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王-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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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为什么不用紫药水在每个练习生的背上画个数？当每个人走出列队取枪时，你们看一下他的背后。假如背上有一个数，你们便可以确定他不是海丰警察部队的人，而是我们培训的军营战士。
即使美国教官们能相当肯定当届学生的所属班级，但他们往往没有注意到，至少有些以前的毕业生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各训练班中重复毕业。
第二十一章 中美合作所训练营训练班
中美合作所的第一个训练点设在安徽商业中心徽州以南几公里外歙县雄村的一座山庙里。与军统的培训点一样，因其地名而被训练点成员们称为“雄村班”。一开始只有6个美国军官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巴德·马斯特斯（Bud Masters）少校手下的军人。他们的设备是从重庆用6辆机动卡车拖来的武器和军火。但据说在不远处有6000名“忠义救国军”的士兵，附近还有戴笠的2000名“训练有素”的部队，他们似乎都准备好了向训练班提供受训人员，不过据报道，他们都缺乏军火和军用设备。
中美合作所的教官们用了6个月的时间来准备一个由320人参加的有关游击战的课程。然而令人失望的是，首批新兵们都不合格。据梅乐斯回忆：
戴将军的地区指挥官们负责提供人员，但他们转而要哄骗管事的团长们把他们派往这个新训练项目。结果，起先那些被派来的人往往是其所在的部队中最无用的人。只是在我们的训练点显示了其价值并且被全面接受后，他们才把我们真正要的那种人分配给我们。
不过，招来的新兵们搞起走私和间谍来十分拿手，他们经常去上海替美国人搞来汽油、车胎、报纸，甚至面粉口袋——梅乐斯的人用它来运送一种俗称“杰弥玛大婶”，类似面粉样、用来制造炸药的物质到头来，这个训练班的记录有好有坏，部分原因是日本人把300个俘虏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全都从当地迁走，导致营救美国战俘的失败。
第二班——湖南洪江班，有意选在湖区，离中国海军训练学校水雷制造站不远。美国人计划使用包括海匪在内的中国内河水手和小型船只驾驶员作为海军力量。梅乐斯后来写道：“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想法，但也从未发展过它。”部分问题是“戴将军对船只一无所知，而且他对中国海军的人没有控制力——甚至连在内地的部分，如第二班附近的也没有”。
第三班——临汝班，亦称牛冬班，设在河南，游击队可以在那里骚扰敌人的通讯线路。他们驻扎的山庙叫凤穴寺，豫西朝拜的人都知道这座庙。由于可怕的饥荒和战火，凤穴寺曾颓败不堪。有的和尚搬到了庙的另一面，有几个年轻的难耐饥饿，索性加入了中美合作所的训练班。
由于在战斗中装备不足，临汝班的游击队没有牵制住敌人，相反，在日本人进攻时，他们便向西逃散。但训练班本身既表明了在美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距离，也显示了军统教官们对正确的政治训练的格外强调。
临汝训练纵队的美国教官们的头衔都不高，在上士和上尉之间。他们都不懂中文，完全依赖从军统翻译班来的8个翻译，然而这些华侨连最基本的军事词汇都不懂。
结果，只有几个美国军官知道学员们的强制性政治培训，明白他们的四周到处是军统的特工，或者意识到禁止中国军官同他们结交的命令。中国人都住在寺庙里面，而美国人则住在寺庙东边一块平地上建起的有12间屋子的西式房子里。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优越，还有厨师专门为他们做西餐，但他们很少与同住一个营地的中国人来往。仲向白在任临汝班政治教员的4个月里，从来没有跟一个美国人说过话。
除了不能跟外国人结交以外，戴笠的部下也被禁止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并严禁“标新立异”。尽管这是国民党机构，但临汝训练点不允许有任何国民党团体，包括“三青团”在内。而且，每个学员都必须写一个自己的政治背景履历，并和政治指导员详细地讨论这份履历，政治指导员还在饭桌上或类似的闲暇时刻观察学员们的政治倾向。对军统的基本原则，如蒋介石是国家的伟大领袖，军统是全国“清白的”和“最革命的”部分，秘密特工是委员长的“耳目”，以及一个理想的军统特工必须既是个无名英雄，又要具有“革命的人生观”等等，任何人如果有所质疑，便被当做离经叛道者，打上“标新立异”的标签。
