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密码-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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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则天看来，自己虽是女人，但高宗平庸，自己的才能绝对优于高宗，而且她统治期间在政治上打击了豪门世族，并通过发展科举制度，使得大量人才进入政治舞台，抑制了豪门垄断；她奖励农桑、兴修水利，减轻徭役并整顿均田制，使社会经济不断上升，民户数不断增长；她知人善任，破格用人，鼓励各级官吏举荐人才，并虚心纳谏， “累朝得多士之用”。她还加强封建国家的边防，改善与边境各族的关系。这就使得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而小小的一块墓碑是记不下自己的功绩的。正如明代一位无名诗人在无字碑上题的诗中写的那样：“乾陵松柏遭兵燹，满野牛羊春草齐；惟有乾人怀旧德，年年麦饭祀昭仪。”
第二种说法认为，武则天立“无字碑”是因为自知罪孽重大，感到还是不写碑文为好。此说提出的主要依据是：一是武则天以阿谀奉承的手段取得信任，从地位较低的“才人”，爬到掌握大权的皇后，最终废唐改周，自立为帝，建立了武周政权。二是，武则天培植自己的亲信，建立宫廷奸党集团，并打着李唐“朝庭”的旗号，实行告密和滥刑的恐怖政策，铲除异己。
岑仲勉、吕思勉等隋唐史专家根据宋代著名学者朱熹的《通鉴纲目》和欧阳修的《新唐书》等史籍，认为武则天“即使撇去私德不论，总观其在位廿一年实际，无丝毫政绩可记”。武则天当政时期，“对外族侵凌，全乏对策，而又居心疑忌，秉性残酷，陷人于罪，全凭锻炼；赋民间农器立颂德天枢，铸九鼎，构天堂，对国民生计毫无裨益”，武则天的统治阻滞了贞观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曾失掉安西四镇，危害了国家的统一。武则天自知自己执政中，篡权改制，滥杀无辜，荒淫无道，罪孽深重，无功可记，无德可载，与其贻笑后世，不如一字不镌。吕思勉还在其两卷本《隋唐五代史》中，把武则天说成是“暴君”，说她“使滥刑，任酷吏”，所谓“识人才”也是她拉帮结伙，结党营私而已。
第三种说法认为，武则天一生聪颖机警，常做惊人之举，立无字之碑是聪明之举，况且武则天留有遗言：“己之功过，留待后人评说”，功过是非让后人去评论，这是最好的办法。因为武则天有可以肯定的地方，也有应该否定的地方。武则天当政期间，贞观以来经济发展的趋势，仍在继续；在处理唐高宗去世前后的复杂局面中，她表现了不平凡的个人才干；就“纳谏”和“用人”这两点，连许多具有封建正统思想的人土，为之赞叹不已。但是，武则天的消极面也十分突出。如任用酷吏、滥杀无辜、崇信佛教、奢侈浪费等。特别是统治后期，朝廷政治日趋腐败，形成一批为武则天所纵容支持的新的特权贵族。武则天被迫交出权力，还政于唐中宗，她知道对自己的一生，人们会有各种各样的评价，碑文写好写坏都是难事，因此决定立“无字碑”，由后人去评价。
持第三种说法的学者指出：“从唐中宗起，陆贽、李绛、宋洪迈、清赵翼等人都很尊重武则天，对她评价很高。”认为，唐太宗打下的盛唐基础，建立了规模，而“武则天则巩固和发展了这一基础，没有武则天起作用的五十年，也就没有唐玄宗的‘开元之治’，武则天对唐朝的历史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应该肯定的，但也不能以偏概全，武则天的错误也是严重的，尤其是其统治后期，朝政腐败，新贵形成，对历史的前进起了阻碍的作用。”由于功过相掺，这些学者认为：“武则天是个聪明人，立无字碑立得聪明，功过是非，让后人去评论，这是最好的办法。”
第四种说法是，武则天生前并没有考虑自己的碑文问题，无字碑乃是他的儿子李显的主张。唐中宗李显虽是武则天的亲生儿子，但却长期在其淫威下惶恐度日，几度险遭毒手。李显对母亲滥施酷刑、滥杀无辜的暴行也是非常憎恨的。武则天先后毒死太子李弘；废太子李贤为庶人，后又逼其自杀。中宗李显当初即位不到一年，就被武则天废黜皇位，贬逐出京。先后二十多年间，李显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以至于每次听到武则天派人来看他，他都吓得胆战心惊。他的长子李重润、女儿李仙蕙都因出言不慎被武则天处死。此外，武则天晚年还一直思谋着将皇位传给其武家侄儿。有过这一番饱受折磨经历的中宗，重登皇位后虽然不能公开发泄对母亲的憎恨，但也讲不出对她歌功颂德的好话，只好干脆一字不刻，为武则天留下一块“无字碑”。另外李显也难定其称谓，如褒扬武则天，刻上“大周天册金轮圣神皇帝”，作为李唐子孙感情上不情愿；如贬斥其刻上“则天大圣皇后”，而武则天又明明做过十六年的“大周”皇帝。左右为难，无可奈何之下，就只能在高宗的“述圣碑”侧立一块“无字碑”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武则天建立大周朝之后，内心感觉愧疚不安，一心想在自己死后将江山归还李氏。但由于自己称帝的这段经历，使她对自己死后的境遇没有信心，更害怕世人责骂其篡位之罪，而且在自己死后，称呼自己是皇帝还是皇后，都难落笔，因为不管这种想法是出于其骄傲抑或谦虚，武则天曾君临天下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权衡之后，还是以无字碑更为恰当。
