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现场-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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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
傍晚，我走进一家澡堂。这时我学会了一支小曲，可作为我搜集的民谣之一，那第一段是：
老太太请坐听我唱，
你家有个好姑娘。
姑娘长相挺好看，
就是块头有点胖。
吃口包子想姑娘，
姑娘包子一个样。（中译本269页）
佩克的眼睛很特别，他看到历史在细节中生动地跳跃着。
1937…1943年第43节 佩克的中国故事（4）
5
2001年7月访问美国时，我来到彼得位于波士顿家中小住数日。我们的话题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佩克。彼得关于父亲的记忆，是和佩克连在一起的。客厅墙上，悬挂着两幅肖像，它们便是佩克1936年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创作的。后来佩克将它们送给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又将它们送给了彼得。
彼得珍爱它们，每日与它们相对。
在出版彼得专著的中译本时，彼得为我提供过几张佩克在中国的照片。一张上面，佩克和克里斯托弗酒后钻桌子；另一张上面，1948年夏天佩克在北平庭院里光着膀子写作。他所写的就是《时代的两种类型》。
墙上的肖像，相册里的老照片，还有父亲留下的日记本、剪报、车票，一切与父辈们有关的物件，彼得都细心收藏着。后辈们在上面阅读着父辈们的中国记忆，它们也不断地诱发着后辈们关于中国的想象。难怪写小说的彼得，会对那个遥远的东方国度情有独钟，愿意费多年之力撰写一本书，把父亲，佩克，一个个在中国生活过、工作过的美国记者的故事，一一描述出来。
历史常常这样延续着。
1943…1949年第44节 延安的天空（1）
1
1942年年初的一天，中国共产党驻重庆办事处来了一群外国记者，他们集体采访了留守这里的中共负责人董必武。那个为他们熟知的领导人周恩来，目前在延安参加那里正在展开的整风运动。
这几位记者中有美国《纽约时报》的阿特金森，代表美联社和《曼彻斯特导报》的斯坦，《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时代》杂志的爱泼斯坦，代表合众社和英国《泰晤士报》的福尔曼等。
董必武鼓励这些外国记者到延安去亲眼看一看。
董必武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没有根本性的争论，因为我们同样赞成孙逸仙的三民主义的基本思想，三民主义要求中国各政党都能促进民族独立，建立民主立宪的政府，诚心诚意努力改善人民生活。自1937年战争爆发后，共产党所做的事没有一件是违反三民主义的。如果你们到当地去调查，你们就可以亲眼看到。”
几位记者分别撰写了有关这次采访的报道。但是，所有的稿子都被国民党中宣部的新闻检察官扣压了。
外国记者们决定采取行动。
斯坦回忆说：
1944年2月的某天下午，我们六人在记者公寓的房间里，联名写了一封致国民党蒋介石委员长的信，要求他让我们去延安。记者们都在这封信上签了名，外国记者俱乐部主席阿特金森准备在下次记者招待会上将此信递交国民党的中宣部长。
每周一次的中外记者招待会，照例在星期三下午举行。地点在位于记者公寓附近的中宣部礼堂。每到这个时候，礼堂里就挤满了人。差不多总有一百余人坐在一张铺有桌布的长桌子旁边的凳子上，等候政府发言人的到来。
前来参加记者招待会的，除了十几个外国记者，还有来自英、美、苏联、荷兰和其他各国大使馆的观察员，有中国官方通讯社和一些重庆报纸懂英语的记者，以及一大群记录员、新闻检查官、 政府各机关派来的观察员等。另外，还有三十几个男女学生，他们来自中宣部下属的新闻学校，来现场观摩和考察。政府方面出席招待会并负责答记者问的官员，一般是宣传部长梁寒操、外交部副部长吴国桢。
斯坦后来回忆说，在当时的重庆，随着局势的发展，每周一次的记者招待会，不再是外国记者和官方之间的例会，而成为在中国的外国记者们，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和身份，在招待会上与国民党官员针锋相对的交锋，这被他称为“现代历史舞台上的戏剧性表演”。他说中国的有些自由派人士若有所思地把这样的记者招待会叫做“我们惟一的国会的替身”。