第六班是华安班，设在福建漳州。建于1944年8月。在这之前，中美合作所参谋长李崇诗陪同梅乐斯去了福建沿海地区，军统闽南站站长陈达元秘书接待了他们。这三位官员都认为在这个海匪和土匪出没的地区建立训练班非常重要。梅乐斯回到重庆后，说服戴笠亲自在7月里前往曾为出版中心的建阳，与陈达元和闽北站站长王调勋见面。戴笠不仅同意建立这个新训练班，而且决定成立一个“中美合作所东南办事处”来监管上海、定海、福州和漳州4个重要情报站。
华安班从一开始就充斥了在陈达元和雷镇钟（他们都是训练班的副主任）控制的纵队之间的派系斗争，其中一个纵队长与戴笠的私人关系使这种斗争变得更加复杂。尽管美国教官们积极努力，这个训练项目仍非常松懈。虽然雷镇钟受过军队训练，但陈达元却是个农业专家，对军事一窍不通。军统的中国官员们还对中美同级官员的不同工资感到非常不满：前者每月200元，后者比前者高10倍。更有甚者，4个美国人的伙食水平相当于整个纵队180个中国人的伙食。美国人对整个训练班财政上的控制，显然无助于平息中国人对这种巨大的伙食差别的义愤。
据训练班一个后来参加了共产党的中国军官说，在1945年7月中旬一个短战役中，华安班在向日本军队进攻时受挫。但在8月份日本人投降后，华安班占领了厦门。到了年底，训练班改编成“别动军暂编纵队”，后来它跟随陈达元去了台湾。
除此以外，还有9个战地训练点：修水（江西）、建瓯（福建）、玉壶（浙江）、东峰（福建）、息烽（贵州）、临泉（安徽）、焦岭（广东）、港口（浙江）、梅县（广东）。但最重要的训练点是中美合作所第九班，它设在离重庆约20公里的嘉陵江畔的总部歌乐山上。
第二十一章 中美合作所训练营歌乐山
歌乐山是一片丘陵地带，它分成约6多公里宽、10公里深的3个盆地一眼看上去，那是个“可爱的地方”，一个松树覆盖的山峦下田园诗般的所在。3个峡谷与主要的山脉形成直角，每个峡谷中小小的农庄之间有潺潺流水相连。
从重庆歌乐山到沙磁区，毗连起伏的丘陵，广阔的山谷地带，长达13华里，纵横20余里，包括渣滓洞、梅园、杨家山、造时场、松林坡、白公馆、五灵观、红炉厂、王家院子、熊家院子、小杨公桥、朱公馆、步云桥、岚垭等地，都属于“中美合作所”的特区。
这个秘密隐藏的营地周围有电网环绕，武装巡逻守卫，对擅入者格杀毋论。 “从步云桥到歌乐山的村落，全被封锁，不让老百姓通行。五灵观等地的居民，均被强行赶出。在特区范围内，除了持有特别通行证的美蒋特务外，一律不许进出。误入者便被抓起来杀掉。
在整个战争中，戴笠的人在美国物资和资金的援助下，把梯田改造成了一片具有800幢房屋的基地。整个基地包括兵营、操练场、兵工厂、靶场、教室、警犬房、鸽棚、无线电通讯室、一个监狱和审讯设施。这三个平行的山谷中以最南面的为最大。那里有戴笠的一些住所，它们是峡谷上面山坡松树林中的地中海式别墅。旁边是军统特务训练营。中间的盆地驻扎了美国人，他们有自己干净的食堂、西式的厕所设备（梅乐斯带了一个马桶到这片山丘，让人在当地的一个陶瓷厂仿造）、礼堂和舞厅，戴笠在那里举行由“漂亮而衣着时髦的中国女郎”主持的宴会。最后，北面也就是最小的山谷中设有一个“严酷的监狱，关于它有很多不幸的故事”。自然，这就是在《红岩》里描述的集中营和酷刑室“白公馆”。
在戴笠看来，中美合作所协议中最重要的条款之一，是按美国执法机构的模式对蒋介石的特工（尤其是对“刑事警察干部”）进行训练。这个“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将使戴笠组成他自己的调查单位，从而与陈立夫中央统计局的“中国FBI”抗衡。梅乐斯意识到，在这位中国将军的眼里，这便是美国人在中美合作所训练游击队项目中最重要的交换物。
戴将军为了实现他的愿望而不惜一切代价。针对他的这种最真挚的愿望，我们开始“试行”FBI学校的模式。于是查理·强斯敦（Charlie Johnston）少校和4个精心挑选出来的专家带着大量的设备、充沛的精力和丰富的想法到达了。
强斯敦（在文职生活中他是一个FBI特工人员，后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法律参赞）携带的专家小组后来扩展到了20多名成员，其中有前FBI特工人员、财政部的毒品稽查官、纽约市警察的排弹专家、火灾调查员、州警以及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地区检察官。这些“摧毁和保卫”的专家们奉命采用最新技术和手段（武器、测谎器、警犬、镣铐、喷妥撒、弹道学等），在监视、审讯和情报分析方面训练戴笠的高级特务。
