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家族全传-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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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春宋子文去广州改组该省财政之后，又成立了华南米业公司。新公司亦决定资本1000万元，并表面上宣称从事华中、华南大米的改进、生产、运输和销售业务。宋子文为该公司董事长，董事有孙科、宋子良、吴铁城（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和银行界的宋汉章、唐寿民、王志率等。而在实际上，华南米业公司最重要的经营，是供应华南饥荒地区的大米。因为1937年春天华南地区大米奇缺，老百姓茹草度日。显然，这又给他们谋取私利，提供了机会。
1936年秋天，南京政府为解救两广饥荒，曾考虑从东南亚免税进口 200万担大米。计划经过半年的考虑，于1937年4月新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及米业公司董事吴铁城批准免税大米由广州进口。这样华南米业公司垄断了大米进口。该公司自称它的宗旨是为开发国内大米销售市场，实则进口洋米乃是它的大宗业务。不过，1937年春天，宋子文确曾指示过在浙江、江苏和湖南等省采购大米，但这是因为当时这些地区稻谷丰收，米价低廉。
1936年底，宋子文想到要去发展他的故乡海南岛。于是其开发海南岛计划和米业公司成立的情况相似，也是亦公亦私性质，既为国家又为个人。当时，宋子文希望南京政府增强对海南岛的控制，以阻止日本入侵该地区，当然同时也希望开发海南岛的经济。并且宋子文的计划也包括了为个人投资以赚取私利。1936年11月，宋子文在广州举行的海南故乡开发会议上，宣布了他开发海南岛的计划。其全部计划包括公路、铁路和码头等方面的投资。1937年6月，他到海南岛开始执行这一计划，但很快就因抗战爆发而中止了。
此外宋子文在其他方面的投资，则纯粹为了个人赚钱，其中最明显的是他购买了足以控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股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当年中国最大的的一家烟草公司。早在20年代，它就和其他很多华商烟草公司一样，兴盛一时。但后来，由于英美烟草公司的竞争和自身经营不善而摇摇欲坠。因当时南京政府实行的税制政策有利外商，则使这些问题更为严重。1932年烟税实行二级税率制，中国公司主要产品的低级烟的税率比英美公司高级烟要大得多。1934年上海华商烟厂向南京政府请愿，迫切要求恢复以前的七级税率制，并指出：因多数中国烟厂生产低级烟。过往的经验证明，原来的七级税率制对中国工厂最有利，修改为三级税率制后利益减少，而现在的二级税率制只有利于外国工厂。但南京政府不顾华商公司的具体困难，只求增加税收，拒绝改变税率。其后，1935年南京政府财政部又向英美烟草公司借款1000万元，并承诺继续实行二级税率制，直到还清借款。
因经济萧条时期南洋烟草公司困难加剧，宋子文加入南洋公司并出任董事长虽然简氏会失去对公司的控制，但以宋子文为主则会从南京政府得到更多的照顾。1937年3月达成协议，宋买得能控制该公司的半数股票；当初虽估价为1810万元，而后来宋子文仅用100万元即行购得。
宋子文控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后，1937年4月财政部宣布实行新四级烟税制，各级烟的税率都提高，尤其高级烟比较低级烟增加的百分比较大。当时按箱计算，每箱值100元的增税25％，每箱800元的增税167％。新税制因此有利于中国烟厂。
1937年6月南京政府又宣布进口各级纸烟一律增税80％。由此看来，一当宋子文购买当时中国最大的南洋烟草公司后，南京政府对洋烟与华商烟厂的政策立即就趋于一致了。而在此之前，华商烟草业资本家要求改变征税的请求，却一直是无人理睬的。
当年宋子文还积极参与筹组中国汽车制造公司，试图在国内生产中国自己的汽车。在1936年12月汽车制造公司成立会上，决定公司资本150万元，制造工厂设在湖南东部，总公司设在上海。该公司董事包括宋子文、宋子良、张嘉、叶琢堂、陈果夫和全国经济委员会总务长秦汾。后来不久，该公司的经营亦因战争爆发而中断。
那么在这里，我们怎样评价宋子文呢？有人说他是中国工商界发展的促进派，当年为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又有人说他以权谋私，中饱私囊，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国家蛀虫。总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所以这里笔者亦不愿妄加评论，结论还是留给历史去评说吧。但不管怎样，宋子文当年通过他自己的努力，使当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工商业，有了一个较大的突破，这一点事实，应该是历史存在的。当然，在这期间宋子文也中饱私囊，为自己及整个来氏家族攫取了堪称巨额的私人财富。此一点，亦是历史所无法回避的事实。
