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大审判-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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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谕曛葱辛饲逑绰弈返男卸⒅鞒至税迅ヂ迥繁ず透ダ锲娲勇骄懈献叩陌乖嗍录�1936 年他担任四年计划的执行者，成为德国理论上实际上的经济独裁者。慕尼黑协定签定后不久，他宣称要准备把空军力量扩充到五倍，还要加速扩充军备，其重点特别放在进攻性武器方面。
戈林是参加1937 年11 月5 日霍斯巴赫会议的五名重要领袖人物之一，并且还参与了在本判决书业已作过陈述的其他许多重要会议。在合并奥地利期间，他甚至是主要人物、阴谋活动的头子。他向法庭称：“我必须负百分之百的责任。。我甚至压倒领袖的异议，把所有的一切都塞进领袖的最后决议里。”在占领苏台德地区时，他一方面发挥了他身为空军首脑的作用，策划发动一场证实为毫无必要的空袭；另一方面他又起到了一个政客的作用，用虚假的亲善诺言欺骗迷惑捷克人。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并吞波希普亚和摩拉维亚的前夕，戈林在希特勒与哈查总统举行会谈时威胁说，如果哈查不作出让步，他就要轰炸布拉格。他在证词中对这次威胁供认不讳。
戈林参加了1939 年5 月23 日在德国总理府召集的会议，希特勒在这次会议上对其军事领导人说：“不存在放过波兰的问题。。。”他还出席了1939年8 月22 日在上萨尔茨堡下达有关指令的会议。还有证据证明，戈林积极参与了在这以后的外交阴谋活动。经希特勒同意，他利用瑞典商人达勒鲁斯作为与美国人联系的中间人；正如达勒鲁斯向本庭陈述的，戈林企图阻止英国履行对波兰的保证。
在进攻波兰时以及在整个侵略战争期间，戈林指挥着空军。
即使如他所说，他反对过希特勒进攻挪威和苏联的计划，但是很明显，这种举动仅仅是出于战略上的原因；只要希特勒一旦做出决定，他就毫不迟疑地追随希特勒。从他的证词中明显地表明，这些意见分歧从来不是世界观方面的和法律方面的分歧。他对入侵挪威是“恼怒的”。但是，这仅仅是因为没有及早通知准备进行空袭。他承认，他同意这次进攻，而且说：“我完全持赞成的态度。”他积极参与准备和执行对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军事行动，他供称，进攻希腊的《马丽塔》计划曾作了长期周密的筹划。他认为，苏联“对德国是危险的威胁”。但是，他又声称，在军事上毫无直接进攻苏联的必要。实际上，他在关于对苏联发动侵略战争问题上，只是在时间上持有不同意见。他出于战略上原因，希望把进攻时间推迟到打败英国以后再开始。他对此供称：“我的观点仅仅是由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原因所决定的。”
根据戈林本人在法庭上的供认，鉴于他所担负的各种职务、参加的各种会议以及他的公开言论，毋庸置疑他是侵略战争的动力，其地位仅次于希特勒。他制订了各项计划，是德国在军事和外交方面进行战争准备的主要推行者。
戈林在审讯过程中多次供认，他对使用奴隶劳工负有责任：“我们出于安全的动机使用这些劳动力，为的是使他们不可能在本国活动，并使他们不从事反对我们的劳动。另一方面，他们的劳没有助于我们的经济竞争。”此外，他还供认：“劳工被强迫到德国来，我不否认有过这样的事。”说这些话的这个人就是四年计划的执行者，他受权负责征募和调配劳动力。作为空军总司令，他要求希姆莱为他的地下飞机工厂提供更多的奴隶劳工：“我曾要求集中营里的囚犯为空军的装备服务，这是合乎实际情况的，而且可以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作为四年计划的执行者，戈林曾签署过一项关于处置在德国的波兰劳工的指令，并且用党卫队保安勤务处的施行细则加以补充，其中包括“特别处置办法”。他颁发了在军火工业中使用苏联和法国战俘的指示；他谈到，逮捕波兰人和荷兰人，如有必要就把他们当作战俘，并利用他们去劳动。他承认，苏联的战俘曾被安排去操纵高射炮。
