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氏家族全传-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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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寻求各国的舆论及物质支援。
在保卫武汉期间，宋美龄领导成立了“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她亲任指导长。这个委员会在武汉举办了一期战时妇女干部训练班，当时帮助训练妇女干部的有邓颖超、吴贻芳等著名妇女运动的领袖人物。
1940年，日本飞机大规模轰炸重庆后，宋美龄特对美国国会议员广播说：
“我不知你们国会议员是否想到过，如果中国屈服于日本，那将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无疑，日本将利用中国的资源转向美国进军，美国也将受到自食其果的惩罚。支持野蛮的日本军的侵略战争，本身就是不义的。”
为了组建一支空军部队以抗击日寇，宋美龄在抗战初期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财力，并广泛发动民众，掀起募捐活动，筹集购买飞机的款项。宋美龄之所以对组建空军，购买飞机有如此大的热情，主要是因为她曾亲眼目睹了日机肆虐横行给中国军民的生命财产所造成的巨大的伤害。
那是淞沪抗战期间，日军空军的飞机首次袭击上海，我军的地面防空火力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数以千计的中国军民却已经在轰炸中丧生了。轰炸停止后，宋美龄来到被日机炸得一片狼藉的废墟边上，她一个人围着七零八落的尸体转来转去，负责保护她的卫兵们则站在远处观望着。
这时，第九集团军飞行大队长程烈也赶到了，他问宋美龄的卫兵们：“你们为什么离得这么远？”
一位侍从副官回答：“夫人说要一个人冷静地想一想，她不让我们靠近。”
程烈听罢，遂快步走到宋美龄身旁：“第九集团军飞行大队长程烈向夫人报告。”他恭恭敬敬地立正站在宋美龄面前，行了一个军礼。
“你是这里的飞行官？”宋美龄抬头盯住程烈，她的眼睛已被一次又一次溢出的泪水浸得发红。程烈一挺胸脯：“是的。”“啪！”平时极少发火更从不打人的宋美龄突然扬手打了程烈一个耳光：“你还有脸说你是飞行官，日本飞机一架都没打下来，中国人民却让人家炸得这样惨不忍睹，我要是航空司令，立即枪毙你！”
红颜一怒，比男人发威更具有震慑力。程烈羞惭地垂下了头，却仍在分辩：“夫人，我们没有驱逐机和战斗机，连空军都还没有，只是每个集团军里有那么几架飞机。”
望着眼前这个汉子垂首喃喃的样子，宋美龄知道自己是打错了人。从此，她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开始不遗余力地为组建空军而奔走呼号。这位只受过音乐、文学和社会道德教育的弱女子，开始阅读有关航空理论、飞机构造方面的刊物，并用筹集得来的两千万美元从国外购买了大批飞机。国民政府和国民军事委员会决定正式组建一支独立建制的空军部队，并任命宋美龄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
就在宋美龄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之后不久，大约是1938年5月，美国援华部队总司令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到华上任，他给中国带来了40个陆军师的美式装备和50架最先进的美国BU…l型轰炸机。史迪威来华后，与宋美龄建立了真挚的友谊。这位热烈的奔放的美国将军会讲汉语，而宋美龄则“只有一张脸像中国人”她的流利的韦尔斯利英语很快拉近了她同史迪威将军之间的感情，以致史迪威曾在他的日记中真诚地赞美宋美龄：
今天我又见到了美龄夫人，她比我以前所见到的更美，苗条、雅致、动人，白白的瓜子脸像木兰花瓣那样白晰。卷曲的黑发，松软地从前额梳向后颈，在那打成一个光滑的发型。
同夫人讨论了一下战术。我觉得蒋夫人焕发着引人的美丽，在那罕见的美貌后面，蕴藏着魄力、才能和力量。同她相比，蒋介石将军和他的同僚们都显得顽固、不老实，为了鸡毛蒜皮的面子问题耿耿于怀，只关心权力，其军事战略毫无章法，同西方大相径庭。对于蒋介石腐败军队挽救的方法，也许就是由蒋夫人担任国防部长。
美国伦的想法既自由又大胆，居然想到了由宋美龄出任国防部长。而实际上，宋美龄非但没当部长，连她那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差事也交了出去。她认为最重要的不是指挥军队，而是唤醒军队的觉悟。她日夜奔波在前线各部队，到处发表演说，慰问伤兵、筹建医院，在此期间，她还险些丢了性命：