第十一章 宋庆龄坚持反蒋
1．斯诺采访孙夫人
本世纪30年代一个金风送爽的季节。
一天在上海静安寺路旁的一家巧克力商店里，宋庆龄打量着一位约见她的美国小伙子。这是她当年留学时见惯了的那种美国南方小伙子挺拔的个头，栗黄色的长发，碧蓝的眼睛。他讲话时，那种有些软性化的南方口音，让宋庆龄立刻感到熟悉和亲切。
“孙夫人，我还是再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埃德加·斯诺，是上海租界里《密勒氏评论报》的代理主编，兼美国《芝加哥论坛报》驻远东记者。我这次约见夫人，是应《先驱论坛报》主编威廉之约，准备撰写您的传略。”
宋庆龄听罢点点头，显然这些基本情况她已经知道了，而且她对这些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热情。
此时斯诺显然也感到，这样干巴巴地开头进行采访是不成功的，自己还必须多说点什么，以尽可能引起对方的兴趣才行。
“我3年前就来到中国任职，我对中国问题很有兴趣。虽然3年来我一直在苦苦奋斗，力求借自己身在中国的优势，写出对中国问题有独到见解的文章，让西方从我的文章中更好地了解中国；也让我自己一举成名，成为有影响的新闻记者或专栏作家。但是迄今收效甚微，在新闻界、在中国问题的研究领域，我现在还是个无名之辈。我写的东西，还没有引起过太大的影响。孙夫人，您不会因此怀疑我的能力、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吧？”埃德加·斯诺试探着问。
顿时，小伙子的率直引起了宋庆龄的好感。这正是许多美国人的作风，这比有些人的装腔作势更能博得信任。于是宋庆龄笑了：“小伙子，你还年轻嘛！只要有决心、有毅力，总是会成功的。我可以把我的一些情况告诉你，但是有一条要求，就是你必须如实地报道，而不能强加某些我没有讲过的东西。”
“感谢夫人对我的鼓励！至于您的要求，我认为是完全正当的，我一定会照着做的。因为从我这方面来说，那也是最起码的新闻职业道德。”
一场愉快的谈话开始了。
他们共进午餐后，又开始慢慢品茶。宋庆龄感到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特别需要向世界宣传，尤其是她曾留学过的美国。在那里，许多人对中国的事情，一直只能听到一些不负责任的记者“妙笔生花”，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胡扯乱侃。眼下通过这位年轻人如实报道一些情况以正视听，是有好处的。再说，在美国有许多多年来一直在关心她的朋友，自己的情况也有必要让朋友们知道得更详细一些。
他们之间的谈话是轻松的。斯诺并不像某些咄咄逼人的西方记者那样，提出一连串尖锐或沉重的问题，让对方犯人招供式地回答。他认为，要同宋庆龄这样一位世界景仰的伟大女性真诚地对话，首先需要在双方之间建立起一种信任，不能光要求谈人家的事，自己的情况也需要让人家有所了解。于是，斯诺先谈了一些自己的情况，包括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以及从前所发表的主要文章等。
斯诺谈着谈着，宋庆龄笑了。斯诺惊奇地问：“孙夫人，是我讲的什么情况让您发笑了吗？”
宋庆龄笑着说：“记者先生……”
斯诺连忙纠正说：“孙夫人，我在您面前是晚辈，我希望您在称呼我的时候，能直呼我的名字。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也只有这样，才便于我能听到您真正的心声。”
“很好，小伙子。你是一位诚实的青年。所以我想我也不必太客气，那样就显得太生分了。你说是么？”
“正是这样，夫人。” 宋庆龄端起茶，慢慢呷了一口道：“我现在知道了一个问题的答案。”
“关于哪方面的？”斯诺很注意地凑了过去。
“是关于你的。开始谈话时我记得你说过你在中国已经工作三年了，勤奋并且写了不少东西，但迄今为止，好像还没有引起太大反响。是吧？”宋庆龄问道。
“是这样的，夫人。”斯诺点头称是。
“我刚才已经知道了其中的原因。这就是你对中国问题的认识，还在受着某些人偏见的影响。你还没有独立地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没有真正地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而目前用这样的观点去看问题，你写的东西再多，也难脱别人的范围。虽然有时也能让某些人看了高兴，但决不会引起真正的反响。我这样说你不会介意吧？”
斯诺用茶杯盖把茶水上面的浮叶划了几下才开口答道：“夫人，我听得出来，您是指我对中国问题的根本看法存在缺陷。的确，这些看法我是在国内时就这样听来的，到中国以后别人也是这样对我讲的，我还从未怀疑过这种观点有什么不妥。是的，夫人，我从未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现在我想问一下，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蒋介石发动北伐，把中国从军阀手中解救出来；并且他制止了共产党鼓动的‘暴民’在农村的混乱，阻止了中国赤化的危险。在这些事情上，正义难道不是在他这方面吗？共产党鼓吹阶级斗争，一心想搞暴力革命，这对你们国家有好处吗？”
