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大审判-第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撬诜闲婊蚝竟道铮憧搜猜卟慷印�5 月7 日，他们来到霍恩利森，10 日抵达博伊岑堡。在博伊岑堡，鲍曼与一名逃亡组织成员、原谍报局特种部队勃兰特堡师中尉格拉夫（假名）重逢。格拉夫说：“我们须改变计划！一切都已安排就绪，一艘潜艇停泊在弗伦斯堡湾，一星期以后启航。”
当时，德国的潜艇还在各海域游戈。帝国的某些权贵后来就是乘潜艇逃跑的。有些人逃到地球的另一端。有人肯定说，1946 年，一艘潜艇停泊在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附近。
5 月12 日，鲍曼及其同伙抵达拉南堡。他们在爱尔伯大街113 号的小房子里度过一夜。第二无清晨。四个穿着英军制服、讲着一口流利英语的人前来寻找他们。他们是格拉夫的部下，其任务是把帝国长官送往英国管辖地区。
中午，他们乘吉普通过了盟军分界线上的拉南堡检查哨所，傍晚，又迅速地通过了弗伦斯堡。潜艇一直停泊在那里。凌晨4 点，鲍曼、西班牙士官、格拉夫和其他四人登上潜艇。鲍曼紧皱眉头，沉默寡言。
5 月底，潜艇进入爱尔兰海域。一天夜里，鲍曼和那个西班牙人在都柏林以北小湾登陆。潜艇立刻返航，直至9 月才返回。
在都柏林，鲍曼毫不费力地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他每天收听新闻，很快了解到罗夫组织的地下潜逃网没有遭到破坏。他还得知被他送往意大利的妻子已经死去。这年8 月，他搭船抵达西班牙桑坦德，流寓西班牙一年。这一年他干了些什么？无人知晓。
1946 年4 月，鲍曼决定会找罗夫。意大利没有西班牙那样安全。但呆在西班牙前途莫测。要离开欧洲，必须先去罗马。
4 月4 日，鲍曼来到日内瓦。德拉加诺维奇神甫负责照看他，并给他派了一名身强力壮的“乌斯塔什”分子作他的贴身警卫。16 日，鲍曼由这位身着教士长袍的克罗地亚人陪同，乘火车到达米兰。他一出站，一辆小汽车便把他接到米兰近郊。瓦尔特·罗夫在那里恭候着他。“终于见面啦！”
几天后，这位前希特勒的秘书被秘密护送到罗马。罗夫陪同前往。他首先把他送到维亚德拉尼马休达神甫的寓所。后者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逃跑是十分危险的。盟军正在搜捕鲍曼。所有检查哨所都收到有关他的体貌特征的通报。如果被抓住，他就没命了。
休达提出一个办法。他和一个离罗马城35 公里远的方济会修道院有联系。他说：“修道院院长绝对可靠。我们的朋友可以成为那里的图书管理员。但他必须有耐心。”
鲍曼后来在那里隐居了几年。他实际上只外出过一次。1948 年夏天，鲍曼由两位耶稣会神甫陪同前去他妻子的墓地祭奠。这次外出可以说是愚蠢的。此后不久，社会上便流传着帝国长官还活着并隐居意大利的消息。此外，他的岳母也一再吐露不慎之言。据知情人透露，鲍曼可能利用幽居的机会撰写了一本“政治纪要”。也许是他不愿意将其发表，后来将之销毁了，但现在还保存着一份原稿的手抄本。
显然，这些传闻难以核实。但不管怎么说，在此期间，鲍曼不可能是无所事事的。他仍在精心地准备逃匿。当时他可能利用他所掌握的财政信息，试图协调一直分散在各地的力量。
西蒙·维森塔尔后来说：“一位重要的外交官向我证实，西班牙有一个资助纳粹分子活动的‘鲍曼基金会’。”
1951 年6 月，这位前帝国长官离开了意大利，和四个克罗地亚人从那不勒斯乘一艘意大利轮前往拉丁美洲，7 月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
他只在那里逗留几天，小心翼翼，竭力回避定居在阿根廷的德国侨民领袖。只有极少数几个知道他来到阿根廷。他们在靠近智利边境的巴利罗切西部为他买得一所住宅。安居以后，鲍曼才恢复与罗夫的接触。1952 年夏天，罗夫陪同鲍曼去巴塔戈尼亚作过短期旅行。
同年，他离开巴利罗切，在巴西和马拉圭接壤地区购买了一处更舒适更安全的寓所。这时，在欧洲又开始流传有关鲍曼逃亡的消息。为了掩人耳目，鲍曼让人在当地德国侨民中宣布他已死去，甚至还让他的朋友在离巴拉圭松林30 公里的伊塔村举行了一次假安葬仪式。1960 年，根据彼恩当局的要求进行了挖掘，开墓后查证。死者是一个几年前死去的名叫霍尔蒙西亚的巴拉圭公民。
