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文集 作者:韩少功-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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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跟着这个人去指挥所帮着赶编工地快报。我们听到一路上有人把这个人叫作“万老师”、“万哥”，一般来说，这个人并不回答，顶多只是冲着对方点点头，或者淡淡一笑。“这个老货，格还摆得好大。”同行的知青向我咕脏了一句，没想到竟让几十米开外的万老师和万哥听到了。万回过头来，停住步子，用黑亮亮的大眼睛瞄了我的同伴一下，算是一个无声的警告，又用锐利的眼锋把我一刮，以做效尤，然后才稳稳地走开。
我们没有料到此人的耳朵这么灵，也没有料到此人的回击如此快捷和凌厉。一种不详之兆袭来；在这号人手下可得小心点。
当天下午，我们才发现这个万某人原是一个女流。我的同伴去解手，看见万摘了棉帽，一头长长的黑发从帽子里滚落出来。我的同伴惊讶得多房也不去了，憋着一泡尿跑回来报信。我也惊讶地去看，只见万正挤在一桌男人中间吃饭，确实是一位千斤。依照本地人的规矩，女人吃饭不上桌。我们日长月久习惯了这种规矩和景象，一旦发现一张女人脸坐到了饭桌前的时候，反而有些诧异或者说有些看不惯，眼睛里扎了沙子一般。
我后来才知道，万某是张家坊人，本名万山红，当过两年民办教师，不想当了，就回到村里学过两年农业，甚至还能同男人一样犁田。她是正牌高中生，又是公社共青团的宣传委员，公社有什么大事，常常请她去帮着写一写或算一算，据说还要培养她当什么接班人。因为这一点，人们还尊称她为“万老师”或者“万宣委”。
她不喜欢后生们叫她“万哥”，但寡不敌众，众情难却，日子久了也只好接受人们这种叫法。我应该承认，摘了棉帽子的万哥还是很有几分姿色的，鲜明的轮廓，耳下直到下巴的线条特别有力量、在男人堆里走来走去，如同一把利刀在草料中进来砍去。但她似乎不爱说话，同我们一起修了一冬的公路，也只用她稍稍沙哑的嗓音对我发过几次类似“可以”、“不行”、“吃饭吧”一类的指示，而且说话的时候，脸板得木瓜一样。
说来也奇怪，她的话越简短，就越显出威力，众人越难以违抗。用马桥人的话来说，这一有“煞”，或者有“煞路”。“煞”是威严和本领高强的意思，通“杀”
；又有结束的意思，比如通常说文章或节目“然见”。有煞的人，也可以理解为最后说话的人，一锤子定音的人。煞与女人的面孔联系起来，万哥是我在乡下见到的唯—一例。
在这样一股热气之下，交往几乎不是交往，同她怎么熟也还相隔着十万八千至。
她碰到我们就像磁到空气，黑眼珠子里边的亮光一下了从我们头顶上方越去，不知落到了远处的什么地方。开始我们不习惯，尴尴尬尬地喊她不是，不喊也不是，时间一长，见她对谁都是一样，也就习以为常，不往心里去。我碰到张家坊的人，说起她来，张家坊的人笑一笑：莫说你们马桥弓的人，我们同村同寨的也没一个同她有什么交情，谁都说不透她。她住在我们那里，就像没有这个人一样。
这么说，她同任何人都熟不起来。
她只代表一种公务，一种叫做万哥的概念和符号，没有笑容、质感、体温以及会意的一瞥，因此在很多人那里缺乏真实性，闭眼一想，只能把她当作似有似无的幻影。有人说她来历复杂，其实是大官的私崽子，是当年一个土改工作队长下的种，十多年后母亲带着她进城去，又要验血又要喊冤，逼得她的风流父亲没办法，只好留她在县城里读高中，偷偷供给她生活费和学费。这种说法不知是真是假。又有人说，她前几年闹文革时在县城里还是一个有名的学生头，到过北京到过上海，挎过盒子炮也坐过上牢，还被省里的军管机构用小汽车接到省城开过会，同中央什么大首长一起照过相。这种说法也不知是真是假。还有人说，万姐二十六七岁了还没有谈婚论嫁，其实心里早有一个对象，就是她原来的一个同学，参了军。她每年都要去一趟广东，据说就是去看她的对象。可惜那个后生不知中了什么魔，居然入了林彪的政变“小舰队”，一旦受挫，下了大牢，好几年没有音讯，一直到他病死在牢里，他家人和没过门的万哥才得到消息、这种说法仍然不知是真是假。
对于我来说，她永远只是说法和传闻。她在说法和传闻中流失着青春，渐渐有了中年人肤色的暗淡。
