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历史上的战争-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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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事的规模是自从蛮族入侵以来从未见过的。但是，这些战争至少应当看作是革命性变化的象征，同时也是革命的结果。
　　　　18世纪战争的性质，与当时社会的性质密不可分，这个国家发生了革命必然影响到另一个国家也发生革命。一旦，国家不再被认为是王室的“财产”（不管这些王侯为他们臣民的利益多么地辛勤工作），便成为那些献身于“自由”、“民族”、“革命”等抽象概念的威力巨大的工具。因此，大多数民众把国家看作是某种绝对“好”的化身，为了把国家争取到手，任何代价也不为高，任何牺牲也不为大。于是，洛可可时代那种“稳健与优柔寡断的竞赛”看来已成为荒谬可笑的时代错误。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生活在这个时代，他已觉察到，战争并非是与其他事物无关连的行为，而是国家政策的表现，是推行国家政策的另一种手段。国家的性质改变了，政策也就改变，因而战争的性质也改变了。
　　　　法国军队粉碎了旧体系，建立了（尽管还只是很初步地）崭新的卡洛林帝国（Carolingian　Empire），其疆土从维斯杜拉河Vistula；系波兰境内的大河。一直到大西洋。
　　　　在研究法国人为何有些成功时，我们并未发现有什么新奇武器。拿破仑的军械武器几乎同腓特烈大帝时代一模一样。
　　　　是有一些新的战术创新，但这些东西在革命战争前数十年内已为军事理论家与指挥官们广泛讨论并部分试用过。从这类创新中可拣出四条来说说：一是把军队组成若干分队，可以同时沿着几条大路行进，使行军速度更高、更加灵活；二是配置一些“自由行动、自由开火”的“侦察（搜索）”队——所谓的“轻步兵”或来福枪队；二是在战场上更灵活地运用大炮，提高它的命中率；四是组成进攻性纵队，取代横列，横列虽强化了进攻性冲锋但不利于防御——也就是说，把薄层改成了厚层。
　　　　头两项改革通过改进步兵武器便可达到，这在17世纪末已经开始。当时引进的隧火滑膛枪与刺刀，使每一个步兵在发挥火力与保卫自己两方面都有了更大的独立能力；并可派遣若干配置这些武器的小分队作为先锋队、后卫队或侧翼队；这些小分队可以自我保卫，甚至抵御强大的敌人直到解除危险或撤退。18世纪中叶，这类打前哨战的小分队已很普遍。但直到“七年战争”结束后，法国将军彼埃尔·德·布尔赛（P．de　Bourcet）才建议全军都应按这些规则组织起来。在《大战原则》（1775年）一书中，他建议把全军分成许多自成体系的“分队”，而不再采取军队整体移动方式，各个分队各自行进，互相支援，但都能单独行动。这样不仅能提高行军速度，而且指挥更加灵活。
　　　　因此，在传统的攻城术与供应办法之外，又有了一种新的战略谋划，即以加快速度为前提的小分队互相配合，并由各分队靠自己的力量坚持作战。这种组合方法还有一层好处。小单位沿着辅路进军无需全部依赖供应线，并能在某种程度上依靠沿线乡村供应即可，这就能使进军速度大大提高。18世纪晚期，西欧各国都较富足，道路系统也大大改善，更多的土地得到开发，军队如此行动的机会更加增多。
　　　　18世纪，打前哨战时，越来越多地运用小规模的搜索队进入森林或乡村中去进行侦察与搜索，为此需要培养这种专门人才去承担这类任务。此类行动需要有自信、反应灵敏并忠诚可靠，这在只会在长官监督下统一行动的列兵中是很难找到的。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哈布斯堡帝国的军队，他们在东南欧同土耳其人的长期争斗中显现出来这种才能。为了守卫边疆，帝国军队从当地征募一种独一无二的兵员，即：克罗地亚丘八原文为法文　pandours；意谓丘八、粗暴的人、掠夺者。，匈牙利轻骑兵，与阿尔巴尼亚大兵，去做担任侦察与搜索任务的轻骑兵。1741年，玛丽亚·特里萨女王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因需保卫西部国土不受普鲁士与法国的入侵，即系依靠这些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她的对手们抱怨说，这些轻装的军队远离大部队在前方或侧翼单独行动，就跟土匪、杀人犯差不多，必须采取步骤认真对付他们。法国同普鲁士的军队也开始征募特殊战士——轻骑兵原文为法文　chasseurs；既作“猎人”，又作“轻装兵”“狙击兵”。与山地狙击兵原文为德语　Jager，既作“猎人”，又作“（山地）狙击兵”。，让他们在起伏不平的山区巡逻，这些人都善于在山区或森林中战斗。