的青春和智慧，他寂寞中不被消磨的幸福，都在这里埋藏并获得滋养。
寂寞是感情的培养基，笼中的藏獒将积蓄更烈的野性。五十岁，本是该知天命的年龄，可李航仍是一只靠幻想飞翔的展翅鸟，一个我行我素的神游者。外人看到的温和，恰是他私藏的倔强；外人看到的拘谨，恰是他内燃的热烈。对于爱，他有着本能的悟性，孤旅漫长，他从未减弱与自己生命中两个女人的情感牵系。
1
初见李航，是在中国科技会堂光线柔和的咖啡厅里：沙发舒适，地毯松软，厅堂里弥漫着咖啡的苦香。若在街上，李航属于那类容易消失在人群里的人，但是只要与他谈上几句就会感到：这是一个深藏了故事的人。
作为西藏山南地区乃东县科技局局长、科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李航此次赴京是来参加中国科协的会议。从西藏到北京，山重水复的距离在他身上折射出某种时空的错位：质朴的憨笑带着绅士的谦恭，在流光溢彩的环境里，他的面孔就像一个村在摩登背景上的部落图腾。李航是个敦实健壮的陕西汉子，脸膛黝黑，头发稀疏，额头宽展，目光炯然有神，说话时总带着笑意。尽管他的头发梳理得齐整，西服熨帖，谈吐温文尔雅，仍掩饰不住那从肌骨里散发出的甚至带点土气的高原淳朴。
李航一再谦逊地强调：“在学问上我一无所成，实在没什么可以炫耀。我算不上科学家，只是一名普通的科技工作者，我们在藏区推广的技术，没有一样称得上‘高科技’，甚至连城市意义的‘科普’都算不上……”但正是这位自称“无所作为”的人，为世界屋脊传去了科技的连绵福音。
也许在李航的故事里，最令人感动的不仅是援藏业绩，更是一个凡夫俗子身世的坎坷和呈现在一位普通科技人员身上的执著精神和丰富情感。
1956年冬，李航出生在陕西白水县大杨乡的一个贫寒人家。李航四岁被人领养，不仅至今不知亲生父母的名字，甚至连自己的生日也不知道。现在李航在履历表上填写的生日——12月19日，实际是他被父母送人的日子。
李航的生父是个白皙清瘦的江浙书生，年轻时背井离乡外出谋生，结果做了陕西人“倒插门女婿”。他默默教了一辈子书，性情敦厚，为人拘谨，家里家外全靠妻子支撑。
李航的生母是陕西人，由于家境贫苦，很早投身革命，是1948年入党的农会干部。女人有着刚硬的西北人秉性，做事风风火火，信仰虔诚执著，解放后先是担任公社领导，后来被调到西安市政协，工作勤勉，极少顾家。她总共怀过十胎，活下来的只有六个。
1960年中国正困于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就在这年，李航的父母又生下了一子，本来就很拮据的日子变得雪上加霜，两口子要靠每月六十元的收入养活八口之家。为给孩子求一个活路，生母忍痛将排行老八的李航和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分别送到别人家抚养，并且承诺人家“永不领回”。被父母遗弃的李航，注定要比同龄人经历更多的坎坷，并且养成了既倔强又脆弱、既自尊又自怜的复杂性格。
领养李航的是家住白水县城关镇的一个中年寡妇，名叫杨紫贤。妇人已经五十岁，说是孩子的“远房姑妈”，其实没有任何血缘。后来，就是这位并无血缘的陌生寡妇，不仅将李航拉扯成人，而且给了他世上最博大的母爱。
回想起当年被抱走的场景，年近花甲的男人沉吟了片刻，然后只说了三个字：“一片白。”被领走那天是腊月初八，天寒地冻，白雪皑皑。房上地上墙上树上，到处是冰是雪是雾是霜……一片白！这就是李航四岁时仅存的孩提记亿，一种凄冷刺骨的悲凉记忆，凝固成苍白永恒的痛苦记忆。或许为了回避痛苦，李航被养母领走时，他的父母都没在家，而是委托一位表亲代为“交接”。父母虽穷，但还是给即将离别的儿子穿了身新衣。
那天，杨紫贤先借了辆“解放牌”大卡车将孩子拉到了白水县城，然后又雇了一架马车，将他驮回了城关镇，驮进一个冰封雪覆、死气沉沉的深宅大院。
杨紫贤生于1911年，是浙江富户的大家闺秀。在兵荒马乱的战乱岁月，她爱上一位风流倜傥的国民党军官，并跟着他搬到了西安。夫妻俩过了十年的恩爱日子，并且生有一双儿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任国民党正规军营长的男人别妻离子，浴血救国，在著名的“中条山战役”中不幸阵亡。
飞雪埋尸，寒风报丧，杨紫贤哭得昏天黑地，也唤不回爱人的一块尸骨。她悲痛欲绝，神志错乱，带着一双幼小的儿女出了古城……结果，状态恍惚中的杨紫贤在途中弄丢了孩子。雪上加霜的打击让杨紫贤一蹶不振，她难以抵抗内心的悲痛，染上了大烟瘾消愁度日，把所有家当都换成了烟土。