2月22日，这一天，外国记者们有备而来。
又一场舌战开始。
率先提问的是白修德。就是他，1939年刚到重庆时还曾任国民党中宣部的国际新闻处的顾问，负责编写政府需要的新闻。如今，他站在了记者的立场上。
白修德问：部长先生可否告诉我，对共产党地区的封锁是否仍在继续？
梁寒操却反问：你讲的“封锁”是指什么？你从哪里知道有关封锁的消息？这消息是从哪儿传来的？
提问的白修德成了回答者：自1939年以来，我曾到过西安四五次，在那里，我被告知，不可能从西安到延安去，也不可能运去医药物资，军事物资也不能运送……这就是我讲的“封锁”。
商量好采取集体行动的记者们，与梁寒操、吴国桢展开了交锋。
他们要求有权根据自己的观察来报道，而提出不愿意受中国政府严厉的新闻检查或新闻封锁。他们还希望去采访被封锁的延安。
斯坦问：我们可不可以请延安方面就形势发表一个声明？
白修德说：假如政府准备发表一个声明，我希望让共产党也准备一个声明，以便我们同时发出。
梁寒操回答：在战时，是不允许一个分裂的政府这样做的。
《伦敦新闻》的记者盖德尔提出：我要问，到底准不准我们去共产党地区？能不能去延安或者陕北？
梁寒操回答：就我个人的意见，我希望你们都去，但这要军事当局同意。
这时，阿特金森拿出了早就准备好了的信件：这儿有一封几个记者联名写给委员长的信，请求准许去延安采访。
外交部副部长吴国桢说：看来这一切都是预先安排的。
他说得不错，这是预先安排的。这些记者们只是想更好地履行职业的使命。他们信奉新闻自由的原则，他们愿意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中国，愿意发出自己的声音。但这不能不让主持记者招待会的国民党官员们感到尴尬。
原以为没什么希望的事，没想到却有了转机。
一个星期后，还是在星期三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梁寒操对他们说：委员长指示我转告你们：他也有意邀请外国记者访问延安。当这个计划可以实现的时候，政府会向你们正式发出邀请书。委员长有个惟一的条件，就是你们也要去访问西北非共产区，而且你们要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至少呆上三个月。
外国记者的努力终于成功。
六名外国记者开始了他们的延安之行。他们中有联名上书的四位：斯坦、爱泼斯坦、福尔曼、沃陶，另外还有塔斯社的普金科，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的夏南汉。与他们同行的还有几名中国记者、几位政府官员。他们身上都佩戴上了“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的徽章。
1941年“皖南事变”以来国民党实行的新闻封锁，被撕开了一个缺口。
1943…1949年第44节 延安的天空（2）
2
延安敞开胸怀欢迎着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外国记者。
斯诺是访问陕北的外国记者第一人，当他冒险前来时，红色首都还在保安。随后来到的记者，才是延安的客人。他们中有史沫特莱，有斯诺的夫人海伦，有做过记者、但此时身份是学者的拉铁摩尔，有贝特兰，有斯蒂尔，有《新苏黎世报》的摄影记者博斯哈德……
集体采访这是第一次。
毛泽东高兴地和来访的外国记者合影。
聪明的共产党人，深知借助外国记者宣传自己革命的好处。斯诺第一次到来时，他长时间与毛泽东，与众多中共领导人交谈、游玩。他很幸运，因为此时的毛泽东正在寻找第一次向世界展现自己、展现红军形象的机会。他乐意与斯诺多次彻夜长谈。他甚至主动提出，向斯诺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这在他是惟一的一次。
史沫特莱、海伦、贝特兰、斯蒂尔都受到中共的特殊礼遇。
北京沦陷之后，贝特兰来到西安，他是躲在一辆八路军运粮卡车的米袋堆下面到的延安。
一到延安，他便接到邀请，在他到达后的第一个上午参加了抗日军政大学的毕业典礼。
他第一次见到了正在做报告的毛泽东。
他回忆说：
在此后的几个星期里，我在那个黄土峭壁上开出来的宽敞的窑洞居室里对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的采访。这些采访都是在夜间进行的，因为夜晚是他的最佳工作时间。他靠在一张折叠帆布躺椅上，阅读从前线或晋南军队总部不断发来的电报或无线电文。他会在每一份电文上草草写些批语，交给一个助手，然后回头来继续谈我书面向他提出的一长串问题。