斯诺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他想观察一下宋庆龄的反应。但宋庆龄没有立即接话，只是用眼神鼓励他把话说完。斯诺于是又接着说道：
“还有，共产党在他们割据的地方搞土地革命，这实际是一种劫富济贫的老办法。靠这种办法恐怕只能鼓励懒惰。我倒是认为，晏阳初的农村复兴运动才是中国发展的希望所在。夫人，我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有什么不妥，我想听听夫人是否有另外的见解？”
宋庆龄又一次笑了：“我是有另外的见解。否则，我就不是现在的我了。而且，如果你不了解我的见解，你就会有许多事情根本无法理解。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比如北伐，那是孙中山先生生前就制定的计划，并且已经奠定了基础。是他领导的革命把中国从封建统治下解放出来，但是，当时那场革命是不彻底的，而且革命的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了，并且由此又带来一个北洋军阀的混战时期。孙先生的后半生一直都在同袁世凯以及袁世凯的继承者们作斗争。他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共产党合作，壮大了革命力量，从政治、组织、军事上为北伐作了准备。他去世后，这些政策开始还在实行，所以北伐开始进行得很顺利。这里面就有很大功劳归于共产党的组织和他们的党员，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为北伐奠定了胜利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你所说的‘暴民’，是他们在上海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使蒋介石没费一枪一弹就进入了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可以说是湖南、湖北、江西的农民运动，使北伐军所到之处，不断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所以战斗连战连捷，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斯诺听得非常专注，这些事情对他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如果不是这位受到过美国教育的、文弱美丽的孙夫人当面这样讲，他会把这些话看作纯属共产党的宣传而不屑一顾的。但是，当这些话出自当时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威望的孙夫人之口时，他就不得不认真考虑她的直接见证人地位，以及她所叙述的真实性了。
宋庆龄看斯诺陷入了沉思，她知道自己方才的这些话对这位年轻人来说，也许是闻所未闻的，她应该把话讲完，然后一并交给他去比较和辨别。
“但是，北伐进行到中途，蒋介石自以为羽毛丰满了，于是他叛变了。他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他把国民党的盟友共产党一把推进了血泊里，对曾经帮助过他的那些工农群众也举起了屠刀。他实行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而这样一来，中国整个社会的情形同北伐以前相比，就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孙夫人，这些是您的真实想法吗？您的确是这样认为的吗？”斯诺仍旧有些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
宋庆龄缓缓地说：“这些就是我脱离现在的国民党并且坚持不参加现政府工作的原因。我并不要求你一定接受我的观点，但是你应该了解这些。否则，你不仅写不好我的传略，恐怕也难以在记者生涯中达到新的境界。”
那天一直谈到吃晚饭时，埃德加·斯诺感到他已经开始了解孙夫人了。他看到了她巨大精神力量，感受到了她的正直与无私，体验了中国最美好的思想与情感。虽然当时他还不能一下子达到宋庆龄对中国问题认识的水平，但是他已经感到，孙夫人肯以牺牲家庭关系和财富享受而追求的东西，一定是具有更高价值的。
这次采访宋庆龄而进行的谈话，不啻给斯诺当时的思想注人了一支清醒剂。从此，他们之间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并且宋庆龄给斯诺指出了一种新的认识中国问题的思路。在以后的日子里，斯诺用新的视角进行观察和思考，终于逐渐看清了蒋介石政府是一个腐败和缺乏效率的政府，是目前中国一切苦难的根源；当时的中国不仅不能靠蒋介石政府来拯救，相反倒应该切除这个毒瘤。由此看来，中国确实需要一场血与火的暴力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