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见光明 作者:罗伯特·海恩-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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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在森林里
慢慢走入黑暗世界和但丁的可怕旅程不完全一样。我的努力更像植物的卷丝在一片崭新的土地上向四周慢慢伸延，需要试探着行走。例如，一节好的历史课要庞征博引，不仅要引用书信、日记和文件，而且要引用诗歌和文学作品。讲到西部的皮货贸易时，为了使内容生色，杰迪代亚史密斯、布莱克埃尔克、华盛顿欧文和弗朗西斯帕克曼的话是必不可少的。这些熟悉的段落如今已弃我而去，我的盲文阅读速度尚不够应付课堂的需要。不过，走运的是我认识一位具有甜润嗓音和出色才能的人，他就是我的好友唐斯脱腾伯格。他把我需要的段落录成磁带，上课时我只要带一架便携式录音机，在必要的时候按一下相应的按键就万事大吉了。
由于我在讲课过程中喜欢展示有关人物的图片和绘画，如阿尔弗莱德雅各布米勒和卡尔博德默尔，用幻灯和解说词把他们联系起来十分方便。我看不见，很难根据解说更换幻灯。然而，我们通过技术手段，在磁带上录入了可以控制幻灯机的信号，从而解决了这一难题。
不久，我又进一步拓展了这种方法。我同时使用两个屏幕和数百张幻灯片，它们彼此衔接，同时代的文献和画面配上相同时代的音乐。70年代的学生非常喜欢音乐，有时我和助手偶尔播放一些“甲壳虫”、或“克劳斯比”、“斯蒂尔斯”和“纳什”乐队的幻灯，他们十分高兴。在讲述西部狩猎历史时，我们把“今天你打到了什么，野牛比尔？”作为背景音乐用非常小的音量播放，而讲到皮货交易市场时则换上“让好日子越过越好”的乐曲。这些精心制作的演示大约持续20分钟，和讲授的内容配合得天衣无缝。
这些“表演”穿插在我所讲授的有关美国西部和加利福尼亚的两门主要课程中。为了使学生全面了解历史，每当需要突出渲染感情和艺术气氛时，如妇女在荒原定居时的寂寞、对西部英雄的男子汉气魄和暴力行为的崇拜、与印第安人签订盟约、以及攻占加利福尼亚后奇卡诺人的迁移等，我便使用这些演示。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为教学做出了贡献。我的同事罗恩托比说我是我们系里的塞西尔B。德米尔1（美国电影导演兼制片人，1881…1959）。我把这些手段用于教学之后很长时间，肯伯恩斯才利用类似技术为电视台拍摄了倍受欢迎的反映南北战争的历史文献片。然而，至少有两件事使我和伯恩斯不可同日而语四百万美元和浑浊的视觉。
盲文使我获得了基本拯救。发明盲文的路易布莱叶2真是太聪明了！盲文把人类的思想移植到纸上，由我把它们重新读出。我和过去写字或打字一样，把笔记记到单页纸上，然后根据主题把它们装订成册。我把用盲文写成的内容提要和笔记连同有关书籍一起放在书房，并在书脊上贴上盲文标签。上课时我运用了特殊一些技巧，我把讲授方案、构思和所需数据制成3×5英寸的卡片，一只手拿着卡片，一只手阅读。有时我采用更加隐蔽的方法，我常常把手插在口袋里一边用手指辨别盲文一边讲课。失明使人的记忆力得到何等强化！只有身临其境者才有切身体验。
标准二级盲文学起来不算太难，但这不等于说从阅读转向摸读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大约好几个月，我的手指辨别不出任何信息。我放弃了弹奏吉它，因为手上的老茧有碍摸读。我反复摸读“浓雾，浓雾的露珠”，最后取得了成功。
对于习惯了阅读的人来说，摸读永远太慢。这也许就是盲文永远无法和聋哑人使用的手语相提并论的原因。奥利弗萨克斯曾说，手势可以同语言分庭抗争，“它可以表达得十分精确并富有诗意，既可用于哲学分析，也可用来表达爱情。实际上，它的易学易用程度有时能够超过语言。”的确，一旦学会了手语，当你恢复听觉后也许仍爱使用，但盲文根本不是一回事。必须承认，盲文对于那些生来失明的人是有利的，如果他们恢复了视觉，每个字母都必须像儿童一样从头学起。但从书写和印刷方面角度来看，盲文确实很慢，并且没有任何其他长处。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向三级盲文进军。三级盲文是一种速记型版本。大多数音节压缩成一个字符，空格常常被省略。句子的大小写也取消了，因为大写字母可以靠上一个句点断定。几千个字被压缩成一至两个字符集。它是一种精炼的文字体系，去掉了语言中的多余成分。由于出现了很多帮助盲人阅读的电子装置，如今已经很少有人问津三级盲文了。但对我来说，它是非常有用的工具。