后来梅乐斯坦白地承认，在歌乐山“我们从来无法把警察活动与游击活动区分开来。”我们的理论是，尽量训练一些人来做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既然戴笠在30年代初建立了一所警察学校，五年来一直主管这所学校，而且从理论上说，中国所有沦陷区的警察都归他指挥，所以我们必须利用他们。于是我们在重庆组织了一个班，并把沦陷区各地的警察局长召到此地，给他们开办类似的课程。
对于训练秘密警察，他的理由是，一旦他们回到沦陷区充当傀儡警察的头目，会在拯救成百名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方面起到关键的作用，不然这些美国飞行员就会落到敌人手里。
但不论在当时还是在此前，这种解释都无法平息这样的抨击，即，梅乐斯和海军情报局用中美合作所来训练戴笠镇压异己的秘密警察，有时甚至目击了对犯人的刑讯逼供。美国国务院和战略情报局都反对在中美合作所里组成一个“FBI的学校”来训练戴笠的秘密警察，因为这像是“戴笠赤裸裸地要确保美方对国民党的内部政治压制的支持”。作为对这些抨击的回答，邓诺文将军通过梅泽上校命令梅乐斯把训练班“警察班”的名字改为“反间谍班”，并指示：“这个班的作用应当尽可能地针对反对敌人的活动。”
第二十一章 中美合作所训练营魏德迈的担忧
魏德迈（Wedemeyer）在接替了约瑟夫·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的美国司令后，对第九班的秘密警察训练项目特别感到忧虑。在与戴笠的一次紧张的会面中，魏德迈告诉戴笠，他对“把美国的人力和设备用在政治组织上”非常关注。
戴笠回答说，全国军事委员会下的军事统计局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下的中央统计局不同：后者主要涉及国内政治安全，而前者则从事战时秘密活动。戴笠说，为此，中美合作所的所有资产都用在了抗日上，除了对“在海军组领导下被称为第九训练班”的间接使用以外。
但魏德迈强硬地坚持：他的意思是“不想让在中国战区里的任何美方人员或军事设备用于政治组织”。
魏德迈和他的人员还对戴笠关于军统致力于军事目标的说法提出质疑。当代表魏德迈的G…2的海军中校阿格纽（Agnew）问“杀害叛徒是政治还是军事性质”时，戴将军说，那是军事性的，因为这直接影响到抗日行动；但魏德迈不以为然：“这恐怕是政治性的，除非能把对待日本和共产党之间截然区分开。”
换句话说，除非戴笠能够证明，被军统杀手谋害的共产党人是在为日本人服务，不然这种恐怖主义行动就是出于政治目的，被用来对付蒋的内部敌人。在这方面，魏德迈更加明确地指出“他不同意美国人卷入任何杀害或惩罚中国人”的行动。而戴笠只是简单地回答说：“没有任何美国人会被要求那么做；他们的工作是训练中国人来做。”
他们的确训练了那些人，尽管梅乐斯知道国务院对此表示反对。事实上，中美合作所的训练班不仅继续培养毕业生，而且根据联合协议第十七条的规定，美国海军还同意为40个由戴笠精心挑选出来的军统学生到美国深造，并为他们提供衣食住行和学费。无需赘述，这项计划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开始执行。
美国特别行动官员为了在收集情报方面训练警察，而到头来却被指控为同右翼独裁政权相勾结，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合作所训练戴笠秘密特工的项目使战时美国情报机构的努力成为赤裸裸的犯罪行为。“既然戴笠的许多职责中也包括蒋的军事情报头子，与他进行部分的技术合作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中美合作所似乎远远地超出了这一点。戴笠很快毫无顾忌地利用空运到歌乐山的美国武器来与新四军和其他爱国游击队作战。而梅乐斯的人则企图为戴笠的政治名声涂脂抹粉。”
第二十一章 中美合作所训练营中美合作所
二战结束后，中美合作所的美国退伍军人——“稻田海军”的“老虎们”——以中国游击队
教官为荣，他们作为国民党军事情报局的客人到台湾，去纪念他们的“后方公爵和永久的船长”密尔顿·梅乐斯与“大老板戴笠”的亲密关系。大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