从此便流传着种种关于鲍曼行踪的传闻。有人说在埃及和在西班牙遇见过他，有人说在西南非、在巴西马托格罗索的热带丛林中见到过他。但每次搜查都一无所获。
西蒙·维森塔尔在他的著作中提到，最近几年来，一些比较可靠的情报人员多次向他“透露”鲍曼的藏匿处。他说，这些报告包含着“可以接受的因素”。常常提到的鲍曼隐居的国家有阿根廷、智利、巴拉圭。在巴利罗切和瓦尔的维亚之间有一个“禁区”，但任何人都不能接近。
“假如我能提供鲍曼居住在某地的证据，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24小时后，我就会失踪。”他写道。
1962 年5 月，一位维森塔尔的合作者与帝国长官的前女管家保拉·里埃格莱取得联系。女管家始终跟随鲍曼的妻子，直至后者于1945 年逝去。她说：“我肯定他还活着。”
勃洛克道夫认为，马丁·鲍曼1967 年还隐居在上巴拉那。“除极少数人外（其中包括门格勒博士），他几乎不与当地的其他任何德国人接触。1955年以后，他甚至再也没有见过罗夫。他的心腹以及在他住宅周围垦荒种地的人几乎都是克罗地亚人、乌克兰人、佛来米人和荷兰人。这支‘农民军’负责他的安全。”
鲍曼可能在着手撰写国社党从掌握政权直至崩溃的历史。他放弃了建立秘密纳粹党的计划。但他什么也没有忘记。
毋庸置疑，设法让鲍曼逃走是瓦尔特·罗夫罗马逃亡网组织的一次最重要的行动；此外，还有其他许多较为次要的行动。但无论哪一次都显示出盖世太保、党卫军保安处和其他纳粹组织成员逃避盟军惩罚的能力。几百名逃亡分子（有的还带着家眷）就这样被送到近东。狄特尔·凯斯登和弗立克斯·霍肯海梅尔就是一例。1947 年3 月，凯斯登由于一件桃色事件被迫离开逃亡网。几个月以来，他与一位18 岁的米兰少女玛丽亚私通。而玛丽亚是共产党员吕弗米的侄女。罗夫认为还是支开她为好，因为当时与游击队的关系已趋于紧张。
1947 年3 月6 日，凯斯登、霍肯海梅尔和四名原柏林盖世太保成员决定前去罗马。他们驾驶一辆旧式菲亚特汽车从克里斯托弗罗来到维也特拉的圣·洛伦索教堂，会见了休达神甫的一位合作者安东尼约牧师。这位牧师乘火车把他们护送到罗马。途中大家都穿着教士长袍。牧师叮嘱他们说：“你们要像神甫那样走路，不要像士兵那样！轻轻地缓步向前，脚不要抬高，应擦地而行，而且目光向下。。装出一副寻找草莓的样子，”
在罗马，逃亡分子住在靠近维亚德拉尼马的一座小楼里。他们在这里呆了半个月，生活十分清苦，早晨6 点起床，不能外出，没有报纸。几乎每天都有两名教士轮番对他们盘问。
“您认识缪勒吗？”一天，一位教士问凯斯登，“就是那个海因里希·缪勒？”
“盖世太保头子吗？我和他见过两三次面。”凯斯登回答。
“这里有一张表，请把您知道的情况全部写上。”
凯斯登和霍肯海梅尔从罗马来到波洛尼亚，在慈善组织总部领取了假护照，尔后前往威尼斯。在安东尼约牧师的帮助下，他们与即将带领他们离开意大利的人接上关系，这是一位伊拉克外交官，名叫阿萨尔·海卡尔（化名），讲一口流利的德语。
一次不平凡的旅行开始了。这两个德国人和海卡尔登上伊拉克前总理拉希德·盖拉尼乘坐的轮船。般在雅典停靠，启航后在塞浦路斯海面遭到狂风的袭击，最后抵达叙利亚的拉塔基亚港。
第二天，凯斯登和他的同伴乘汽车到达大马士革。他们的联系人地址是乔治·哈塔特街22 号。这里住的是一位法国人，名叫科林。科林原是一名维希分子，1941 年当戴高乐部队进攻叙利亚时，他在邓茨将军麾下任职。
科林对他们说：“你们好像是为阿拉伯解放运动服务。现在时机极好。与以色列的战争将随时可能爆发。”
“但战争不会打多久的。”
“不要这样认为！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阿查·巴沙说，不久将看到像蒙古人和十字军那样屠杀。我认为他说得有道理！相信我的话吧，巴勒斯坦问题仅仅是开头。”
“那该怎么办？”
“阿拉伯国家正想招聘欧洲政治顾问和军事教官。几位前保安处领导人已开始为他们工作，其他人在帮助耶路撒冷的穆夫提建立民族警卫队。你们有的是工作可做。考虑考虑吧。”
1947 年11 月30 日，阿拉伯联盟宣布反对建立犹太国。从谋杀发展到小规模冲突，最后战争终于爆发了，自英国人撤退后，八万阿拉伯人（其中四万埃及人，二万一千伊拉克人和八千叙利亚人）与五万耶路撤冷穆夫提国民警卫队的巴勒斯坦人联合发起全面进攻。
凯斯登和霍肯海梅尔成了叙利亚军人的教官。他们驻守在南部边界豪兰以西的德拉，时刻注视着冲突的发展。