戈林曾以四年计划执行者的身份积极主管和从事对占领区的掠夺。早在对苏战争爆发以前，他就拟定了对苏联地区进行掠夺的计划。入侵苏联之前的两个月，希特勒就委任戈林全面负责这个地区的经济管理工作。戈林为执行这项任务设立了一个经济参谋部。他曾以大德意志国元帅的身份发布命令：“元帅的命令及于一切经济领域，包括粮食和农业在内。”根据戈林的由国防军印制的所谓“绿皮文件”，设立了“东方经济参谋部”。这个指示规定掠夺和毁灭缺粮地区的所有工业，此外，从余粮地区调出粮食以满足德国的需要。戈林申辩说，他的意图被误解了，但是他承认，如果俄国被征服，“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理所当然、而且有义务去利用俄国”。
戈林出席了1941 年7 月16 日的会议，希特勒在这次会议上声称，民族社会主义党人绝无离开被占领国的意图，而且应当采取“所有一切必要的措施——枪杀、迁移居民等等”。
戈林迫害犹太人，尤其是在1938 年11 月骚乱以后，他不仅在德国迫害犹太人，而且在被占领国对犹太人进行杀害；他在德国（如在其他地方所提及的）曾对犹太人课以十亿马克的罚金。他本人在当时的言论以及他的证词都表明，他首先关注的是经济，应该如何去劫夺犹太人的财产并把他们从欧洲的经济生活中排挤出去。当这些国家由于德国军队的突然袭击而沦陷的时候，他把德国的反犹太法令在这些国家推广实施。1939 年、1940 年和1941年的德国法令公报刊载了许多经戈林签署的反犹太人法令。虽然灭绝犹太人原来是由希姆莱负责进行的，但是戈林对此绝不是不加干预的，他积极参与了迫害犹太人的活动，尽管他在证人席上进行了各种申辩和保证。1941 年7月31 日他发出命令指示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在欧洲德国的势力范围内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
对戈林的量刑绝不能有所减轻，因为他从来就是、而且几乎一向是推动力，他的地位仅次于他的领袖。无论是作为政治领袖还是作为军事领袖，他都是发动侵略战争的领导人物；他是奴隶劳工计划的领导者，也是在德国国内和国外对犹太人和其他种族实施压迫计划的主谋，他对所有这一切罪行都供认不讳。在证词里，某些个别情节可能有矛盾，但是就整体来说，他本人的供认就已绰绰有余地证实了他的罪责。他罪大恶极，令人难以置信。对这个人，在全部审判记录中找不到任何宽宥的理由。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根据起诉书全部四条起诉理由宣判被告戈林有罪。
戈林在帮助希特勒取得政权的斗争中经常以阴谋挫败对手，而在大战开始后的几年里，戈林的言行更表明他是一个“出色”的阴谋家。
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里，由戈林统率的空军为希特勒以闪电战征服波兰的胜利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戈林在这一事件中，扮演了一个相当令人费解的角色。从表面上看，戈林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和行为是矛盾的，这种矛盾的根源是他的个人主义。戈林因自己在第三帝国所获得的权力地位而对希特勒感激不尽，所以他对希特勒认为正确的一切，总是全力以赴地去做。如果希特勒试图以武力威胁奥地利人、捷克人、波兰人的话，那么戈林也一定跟他一样为所欲为。而他的聪明才智（决不可只因戈林常常是追求享乐的小丑而低估了这一点）使他明白，德国还未强大到足以与一个能坚决抵抗的邻国作一次较大的较量，在这个阶段，利用欺骗手段攫取领土在政治上是适宜的。所以戈林在促进德国的重整军备的同时，竭尽全力在这方面来影响希特勒。
而另一方面，戈林为了个人利益，也并不愿意进行战争。在施佩尔的《回忆录》里，他叙述了戈林把个人的享乐看得多么至高无上。戈林和希特勒一样，喜欢把大楼改建成像莱比锡广场国会总统府那样，或者把新庄园住宅建造成像他豪华的卡琳哈尔庄园一样。一场战争可能会给戈林的切身利益带来危害，因为他在这场战争中无疑会成为主要角色之一。1938 年，戈林正值45岁，他追求享乐的欲望日益膨胀，希图过寄生虫的生活，只想打猎、旅游、收集艺术珍品、建造豪化的行宫、并以慷慨好客的主人身份宴请宾客。除此之外，他还把很多时间花费在他所钟爱的第二个妻子和1938 年6 月2 日出生的小女儿埃达身上。所以戈林有一定的诚意扮演交战双方调解人的角色。因为他个人认为，如果德国能够在欧洲采取和平手段加强它的地位，以取代必须进行的战争，他才会过上安逸的日子。此外，还应考虑到的因素是戈林并不十分健康，他患有内分泌失调、高血压，吸毒瘾也经常复发。
戈林作为经济独裁者主管为扩充军备服务的德国经济，同时他还充当希特勒“维护欧洲和平”的最重要的特使。戈林在这方面的主要竞争对手是1938年到外交部任职的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这是希特勒力图不使他的部下权势过大的又一措施。希特勒轮番使用他们两人去完成外交特别使命，这一做法导致戈林和里宾特洛甫永远只能互相倾轧和彼此厌恶。