在下意识里，我发誓决不做一个没有著作的历史学家，不做没有诗歌的荷马，不唱没有曲调的歌。失明之后，我在历史研究写作方面发现了不止一种的选择。我主要依靠至少其中三种：盲文及录音、现场朗读，以及后来出现的会说话的电脑。
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首要问题是收集素材。然而，大部分材料是以印刷或书写的形式出现的，其中有多少能被盲人使用呢？有关所有历史题材的基本背景材料都有盲文版书籍和唱片问世，70年代初还出现了一种多轨慢速放音磁带（播放速度为每秒15/16英寸，而标准磁带为每秒１7/8英寸）。但是，普通中等读物对历史学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各种历史文献、小报期刊和稀有书籍很快就会用到。对于盲人历史学家来说，请别人朗读是唯一的选择。
请学生为我朗读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在失明的15年里，我每年平均请两到三个学生来帮助我，面对面地和我一起工作。他们有男有女，有新入学的大学生，也有毕业的研究生。他们有的思想保守，有的比较激进。有人生性开朗，也有人一本正经。他们只要张口朗读五分钟，我就能了解他们各自的背景，胜过任何统计数据。他们是如何朗读那些很难正确发音的词汇呢？例如，他们如何念“开胃小吃”、“阿克琉斯”、“修昔底德”、“尼采”、“歌德”、“沙特尔”、“笛卡尔”和“爱丁堡”呢？当他们遇到个别词汇，如“热力学”或“同性恋”等，他们是如何处理的？是含糊地一带而过，还是清一清喉咙呢？当我听到他们把“耶稣受难”发成“骑兵”的读音时，我能估计出他们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因。所有这些都是极其有意思的事，当然是对我而言。
有时，我们一边喝咖啡一边闲聊。一位名叫“礼萨”的伊朗学生带给我阿月浑子果，我们一边敲坚果壳，一边工作。还有一次，他们给我带来了墨西哥甜面包。我把我的书题献给那些为我朗读的学生，至今我还珍藏着他们的名单。
很多学生都是在联邦政府“工作学习”资助方案的支持下学习的。他们挣不到很多钱，因此对他们来说，利用课余时间或每天晚上为我工作一两个小时是非常合适的。我根据他们所学的专业安排工作。请历史或政治科学专业的学生为我朗读历史书籍，会使双方都能从中受益。然而，除此之外恐怕还有更多的收获。这些小伙子和姑娘们渐渐成为了我的朋友。有些盲人作家说，视力健全的人在盲人面前更易于表露天性，因为对方看不到他们虚伪的面具。我相信他们的话。不管怎样，我认为我的学生渐渐不把我看作是高高在上的教授，而越来越把我当成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墨菲是一位患有截瘫的人类学教授，对此，他有同样的感受。每当他的学生离开他时都轻轻地拍一下他的胳臂。他说，尽管和其他指导教师一样，他身上不乏教授的威严，但“他们冲破隔阂，坚定地站在我一边我身体上的不便使他们更靠近我，因为我没有盛气凌人的的姿态。”
偶尔，我们也一起去图书馆。圣马力诺亨廷顿图书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离我最近和最难让我忘怀的地方。她对于我好似荒原上出现的“玛哪”。这种感情当我还没大学毕业、初次领略她蕴含的宝藏时就产生了。深红色封面上的乔叟烫金画像、书中莎士比亚那丰采迷人而又显得十分冷漠的面孔使我肃然起敬。读研究生时，亨廷顿图书馆授予我为期两年的会员资格。很多夏天，我们来到圣马力诺，在凉爽宜人的气候里工作学习。然而，在我失明的那些年里，每年我只去一至两次。好心的图书馆工作人员为我提供了一个没有玻璃的隔音房间，让我的朗读者们在那里为我朗读各种文献、手稿和珍贵的书籍。
我的学生，约翰迈克法拉格继续充当美国西部历史学家，朗读着他那制作精良和获奖的大作。更多的人捧起有关60年代社会历史的书，在激烈动荡的道路上艰难跋涉。伊丽莎白洛佩斯成为了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另外一个人则当上了银行职员。我为他们选择职业贡献力量，他们协助我准备课程，帮我清扫历史垃圾，并为我在学术上取得成就而感到欣慰。
他们朗读的时候，我在盲文书写器上工作。这些盲文笔记按题目分类，然后根据它们列出提要，最后写出草稿。盲文草稿完成后需要打字，转化工作由我完成。双手在盲文和打字机之间来回移动是一件单调而乏味的事。打印好的稿件需要朗读以便进一步提炼，与此同时，我要么重新打字要么请秘书帮忙。这种工作方法虽然很慢，然而却是有效的。