近年来，一些史学家又提出了新的见解：“无字碑”当初立碑时已经拟好了碑文，但因各种原因碑文没有铭刻到墓碑上，而极有可能被埋藏在乾陵地宫里。仔细观察了无字碑，可以看到“无字碑”的阳面布满了细线刻格子，虽经1300 多年风雨剥蚀至今仍比较清晰。根据碑阳面格子的总数算，该碑文约有3000余字。经过一番折磨的中宗，重登皇位后既不能公开发仇视母亲，又不愿为母亲歌功颂德的，于是采取了一个折衷的方法，就是将武则天在世时撰写的碑文以及武则天的《垂拱集》、《金轮集》及其它珍贵史册图册，被一起埋入乾陵地宫。
杨贵妃是否去了日本
杨贵妃是我国家喻户晓的一位绝代佳人，也是我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她的名字叫杨玉环，蒲州永乐（今山西省永济）人，蜀州司户杨玄琰的女儿。杨玉环姿质丰艳，善于歌舞，通音律，有“羞花”之貌，传说杨玉环在御花园观赏牡丹时，百花失色，羞愧不及玉环美貌，遂闭上花瓣。“羞花”一词由此而来。734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她被纳为唐玄宗第十八子寿王李瑁的王妃，这时的杨贵妃只有16岁，李瑁也年约16岁。737年，唐玄宗宠爱的武惠妃死后，后宫数千宫娥，无一能使玄宗满意。高力士为了讨唐玄宗的欢心，向唐玄宗推荐了寿王妃杨玉环。745年，唐玄宗册封杨氏为贵妃，“父夺子妻”，成为唐朝宫闱的一大怪闻。755年，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仓皇逃出长安。第二年，队伍途经马嵬驿的时候，军队哗变，逼唐玄宗诛杀杨国忠和杨玉环。万般无奈之下，唐玄宗赐杨贵妃自尽，时年杨玉环只有38岁。白居易的《长恨歌》，就是叙述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悲剧故事。
杨贵妃自杀于马嵬驿的说法，是正史的记载。如唐人李肇在其《国史补》中说：“玄宗幸蜀，至马嵬驿，命高力士缢贵妃于佛堂前梨树下，马嵬店媪收得锦靿一只，相传过客每一借玩，必须百钱，前后获利极多，媪因至富”。意思是杨贵妃死于马嵬驿的一座佛堂梨树下，在搬尸时，杨贵妃脚上的一只鞋子失落，导致一位老太婆借此大发其财。对于这一历史事件，《旧唐书》、《新唐书》的记录李肇的上述记载大同小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所引杨贵妃被缢的史料更为详细：当哗变的军士杀了杨国忠后，护驾的六军将士仍不肯继续前进，唐玄宗亲自下令，也无效。唐玄宗要高力士问军中主帅陈玄礼是什么缘故？陈玄礼回答说：“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唐辫宗听后，最初不肯割爱，“倚仗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录韦却前言曰‘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而唐玄宗却说：“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这时连高力士也一反常态，对玄宗说：“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视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玄宗经高力士劝说，“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这样才使六军将士“始整部伍为行计”（《唐记》三十四）。
不仅正史这样记载，一些诗词歌赋、稗官野史和戏剧传奇也认可和采用这种说法。如：元和元年（806年）冬，白居易任盩厔县尉，他的好友陈鸿和王质也寓居该县。一天，他们游览仙游寺，谈到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异常感慨，王质建议白居易以此为题写诗，白居易写了脍炙人口的《长恨歌》，陈鸿写了《长恨歌传》。陈鸿是位史学家，在写杨贵妃缢于马嵬驿一节时他是这样记叙道：杨国忠处后，“左右之意未决。上问之，当时敢言者，请以贵妃塞天下怨。上知不免，而不忍见其死，仅袂掩面，使牵之而云，仓皇展转，竟就死于尺组之下”。