曾经有几个不正经的后生打过她的主意，见她在路上走，唱一些下流歌多方挑逗。见她充直不闻，使用污言秽语来报复：“哼。摆什么格呢2也没见攀上什么高枝。”
“你以为还是什么红花女？肯定早就成了军用品，被那个死鬼搞烂了，要不奶子何事有这样大！”
“莫看她装正经，我就不信她一点都不想男人。你看她走路的样子，屁股翘起天高，还不是逗男人来搞？”
一阵浪笑。
她装作没听见。
马桥的兆青听说这件事，取笑那几个后生，说他们真的是发了花癫，搞到万群头上去了。也不看看人家是什么人。一个女子这么高的格，未必还得进？
言下之意，格只是男人的东西，一旦套到女人头上，这个女人就算不得女人了，至少算不得纯粹的女人了，不宜后生们去下流了。进一步说，格是一种消灭性别的祸害，太高的格害死人，对传宗接代大有威胁。
不能说兆青的这些话有什么道理。但万哥，不，实际上的万姐——确实一直守身未嫁，到我离汗马桥的时候，她还是天马行空一个人。不过，她也没在马桥继续呆上太久，一年多以后，她的亲生父亲死了配偶，又从五七干校回来官复原职，就把她接到城里去了。
据说，她被送进了甘肃省一个国营大工厂。
格
“格”是一十常用词，跟“品格”。“资格”一类概念近义，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有没有格，失（音She）不失格，是马桥人对他人的基本评价尺度。一个人的资历、学历、出身、地位、信誉、威望、胆识、才干、财产、善行或者劣迹，甚至生殖能力等等，都会使他的格发生变化、格又跟话份有互为表里和因果，有格的人自然有话份，有话份的人肯定有格。
复查的同锅叔叔明启，人称明启叔，曾经在长乐街学会了做白案。公社开大会，常常要他去做馒头，这就给了他很大的格。每当有了这类机会，胡启叔的称呼就变成了明启爹，不止明启自己脸上有了光，全马桥的村民都觉得睑上有了，碰到有外乡人路过村里，也不管人家认不认得他，马桥人总要有意无意地隆重推出此人。要是听的人一脸茫然，或者不表示特别的兴趣，马桥人的脸就会立时拉下来，满眼透出鄙夷地说，你连明启爹都不晓得？如果他正打算烧茶款待你，你的待遇就可能因为你的茫然或不屑变成了一碗冷冷的颜茶。胡启做完馒头回村，喜欢背着手在村里走一圈，对看不顺眼的事情指指点点。再调皮的后生子对他一身的馒头味也敬畏三分，老老实实耷拉着脑壳不吭声。有一次，明启轻轻几句话就驻得一个一“三耳朵”
的后生不敢捉泥鳅，提了桶子往回溜，让我们知青额为吃惊、三耳朵平时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角色。我凑到他耳边问：“今天你何事这样老实况他一到自认倒霉的样子，心服口不服地嘟哝”算他有格吧，老子今天不吃眼前亏。“
我这才开始注意起，同是马桥人，有没有格活得很不一样。
罗伯有个干崽从夷边给他寄钱，等于寄了格给他。不然，光靠他的一把年纪，格大不到连本义也让他三分的地步。
兆青不会做馒头也没有干崽寄钱，但一口气生了六个儿子，也使他的格略略高升。村里分红薯或豆子，到了他这一份，干部手中的秤杆子总要挑高些，以示对他的尊重。
当然，有些临时性的格就不无滑稽的效果。比如外号黑相公的一个知青从城里回来，带来一瓶龙杯酱油，同仲琪换了一只山鸡。这种酱油是名牌，据说还是贡酱油，年年都要送到北京为毛主席烧红烧肉的，地方上起码要县级干部才沾得到边。
消息传开，仲琪就享受了半个月的格，半个月内咳嗽的底气都足了许多。尽管他一滴半滴地用着酱油，终也架不住左右邻舍三天两头来求，架不住公社干部和本义一次次的来访，眼看瓶子一天天空了，他的格也水落船低，恢复了原先的水准。他央求照相公再给他换一瓶龙牌酱油，他情愿付出两只山鸡。黑相公满口答应，只是一直交不出货，大约城里的贡酱油也开始紧俏了。
仲琪还想找明启爹帮忙，另辟途径寻找龙牌酱油，寻找他的格。但明启爹的格大，仲琪吞吞吐吐，几次都没有找到靠近他的机会，没有找到说上话的机会。明启这一段忙着到公社做馒头，还忙着指导村里的各种事务。队于部开会，见他一进来，就要不明不白地给他让出一个座。他一点不觉得自己多余，听着本义布置工作，一边听一边点头或者摇头，表示赞同或者反对，有时还前言不搭后语地插上一段，大部分同马桥的公务毫无关系，只关系到现在的天气太凉而不好发，以及碱厂偷工减料，碱粉不起作用等等与馒头相干的事。队干部们也老老实实听着，偶尔也参与一下关于一案技术的讨论。假使他这一天说得兴起，耽误干部们一两个小时也无所谓，从来没人对他下逐客令，因为他有格。