就在这时，她遇到了第二个男人。说是“遇到”，实际是“骗婚”：白水县有个有钱有势的保安团团长，看上了这个西安城有名的漂亮寡妇，于是乘人之危，在她生活窘困的关口派了个替身代自己相亲，并且送去彩礼。见过前来相亲的英俊后生，杨紫贤答应了。可等上了花轿、拜了天地、揭开盖头之后，她才发现新郎使了调包计，真正娶她的，是一个相貌丑陋、粗野专横的老男人。但是，新娘怎么哭闹都已经晚了，硬被家丁架入了洞房。
杨紫贤是个烈性女人，不愿接受这桩伎俩下的婚姻。于是，她伺机偷了一套保安团兵服，将一双小脚藏进马靴，女扮男装地星夜出逃。杨紫贤在南方流浪了几个月，最后在上海被丈夫抓回。不幸中的万幸，比她大十五岁的丈夫确实喜欢她，为了表明诚意，他将包括兄弟在内的家族财产，全部交给了女人掌管。男人是县里有名的豪绅大户，不仅有一套气派的私宅和五百亩土地，还开了几家大染坊，雇佣的长工就有二十个。尽管杨紫贤并不爱丈夫，但她最终认命了：逃出那么远都能被他找回来，看来这次婚姻也是命中注定。她心灰意冷地留了下来，当上了家族的“大掌柜”。然而女人命苦，十九年过去后，第二个丈夫在1950年“镇反”中被拉出去枪毙，只给她留下一个闹鬼的宅院和孤寡的日子。
根据李航描述，杨紫贤是位既有容貌、又有韵味的南方妇人：身高一米六五，体重从来不过百斤，是位高额头高颧骨、嘴大耳大眼睛大的美人。她皮肤细润，头发总是梳得油光水亮，盘在脑后，习惯穿青色或浅灰的绸缎上衣，黑色的裤脚利索地绑紧，棉袜总是干净雪白，蓝面的缎子鞋上绣着艳丽的海棠花。冬天，杨紫贤喜欢穿平绒夹袄，即使穿棉鞋，里面也穿着绣花鞋。妇人一生都大方得体，傲慢自信，就是活到九十岁，都腰直背挺，思维敏捷。
“养母的手很巧，我们娘儿俩的衣服几乎都是她亲手缝制。小时候，养母疼我疼得不知道拿我怎么办好，恨不得把箱子里所有的漂亮布片都裹在我身上。”李航动情地回忆说，“我的衣服破了，养母先补上一小块白布，然后再在白布上绣红花。为了这个，当时我常跟养母闹，觉得她把我当女孩子养。刚迈出院门，就立即把养母刚绣好的花撕掉……现在回想起来，那一针针一线线，她把对儿子的爱全都缝了进去。”
杨紫贤是位既有教养、又有棱角的泼辣女人，有一副耿直的秉性和洪亮的嗓门。她的心善而不弱，细而不柔，浓情暗敛，内柔外刚。对儿子爱归爱，但决不娇宠，失望的时候破口大骂，生气的时候用放牛鞭抽。
童年的李航内向敏感，倔强好强。由于自己的身世和养母的“地主”身份，常遭学校和街坊的孩子欺负，渐渐养成了自尊自怜、孤僻任性的复杂性格。但是孩子毕竟是孩子，需要童话的颜色和欢娱的节奏，空宅大院里的训教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孩提时代的李航，总是憧憬墙外的天空，他常趁人不备，偷偷逃出，每次被养母找回，都免不了遭到一顿狠揍。李航记忆最深的一次，是他抹着眼泪冲出家门，钻进场院的麦秸垛里，心惊肉跳地数着星星躲了一夜。
杨家的宅子虽大，但早已败落，家里的财产所剩无几，铜盆铁锅也都在“大跃进”时捐出去炼钢了。60年代又遇饥荒，幸好女主人囤了些麦子埋在地下，饿的时候挖出来，偷偷捣碎，放在砂锅里用炕火熬粥。就这样，家里尽管没有劳力，母子俩也饥一顿饱一顿地挨过好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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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革”爆发，五湖四海都没有了安宁，就连李航居住的偏僻县城，也顷刻化成了赤烈的海洋。在一场场接踵而来的运动风暴里，继承了丈夫“地主帽子”的杨紫贤自然成了众矢之的：一夜之间，杨家门外的墙上糊满了一张张大标语大字报，杨紫贤三天两头被专政组织揪去提审，谩骂，批斗，审查，游街……要她交代前夫的罪孽，交代自己的“破鞋历史”。一个养了个“野种”的地主寡妇，无疑激发了当地人压抑扭曲的淫荡想象，杨紫贤不仅成了反面的公众人物，而且变成男人们意淫的对象。然而，妇人耿直刚烈，宁折不弯，尽管所有人都知道儿子是她领养的，但她至死都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