腓特烈大帝征募了本国的轻骑兵，但完全不合他意愿的是，这支从事前哨战的分队成了一支“自由队”；后来他把他们解散了，并非常轻视地称他们为“冒险家、逃兵和土匪，他们同普通步兵不同处就在于他们缺少能使步兵变强的东西——纪律。”另一所锻炼侦察兵的学校是北美森林，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军队都同样发现欧洲常规战术的局限性，那里的战争都是“非常规的”。出现“革命战争”曙光的前夜，各种各样的步兵几乎都穿上了猎人惯穿的绿色服装以便伪装，所有的欧洲军队差不多都采用这种办法。RevolutionFor　an　Authoritative　Survey　see　Peter　Paret；　Yorckand　the　Era　of　Prussian　Military　Reform；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66；　P28…46。至于炮兵，前已述及让·巴蒂斯特·德·格里博瓦18世纪60年代在法国军队中所进行的改革，使法国炮标准化，易运转，并提高了准确性。人炮在战场上的配置模式，让·杜·泰尔（Jean　du　Teil）骑士曾作过图解。让·杜·泰尔骑士同他的兄长约瑟夫·杜·泰尔（Joseph　du　Teil）男爵都是年轻的波拿巴特的教师与恩主。在《旷野作战中大炮的用法》（1778年）一书中，让·杜·泰尔指出，战场上使用大炮近似攻城的概念。他特别指出如何集中炮火威力，在敌人的阵列中炸开一个缺口。他还强调了战术因素，如火力与移位的相互依存，倾斜火力优于径直火力，但他总是回到需要集中火力这一要点上来。“我们必须把最大数量的军队与大量大炮集中起来攻击一点，方能使敌受创，……我们必须使大炮数量加倍，集中攻击一点，取胜方有把握，……大炮只有精心保养并加倍其数量，方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Robert　S。Quimby；　The　Background　of　Napoleonic　Warfar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57；　P。296。自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以来，法国军队仍继续沿用步兵方阵齐整进攻这一正统作战方法，已成为代价昂贵的僵化方式。法国人还比不上普鲁士人那样，经过无懈可击的训练，以铁的纪律严格约束，把步兵排成横列的单层。这的确需要一种很特殊的军队才行。18世纪早期法国最卓越的军事作家谢瓦利埃·杜·富拉尔（Chevalier　de　Folard）竭力主张用方阵进攻，设计这种层次很密的方阵用意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震吓敌人的作用而不在火力大小，他的这种思想在法国军队中始终保持深刻影响直至革命爆发。“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法国竭力贯彻这一战术，结果是敌人炮火把法国步兵方阵轰得四处逃窜。到本世纪末，这种战术也就很少采用了。最有效的步兵阵式，是由吉尔贝首创的“灵活的综合阵法”，即组成若干小型方阵，必要时可联成一线，后来成为“法国军队规则”（1791年）的基础，至少是“革命”军队奉行的正式理论。
　　　　但是，1792年，“革命”军队需要抵御进犯的对方军队时，很少有机会去实践这种正式的军事理论。皇家军队中有一部分人向革命政府效忠，但这部分军队被看作是不可信任的。现在已经没有这么大量的经过训练、纪律严明的步兵来运用旧政权时代的战术。即使还有教导、灌输的时间，自愿参军的士兵也不打算再遵守传统的纪律。革命军队都根据“必要“去办事，把卢梭让·雅克·卢梭（J。　J。Rousseau；　1712…1778），在瑞士出生，生活在法国，哲学家、作家、政论家。关于“自然人”的概念升华为指导性原则，对旧秩序的不自然作法不再理会。他们自由自在地打仗，以捍卫已得的自由，他们用大队进攻与分散搜索相结合的办法，高叫着“上刺刀！”猛向前冲。这是一种作战的天然模式。的确，对于这批在战斗前一两天才刚刚摸过滑膛枪的士兵来说，也只能采用这样的作战方式，当然这样的作战方式是全然不相宜的。人们不能忘记，革命军队中含有大量正规兵、军士与年轻的军官，他们欣喜地获得了在旧制度下得不到的责任与机会。尤其是炮兵与轻步兵，从前被贵族们看作是时髦的岗位，从不让平民插手。正是旧军队的正规大炮于1792年9月炮轰瓦米，拯救了“革命”。第二年，法国军队重组成新老成分混合的正式军队，一个正规的营按自愿编成两个队；国家警卫队旧的白式皇家制服改为红白蓝三色。新法国军队成功的奥秘在于把旧制度下的职业性同保卫国家的热忱结合了起来。