这并不等于说我已拥有广阔的空间，可以自由驰骋了。在学术方面和其他任何职业一样，有些题目或活动更适合于盲人进行。我的论文和第一部著作的研究课题就属于这一类型。由于童年是在大萧条期间度过的，因此我对社会的功能、解体和重建抱有浓厚兴趣。我开始了酝酿已久的研究，着眼于加利福尼亚的乌托邦式社会。我描写了摩门教派一类的宗教群体和那些聚居在卡维亚和草原地带的人们，他们向往神智学说和社会主义，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这些群体默默无闻，鲜于记载，因此他们的史料具有广阔发掘余地。然而我对他们的研究只是偶然的巧合。
如果我能考虑到后来的情形，沿着这一线索继续开拓可谓明智之举。然而，我想摆脱把丹佛的诅咒，将其打入阴间地府而后快。我在《加利福尼亚的乌托邦式社会》一书问世之后，立刻对其他课题发生了兴趣，开始踏上另一条征途。我选择的道路是艺术研究，重点是美国西部绘画对世界产生的影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研究西部艺术的学者屈指可数，感兴趣的人只是一些收藏家和搞艺术临摹的人，没人对西部艺术的重大影响和丰富内涵加以分析。当时，威廉格茨曼尚未对“美国移民的西部”进行探索，雷比林顿亦没开始《野蛮的土地，充满希望的土地》一书的创作，而我捷足先登，发表了两部著作。一部是描写爱德华克恩的书，克恩是1840年代追随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1813…1890，美国西部探险家和西部地图的绘制者）的艺术家。另一部是关于约翰拉塞尔巴特利特的作品，他在墨西哥战争之后测绘出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我从未认真考虑过这些课题对视力的要求，它们需要极其敏锐的视觉，需要对绘画作品进行细致的观察。
古根海姆基金会1也忽视了这个问题，他们派我去伦敦大英博物馆研究有关美国西部的绘画，此行为期半年，以前我从未去过英国。我的申请写于1966到1967年，当时的视力尚能胜任此项工作。而我拿到批准，办完一系列繁琐的手续终于登机启程时，已经到了1968年4月。那段时间是我的视力极度恶化的时期。我们在皮姆里科安顿下来之后，鲜艳的水仙花在我眼前已变得模糊不清了。
为了不辱使命，我竭尽全力地搜寻着每一张有关美国西部的绘画。我跑遍了英国所有的美术馆、国家庄园和博物馆。我当时还能分辨出物体的主要轮廓和大面积的色彩。虽然我的助视工具把很多细腻的笔触变成了印象主义的手法，我仍能做出必要的调整。雪莉一直伴随在我的左右，帮我指出漏掉的细节。至今，我仍然保存着当时面对巨幅绘画随手记下来的讨论记录。
那时我真有些自欺欺人。我深知欣赏德拉克洛瓦、博纳尔和米勒2的作品需要的是眼睛，而不是耳朵。但我已误入歧途。我的行为有如让贝多芬当音乐评论家、请罗斯福1参加短跑比赛一样愚蠢。
下雨的一天，我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和雪莉走下大英博物馆的台阶，匆匆跑回住处，我们的小女儿正在
可怜巴巴地等待我们。如果雪莉能够陪伴她该有多好啊。然而，她却和我东奔西走，帮我在雨衣口袋里寻找望远镜，因为我要用它观察公共汽车的号码。我的直觉告诉我，我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进入了令人迷惑的森林，罗伯特弗罗斯特2可以有很多选择，然而盲人却是不行的。
因此，我放弃了西部艺术，回到了开始起步的地方。我继续研究公有社会的现代内涵以及60年代出现的群居村。如果说有关美国早期乌托邦现象的记载寥寥无几，那么面对后来大量涌现的现代原始部落则根本无人问津。它们像一股浪潮出现在城市的大街上、校园里和乡村的交叉路口。你可以找到很多第一手资料，和很多人交谈。时至70年代初，群居活动蒸蒸日上，我的视力却每况愈下。由于我还有良好的听觉，因此决定深入腹地，“看看”究竟。
那些年里，我和雪莉每个夏天都去西部的群居村访问，将近访问了一百来个。我们学会了如何寻找它们的踪迹。每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了解情况的最好去处是保健食品店，或者在一条僻静的路上捎上一个搭车人，这样你基本都能如愿以偿。“我知道那个地方，顺着这条路向前走是泰伯尔山，见到红色路标往左拐，然后就能直达黑文利市。”顺着所指的方向，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一大批破烂的“大众”汽车、圆顶房屋或尖顶帐篷，见到遍地的山羊。
大多数正经的群居部落都平静地生活着，他们隐姓埋名，与世无争，讨厌不速之客的造访。然而，研究历史的学者尚不在不受欢迎之列，充其量他只是为了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