1938 年里，各种事件几乎接踵而来。这一年是以希特勒第一届内阅“看守”成员之一陆军元帅维尔纳·弗洛姆堡所蒙受的耻辱而开始的。在此之前，弗洛姆堡一直担任国防部长兼国防军总司令，如今60 岁的弗洛姆堡在希特勒对苏联开始的疯狂备战中的表现，说明他已成为希特勒战略的一个障碍。困难的问题在于，要自然地免去他的职务，而不是简单地把他解职，因为那样做会激怒军官团，促使他们反对国家政权。
戈林是否参与了导致弗洛姆堡下台的可耻事件，就像他是否参与国会大厦纵火案一样无法得到证实。与之相关的重要一点是，尽管不能确定希特勒是否把他看作一位合适的国防军总司令人选，戈林则希望成为弗洛姆堡的继任人。弗洛姆堡并不了解戈林的心计，还愚蠢地去向戈林求教。因为他认为，与等级森严的纳粹党内的这位“社交名人”对话是十分必要的。这正是戈林平时注意联络这些不容轻视的局外人的结果。戈林对周围的一切始终具有敏锐的识别力。成为鳏夫已有好几年的弗洛姆堡希望同一个相当年轻的、社会地位不高的女人结婚。他迷上了个叫埃尔纳·格鲁恩的女人，并竭力争取戈林同意他们结婚。结果，戈林不仅同意弗洛姆堡的打算，而且还准备做他们的证婚人，并说服希特勒也当证婚人，很难猜测他这时究竟是怎么想的。弗洛姆堡于1938 年1 月12 日结婚，随后两人前往意大利的卡普利岛度蜜月。与此有关而无法证实的问题是，当时戈林是否已知道，埃尔纳·格鲁恩已被柏林警察局作为妓女记录在案，她还拍过淫秽的照片。就在弗洛姆堡与她动身旅行后不久，一份有关格鲁恩小姐的案卷递交到戈林手中。这份案卷来自柏林警察局局长沃尔夫·格拉夫·冯·海道尔夫之手。海道尔夫把这份案卷交给了凯特尔将军，他又迅速同戈林磋商。戈林向希特勒汇报了此事，并表示对此非常恼火，因为他们由于这一骗局而为一个妓女的婚礼当了证婚人。弗洛姆堡被迫作出抉择——宣布这次婚姻无效，或者辞职。于是他选择了辞职。
接踵而来的一个问题是，陆军总司令维尔纳·冯·弗里奇男爵可能成为弗洛姆堡的当然继任人。在希特勒看来，弗里奇是个思想僵化、抵制陆军新的侵略政策的反动分子。对弗里奇进行“诬告”的希姆莱和盖世太保工作十分迅速，使在这个问题上受戈林怂恿的希特勒于1 月26 日能够把一份盖世太保的案卷摆在弗里奇的面前。该案卷表明，弗里奇患有相公癖，希特勒甚至找到一个盖世太保中的证人来当面对质。这个坏家伙名叫汉斯·施密特。他起诉说，他有一次当场抓住了弗里奇，还拿到了贿赂他的钱。一位目击者报道说，戈林听了弗里奇与这位所谓的目击者之间的对质深为恼火。此人就是希特勒指挥部的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上校，他曾是弗里奇的副官。霍斯巴赫认为这种情况是令人讨厌的，所以他曾事先告诫过弗里奇，以使他对这种指责有所准备。弗里奇轻蔑地驳斥了这种指控，结果被无限期地送去了度假。
如今戈林期待着给他的报偿——在国防部的任命。但是，希特勒很快就感到军官团对弗里奇蒙受侮辱性的指控所表示的强烈不满，大家都认为这一指控是一种卑劣的阴谋伎俩。参谋总部要求通过军事法庭对弗里奇的指控无条件地加以澄清。希特勒不得不同意了这个要求。陆军指挥部下定决心让盖世太保的手法彻底暴露，同时要求盖世太保提出他们的证据。1938 年2 月4日，希特勒自己接管了国防部的指挥权，同时他如同在1934 年登上德国总统宝座一样，取消了一个职位，并把与此相关的权力攫为己有。他召开自己的所谓内阁会议，戈林当然也是其中的成员。希特勒宣布说：“从现在起，整个国防军的指挥权由我本人直接行使。”
希特勒采取了同样手段摆脱另一名1933 年人阁的老资格内阁看守成员——康斯坦丁·冯·牛赖特男爵的外交部长职务，而让自己的亲信之一里宾特洛甫接替了他。
这一系列变更对戈林来说几乎不能引起太大兴奋，因为事实上，这一切仅仅给他带来了一次晋升以及一根元帅杖而已。除此之外，他还得到一项不寻常的任务——主持军事法庭对弗里奇进行紧张的起诉程序，并负责终究是由他创建的盖世太保不被陆军的揭露而出丑。
对弗里奇的案件第一阶段审理应在1938 年3 月10 日举行。鉴于其他原因，这个日期也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在同一天，奥地利的危机达到了顶点，其他地方也急需派驻军队。因此这次审讯又推迟到3 月17 日。这一天，德国由于成功并吞了奥地利，全国一片欢腾。戈林把利用这次对奥地利的政治欺骗而取得的成功主要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