　　　　如果不是经过从前狂热的专制制度下的训练、现在又由一位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最伟大的军事天才来领导，这些混编的部队也许还打得不如从前那样好，尽管他们也无需像从前那样作战这么久。当然，如果他们无法对抗既受过专业训练、又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他们也就不会从革命战争的最初几年中活下来，更不必说胜利地活下来。旧时的君主们必须仔细地计算他们的军事预算，因为保持一支正规军队在财政上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在革命的国家，庞大的军事预算是不会有人反对的。1793年，志愿入伍者已基本消失，为此“8月23日法律”规定：“自即日起，直至敌人被驱逐出共和国领土之日，全体法国人永远有服兵役的责任”。
　　　　一年之内，敌人被清除出法国领土，然而，无情地不断扩大的征兵工作延长达二十年之久。1794年末，法国革命军队的组织者拉扎尔·卡尔诺（Lazare　Carnot）指挥着百万大军，他利用这一优势在各个战场上耀武扬威。效果总是来自数量！这是他的口头禅。“计谋没有用，军事艺术没有用，只有火、钢和爱国心才管用！”18世纪的战争中几乎已见不到的纯粹的凶残，如今又屡见不鲜。卡尔诺写道：“战争就是残暴，要么不顾一切，要么就回家。”既然恐怖已成为家常便饭，战场上自然应当变本加厉。他鼓吹：“我们必须消灭敌人，直到赶尽杀绝！”Marcel　Reinhard；　Le　grandCarnot；　Paris；　1950；　Vol。II；P。100…108。战争不再是有节制的了，不再是可以不分胜负的了。
　　　　既然人能征召，那么全国的资源都可以征用来养活军队，包括武器、装备、着装与军粮。卡尔诺与其同事们为此创立了一种“有计划的战时经济”，其基础是断头台的恐吓。各地的粮食都征集起来，不顾当地居民的必要消费。设立国营的面包房，生产“相同的面包”，按供应卡分配给国民。所有消费品都由政府规定了最高价格。奢侈品全部征收来供出口，换回战争物资，全部国际贸易都由一个中央委员会加以管理。所有运输及工业生产都被宣布国有化，并用作军事工业。私藏财物以逃避管制者，或在黑市上做交易者，一律处死。武器、弹药、军服与装备的制作，都由国家来组织。甚至科学家也被征召来解决冶金、爆炸、发射，以及其他有关武器生产的问题。在默东（Meudon）设立一座供研究用的实验室，发明了头一批军事观察用的气球。巴黎同前线之间架通了信号式的电话。这是科学头一次在国家规模上用于战争活动。
　　　　行动同概念不相等。一旦外国入侵的紧迫危险消除了，人民便不再准备采用那些概念，极权政府也无法用他们惯用的手段去强制人民。一旦，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领导的“恐怖与效能”政府于1794年热月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共和历的第11月，相当于公历7月19日到8月17日。被推翻，供应军用品的企业又转为私营企业。通常负责管理这方面业务的军需处现已不能适应已发展至如此大规模的业务活动，于是贪污便盛行起来。军务合同商成为炫耀一时的“五人执政内阁”法国1795－1799年间由“五人执政内阁”统治国家。与“帝国”的新贵；纳税人（先是法国的，后来包括欧洲各国的）则受尽压榨，以饱“新贵”们的私囊。有一种说法．说拿破仑的军队有三类人；高级军官既有荣耀又有财富；低级军官和士兵有荣耀无财富；后勤委员有财富无荣耀。Jean　Morvan；　Le　Soldat　imperial；Paris；　1904；Vol。I；　P479　and　passim。毫无疑问，1794年后是不可能遣散这些人数庞大的军队的，如果这样做，将使法国国内一片混乱。向样毫无疑问的是，法国国内是供养不起这些军队的。开头是保卫法国、保卫革命的战争，现在变成了先是掠夺后是征服的战争。五人执政内阁的将军们留在国外，不怎么关心法国军队开到了何处。年轻的波拿巴特率领一支忍饥挨饿、军服褴褛的军队，仅凭着掠夺的许诺，于1796年进入意大利，事后创造出一个征服的理由。如问拿破仑的军队为什么会跟着他不仅进入意大利而且还进军埃及、德国、波兰，最终到了俄罗斯，并看到这支破破烂烂的年轻军队还不断得以扩充，其原因是他们别无选择，何况当兵总比在家里呆着要好。我们发现，其中还有一种答案是盼望掠夺战利品；另一种理由是希望促进大陆各国的交流（拿破仑的军队是推动社会流动性最有效的工具）；再一种理由是喜欢冒险。所有这些理由都可以概括进一个概念：光荣。旧时的僵硬模式被打破了，再无限制个人凭他的勇猛与才智去获得大量财富。正如威灵顿公爵所说的：（拿破仑）是一国的君王，同时又是军队的军事首领。那个国家是建立在军事基础上的。所有的机构架设起来都是为着组织并保持一支意在征服的军队。所有的政府职位与奖赏都是首先为着军队保留着的。一名军官，甚至一名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