很有点可惜的是，人一有了格，就容易昏头，尤其是像明启这种因为某种机遇而不是因为实力就得了格的人，更容易得志猖狂。他的馒头名气远播，县里开大会，有时也喊他去做臼氧不知道是第几次进城的时候，他认识了县政府招待所扫地的李寡妇，一来二去两个人勾搭上了。寡妇毕竟是城里生长的，见识不少，懂得床上如何温存，而明启从伙房揣去的白馒头，也颇让寡妇母子消机解馋，如此天长日久，竟也情深义厚海誓山盟起来。最后，胡启于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一整装特批给县委首长的富强粉偷偷扛到了李家，顺手捎去了一个猪脑壳。
东窗事发，李寡妇被革去了扫地的差，后来只能靠捡垃圾维持生计。明启（爹的称呼己经取消）则灰溜溜回了马桥，从此再没有去县城或公社做白案的机会。这还不说，他在村里地位一落千丈，人变得日渐委琐，不管天冷天热，总是缩着脖子耸着肩，一副要把脸面埋起来的样子。他的话份自然剥夺殆尽，休说是干部们开会，就算开全体社员大会，也轮不到他说什么话。如果有什么事非要人人都表个态，他惊慌地伸出个脑袋，说话声若蚊蝇，值得本义一次次喝斥：“大点讲！大点讲！又不是没吃饭！”
他常常被派去干最苦最累的活儿，工分也比别人低。
马桥人恨铁不成钢，恨明启贪财贸色，把全村好端端的一份光荣轻易断送了，好像全村人都愉过面粉和猪脑壳。于是他们用一种不成文的办法对待这个人，三言两语之间就要把“失格”二字劈面摔给他一次，摔得他终日郁郁寡欢，不等我们离开马桥回城，竟然积郁成疾，命归黄泉。在这个不无残忍的过程中，我明白格也可以集体化的、正因为明启是马桥不可多得的人物，他的格已经成了马桥全村人共同的资本，才变得如此重要、他随便放弃了这个格，就是对全村人的犯罪。
好多年以后，我回到马桥，走在田埂上。听见一群娃崽在树下唱一首歌谣；胡启偷野鸡，当场被抓起，抓到裤裆县，脱裤又剐衣，警察打屁股，看你吹牛皮，牛皮一声叭，屁股彤红的……
我的心头一震、没想到事隔多年，明启还活在马桥，活在马桥下一辈人的驱逐里，以他的一袋面粉，以他的失格和破落立下了一块不朽的口碑。这块碑说不定将在马桥世世代代口口相传，直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本义，没有了复查或其他人，也没有了我，甚至没有了树下唱歌的娃崽。
只要还有语言，他就可能一直活下去，活入深深的未来。
满天红
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盛产“满天红”的年代。满天红是一种大灯壶，两只长长的壶嘴伸出去，吐出小指头粗细的灯芯，燃着棉油或柴油，冒出滚滚的黑烟。
用一根长长的竹杆挑一盏这样的灯，调破沉重的黑暗，上岭开民下田收禾，聚众开会，列队游行，是这个年代常有的事情。这是一个白天不够用的年代，夜晚也必须充满着激动。白铁匠们做出了一批批的满天红，销路特别好。干部们介绍哪个公社或哪个队的革命形势，常常用这样的话：“你们去看看人家，人家满天红一上阵就是十几盏！”
我落户到马桥的，赶上了当地“表忠心”的热潮。向领袖表忠心，每天不可少的活动就是晚上到复查的堂屋里去。只有他家的堂屋大一些，容得下全生产队的劳动力。一盏昏昏的满天红挂得太高，灯下的人还是模模糊糊的黑影子，看不清楚。
撞了一个人，不知是男是女。
大家对着领袖的像站好了，干部一声令下，劳动力们突然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一口气背了毛主席五六条语录，把我们这些下放崽骇了一跳。我们没有想到马桥人记得这么多，在他们革命的理论里晕头转向。
过了～段，发现他们每次背诵的部一样，就是那么几条，才放了心。
下放崽读过书，很快记熟了更多的领袖语录，也可以滚瓜烂熟地一口气吼出来，狠狠打击了他们的猖狂气焰。他们败下阵去，以后就老实一些了，掏出烟丝来首先问下放崽要不要，背语录的声音也有些疲软不振。
吼过之后，由一个干部，一般来说是本义或者是罗伯，向墙上的毛主席简要汇报当天的农事，然后怯怯地说：“你老人家好生睡觉呵。”
或者说：“今天下雪了，你老人家多烧盆炭火呵”
毛主席似乎是默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