但是，复仇失败了。1948 年5 月14 日犹太复活节，在英国托管期满之前，戴维·本·古里荣宣布以色列国独立。
1949 年初，凯斯登收到一份科林的电报：
盟国搜查纳粹罪犯委员会告知英国最高指挥部，叙利亚部队里雇有前纳粹军官。已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交涉。估计大马士革政府将屈从于压力。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凯斯登和霍肯海梅尔回到大马士革。乔治·哈塔特街科林办公室依然在办公，但气氛变得沉闷了。有人劝他们自谋生活。一天晚上，一个匿名电话警告科林说，他已被监视。
“我们政府中的朋友不能再干预了。我们的游戏该收场了！”那人解释说。
从第二天开始，过境中心成为名符其实的商务代办处。带着假身份证途经叙利亚的德国人各奔前程。他们抽签决定各自的去向，约旦、伊拉克或黎巴嫩。
这两名罗夫的助手带着阿萨尔·海卡尔的地址前往巴格达。那位伊拉克外交官曾在威尼斯与他们相识。当他们来到他家时，海卡尔外出未归。但他的妻子知道来客的身份。她劝他们离开伊拉克。她说，伊拉克也越来越不安全了。凯斯登同意离开。但疲惫不堪的霍肯海梅尔却犹豫不决。
两天后，当他们取得离境签证时，霍肯海梅尔决定独自一人碰碰运气。此人后来沓无音讯。凯斯登从开罗、马赛、马拉加和丹吉尔辗转到摩洛哥的得土安。
在得土安，他与几个在意大利时通过罗夫认识的纳粹党党员重逢，感到十分诧异。他们与哈迪博士和“里弗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保持着联系。
早在1943 年，当罗夫作为保安处驻北非代表时，他就曾打算解救流亡在留尼汪岛的阿卜德·克里姆，把他扶上在德国人控制下的摩洛哥国王宝座。由于西班牙反对，也由于这位领导人的最后支持者背离了他，这一计划后来告吹了。罗夫对北非解放运动始终抱有同情态度。他常常说：“德国人和阿拉伯人生来和睦相处。我们有共同的敌人：英美、犹太复国主义和全世界的犹太人。”因而，当“罗马之路”被迫停止活动后，罗夫便决定退到北非。
1946 年夏末，一批法西斯分子经劝谑性地审讯后，在特雷维索、乌迪内和贝卢诺（死三角）被处决。消息传出后，事情开始变糟。
隐藏在该地区的法西斯分子有十万之多，他们中还有博尔赫斯亲王的“黑色旅”成员。在此之前，当地治安部门已开始处决他们。然而，大批处决法西斯分子是根据罗夫向游击队提供的档案进行的。
与此同时，工作条件也越来越困难。教士不愿再充当保护人。在教上们的压力下，宗教界对他们的要求愈来愈苛刻。游击队由于基本得到了他们所期望的文件，便不肯继续“合作”。两个保安处成员在米兰中心被捕，而罗夫再也无力使他们获释。
在瑞士和奥地利，几名偷越国境分子受到盟军的追捕。美国谍报部门在发现了阿尔斯山中的不正常来往后，便以为是前“狼人”组织成员试图重新建立“阿尔卑斯山巢穴”。他们采取了监视、搜索等措施。大批逃亡组织因此而停止活动。
当鲍曼到达卡斯托尔索拉罗时，形势十分紧张。然而“逃亡网”直到1948年年底才停止活动。这时，罗夫认为继续活动将得不偿失。他负责护送过境的最后一批普通逃亡者，人数不多，因而已安全脱离危险区。可是他本人的处境却越来越困难。
他于12 月20 日发出撤退的命令，只留下几个可靠的人在米兰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维亚德拉尼马办事处的人员全部撤出。
此外，随着法制的恢复，游击队在意大利北部已失去过去的那种势力。因此罗夫认为还是把他手中剩下的档案交给休达神甫为好。休达给他弄到一本护照及教皇慈善组织的各种怔件。这位前保安处军官于1 月9 日离开意大利，乘船前往丹吉尔。
1945 年5 至6 月间，德国中央保安局驻丹吉尔的行动小组被解散。一部分人去南美洲或近东，其他人则成了美国驻马德里大使馆的俘虏，还有五六个人与罗夫保持着联系。根据罗夫的意见，他们隐藏在当地并与哈迪勃博士取得联系。后者开始在西属摩洛哥组建一支军队。他住在“非洲”饭店，罗夫曾几次汇款资助他。
当时，原属于勃兰特堡师（谍报局作战部队）和保安处的50 多名西班牙军团的士兵和士官获得得上安西班牙总督的恩准，得以参加马德里私下支持的解放军。其他人则各奔东西，自寻出路去了。
经过几个月的组织，哈迪勃博士成了这伙“老纳粹分子”的首领。凯斯登根据他在“叙利亚的经验”，也加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