毛泽东有时凝视着窗外的夜色，有时用手指轻轻抚摸自己高高的前额，有时敲敲下颚上那颗吉祥痣，在我看来他似乎是料事如神的圣贤和诸葛亮的化身。
毛泽东与贝特兰的谈话后来整理发表时，题为“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注明日期是1937年10月25日。
比贝特兰早几个月来到延安的是拉铁摩尔一行人。
1937年6月初，他们从北京出发。为了避免被看出去延安的企图，他们假装是游客在旅行。他们没有乘火车直奔西安，而是首先北上山西到了太原，游玩一阵后，沿另一条铁路南下，最后到了西安，后来转道去延安。
前往延安那天，他们没有退掉西安旅馆的房间，声称只是出去看一些陵墓。
来到延安的拉铁摩尔，便敏感地有所发现：
使我吃惊的是，毛竟然愿意接连花上数小时与几个素不相识的美国人交谈。他们曾说过要写关于中共的东西，但毛不知道他们是否胜任。他们提出的问题相当简单，但毛愿意实事求是地、以最简单的术语同他们交谈……由于曾做过记者，我的印象是，这些中共代言人肯定懂得怎样谈话才能使美国报纸有利地引述他们的言论。他们非常聪明，知道自己的经历将吸引全世界的反帝人士。他们让自己的故事显得朴实无华，防止会见者弄错或夸大其词，尽最大努力使其具有吸引力。他们知道即便有某些差错，任何关于中共的故事注定对他们利大于弊。换句话说，在那种情况下，任何宣传都是有益的。因此他们表现出无限的耐心。
3
与雾气浓重天空阴郁的重庆相比，延安在来访的外国记者面前呈现出另外一种景象。辽阔的高原，天气干爽，阳光强烈，这让他们感到舒畅。
斯坦这样写他的延安印象：
延安像个农村，安逸而纯洁。与其说它是中共的军政中心，毋宁说它好像是中世纪一所学院的校园。
太阳在半荒芜的、但是特别吸引人的大地上奏起一曲宁静而欢快、反映乡村和谐的乐章。
前面就是共产党总部杨家岭：这里有一所石建的宏大的大礼堂，墙上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并排挂着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的像。
更重要的是，来到延安的外国记者，在这里感到非常自在。处在在野党地位的共产党人之间，不存在那种官场惯有的繁文缛节和使人疏远的客套。
1937年史沫特莱在延安时，曾看到一个来访的外国人好奇地问红军怎样过他们的性生活。红军领袖们解释道：人固然有性的欲求，但是红军努力把士兵们的精力吸引到从起床到熄灯安排得十分紧凑的军事训练和各种文化活动中去。
来访的瑞士摄影记者博斯哈德问史沫特莱：“红军是否向士兵供应避孕套以防传染性病？”
他们对一切都感兴趣。
把跳舞引进延安，是史沫特莱的一大贡献。
史沫特莱选择位于城郊的一个被废弃的基督教教堂办起了跳舞训练班。在这片贫瘠之地上，她挑选的音乐是一些方形舞的老唱片，她还用上了手摇留声机。毛泽东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在入夜时分来到这里上课，教他们的是史沫特莱和她的翻译、上海来的演员吴丽丽（音译）。
史沫特莱曾生动描述了学习跳舞的中共领导人的舞姿和性格：
在延安一次高级军事将领会议期间，我曾试图教他们中间一些人跳舞。他们的反应富有启示意味。朱德是个希望能学会世界上一切事情的人，从不让自尊心妨碍他作这种努力，他配合我作出了最初的示范。跟上来的是周恩来，但是他像是个研究数学问题的学者。彭德怀宁愿作壁上观，而不愿挪动一条腿；他是和革命结了婚的。贺龙，简直是节奏的化身，不在那活动的砖块铺砌的场地上从一头跳到另一头就无法控制住他自己。我在延安妇女界博得一种很坏的名声，她们认为我在败坏红军的风气。这种名声变得坏到使我有一次拒绝再给朱德上舞蹈课。他却反驳我道：“我反封建反了整整一生，现在也不打算罢休！”于是我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又教了他一课。
这是1937年史沫特莱经历的故事。
在1944年，来到这里的外国记者，再次从舞会、从与中共领导人轻松的交往中感受着延安与重庆完全不同的生活。
斯坦在他完成延安之行后写作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这样写他的见闻和感受：
延安之活泼自然的气氛，和那些快乐的、热情的、讲求实际的八路军士兵，似乎迷住了每个美军官兵。他们对共产党简单的、质朴的款待由衷地感到高兴：那些不落俗套的晚餐会，会上著名的中国将军们和他们的妻子同年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