虽然如此，也有一些人认为，杨贵妃不是自缢而死，而是死于乱军之中。此说主要见于一些唐诗中的描述。杜甫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在安禄山占据的长安，作《哀江头》一首，其中有“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之句，暗示杨贵妃不是被缢死于马嵬驿，因为缢死是不会见血的。李益所作七绝《过马嵬》和七律《过马嵬二首》中有“托君休洗莲花血”和“太真血染马蹄尽”等诗句，也反映了杨贵妃为乱军所杀，死于兵刃之下的情景。杜牧《华清宫三十韵》的“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张佑《华清宫和社舍人》的“血埋妃子艳”；温庭筠《马嵬驿》的“返魂无验表烟灭，埋血空生碧草愁”等诗句，也都认为杨贵妃血溅马嵬驿，并非被缢而死。
除此之外，也杨贵妃是吞金而死的说法。比如刘禹锡曾写过《马嵬行》一诗。他在诗中这样写道：“绿野扶风道，黄尘马嵬行，路边杨贵人，坟高三四尺。乃问里中儿，皆言幸蜀时，军家诛佞幸，天子舍妖姬。群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低回转美目，风日为天晖。贵人饮金屑，攸忽舜英暮，平生服杏丹，颜色真如故。”从这首诗来看，杨贵妃是吞金而死的。陈寅恪先生曾对这种说法颇感稀奇，并在《元白诗笺证稿》中作了考证。然而，陈寅恪并不排除杨贵妃在被缢死之前，也有可能吞过金。
不仅如此，有些人甚至认为杨贵妃没有自杀，而是被调包计所救后逃跑了。而且，早在唐代就有这种传闻。
一些人认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而是流落于民间，当了女道士。这种说法，在当时就已经有了。如白居易《长恨歌》中记载：“无旋地转回龙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说的是平叛后玄宗由蜀返长安，途经杨贵妃缢死处，踌躇不前，舍不得离开，但在马嵬坡的泥土中已见不到她的尸骨。后来又差方士寻找，“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白居易在这里暗示贵妃既未仙去，也未命归黄泉仍在人间。时至近代，俞平伯先生在《论诗词曲杂著》中对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作了考证。他认为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之本意，盖另有所长。如果以“长恨”为篇名，写至马嵬驿已足够了，何必还要在后面假设临邛道士和玉妃太真呢？俞先生认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当时六军哗变，贵妃被劫，钗钿委地，诗中明言唐玄宗“救不得”，所以正史所载的赐死之诏旨，当时决不会有。陈鸿的《长恨歌传》所言“使人牵之而去”，是说杨贵妃被使者牵去藏匿远地了。白居易《长恨歌》说唐玄宗回銮后要为杨贵妃改葬，结果是“马嵬坡下泥中土，不见玉颜空死处”，连尸骨都找不到，这就更证实贵妃未死于马嵬驿。值得注意的是，陈鸿作《长恨歌传》时，唯恐后人不明，特为点出：“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而“世所不闻”者，今传有《长恨歌》，这分明暗示杨贵妃并未死。
关于杨贵妃的下落，在日本也有种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死者是替身，杨贵妃则逃往日本的山口县大津郡油谷町久津。替身是个侍女，军中主帅陈玄礼爱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于是与高力士密谋，以侍女代替，高力士用车运来贵妃尸体，查验尸体的便是陈玄礼，因而使此计成功。而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大约在今上海附近扬帆出海，到了日本油谷町久津。1963年有一位日本姑娘向电视观众展示了自己的一本家谱，说她就是杨贵妃的后人。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惠，也自称是杨贵妃的后裔。
据说，唐玄宗平定安史之乱之后，曾派方士出海寻找。在久津找到杨贵妃后，方士还将唐玄宗所赠的二尊佛像交给了她，杨贵妃则赠玉簪作为答礼。这二尊佛像现在还供奉在日本的久津院内，杨贵妃最终死于日本，葬在久津的院内。至今当地还保有相传为杨贵妃墓的一座五轮塔。五轮塔是建在杨贵妃墓上的五座石塔。杨贵妃墓前有二块木板，一块是关于五轮塔的说明，一块是关于杨贵妃的说明，上面写着：“充满谜和浪漫色彩的杨贵妃之墓关于唐六代玄宗皇帝爱妾杨贵妃的传说。”
甚至有一种离奇的说法认为杨贵妃并没有去日本，而是远走美洲。台湾学者魏聚贤在《中国人发现美洲》一书声称，他考证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而是被人带往遥远的美洲。
民间传说杨贵妃死而复生，这反映了人们对她的同情与怀念。然而实际上，杨贵妃极有可能死于马嵬驿。《高力士外传》认为，杨贵妃的死，是由于“一时连坐”的缘故。换言之，六军将士憎恨杨国忠，也把杨贵妃牵连进去了。这是高力土的观点。因为《外传》是根据他的口述而编写的，而且从马嵬驿事变的形势来看，杨贵妃不死，唐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