一次，宋美龄在美国朋友端纳及一名副官的陪同下到前线视察。汽车在高速前进中突然被公路上的一个大弹坑颠起，失去控制的汽车翻出了路面，强大的冲击力使司机的头部猛撞在车前玻璃上，当即殒命；端纳的腿受了伤，宋美龄则飞出车外，重重地摔在了一个泥潭里，当场昏迷过去。随行的军医官紧急施救，忙了半天，宋美龄的心率才有所加强，微微挣扎了一个，发出一声呻吟。锥心刺骨的疼痛使她喘不过气来，她对关切地望着自己的端纳说：“我不能呼吸，一呼吸就钻心地疼。”
端纳安慰她：“夫人，我们马上送你回武汉，到了医院就好办了。”
可是宋美龄却强自支撑着说：“不，我继续上前线！我是一个人，人家是成千上万的人，不能为一个人而误了成千上万人的事！
当晚10点，宋美龄忍着极度的痛苦给一支即将开往前线的部队发表了演说，剧烈的疼痛使她好几次险些昏死过去，幸被端纳从旁扶住，并不时用湿毛巾替她揩干额上的汗水因为她的手不能动。这种场景，令官兵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士气大受鼓舞。演讲到高潮时，宋美龄叫出一位少尉排长问道：“在战场上，你是怎样指挥士兵的？”
那位排长立正敬礼：“报告夫人，我喊‘弟兄们，往前冲啊’！”
宋美龄微笑着摇摇头：“不，你应该喊：弟兄们，跟我来！”
“弟兄们，跟我来！”宋美龄提出的战斗口号在官兵们当中引起了强烈共鸣，他们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
宋美龄在官兵们的掌声和欢声中突然觉得天旋地转起来，她的眼前荡过一片金星，无力地倒了下去，恍惚间只听到了端纳的呼喊声……
当宋美龄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端纳告诉她，她的四肢筋骨严重扭伤合并挫伤，颅脑受到震荡，大夫刚刚为她动了手术。
端纳凝视着她：“上帝保佑，我真怕……”
“你怕什么？”
“我怕你受不了，因为您是一个女人。”
“女人一定要比男人差吗？”
“不，夫人，你是一个强人！一个中国的女强人！”
一位美国作家曾就此事评价宋美龄：“只有像宋家造就的具有健全的头脑、健康的体质，又在幼时受到新教的自立和自制思想培养的妇女，才能像她那样长久地坚持。”
主内则柔，主外则刚，这就是宋美龄。
第八章 中原逐鹿
1．“统一大业”赖权谋
蒋介石下野后，以桂系和西山会议派为主组成的南京政府由于把程潜和朱培德的部队争取了过来，所以很快就打败了唐生智的军队，唐生智宣布下野，到日本“休息”去了。1927年门月15日，南京政府的军队占领了武汉。
汪精卫此时跑到广州，拼命拉拢张发奎的第四军，并召开了同汪精卫、李济深、陈树等主持的广州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成立大会，同时宣布“国民政府”在广州再行设置。这样，宁、汉对立刚刚结束，宁粤对立的局面又出现了。
蒋介石回到上海后，审时度势，认为他夺回权力的首要问题是应当先解决南京的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因为这个“特委会”的成员大都是西山会议的元老，加上桂系的军队，成为蒋介石复职的最大障碍。所以蒋介石一回上海，立即请汪精卫赴沪“讨论党政统一问题”。11月11日，汪精卫在广州发表演说，表示愿意与蒋合作。蒋介石的策略很明显，他是抓住了主要矛盾，首先联合汪精卫打击南京的特委会。
南京方面也怕蒋、汪联手对付他们，于是提出建议，意欲由宁、粤、蒋三方在上海举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
11月15日，汪精卫从广州启程赴沪参加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并力劝李济深与他同行。实际上这是汪精卫施的“调虎离山”计。汪精卫与张发奎的第四军到广东后，总想伺机将执掌广州军政大权的李济深赶走，以便占领两广，只是苦于找不到适当的机会。这次蒋介石电邀请，汪精卫赴沪开会，南京方面的谭延阎、孙科等也致电邀请，汪精卫遂与张发奎密谋，计划将李济深诱出广州，然后实行政变。果然，汪、李二还未到达上海，就传来了张发奎发动政变的消息。
宁、粤双方都争先向蒋介石靠拢，蒋介石当然非常高兴。南京方面虽然表面上是由桂系和西山会议派共同执掌权柄，但实际上是桂系代表物李宗仁、白崇禧在操纵大局，谭延阎、李烈钧。孙科等不过是桂系手中的工具而已，因此也有不少矛盾；而广东方面又“后院起火”，汪精卫虽然成攻地策动了张发奎的政变，但宁、沪两方却又攻击他“勾结共产党”在广州发动武装叛变。因为在此之前，因为张发奎的部队里共产党员很多，所以共产党于8月1日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所以，这一次又是张发奎的部队发动政变，就很容易给宁、沪两方攻击汪精卫制造口实。蒋介石面对如此混乱的场面，心中窃喜。他现在正好处于超然物外的地位，宁、粤双方都向他求援，他大可坐收渔利了。此时期内，张作霖乘国民党内部你争我夺的混战之机，曾大举进攻冯玉祥和阎锡山，冯、阎二吃不住劲，也通电请蒋介石复职。局势的发展对蒋介石越发有利了。
l月22日，南京方面举行“庆祝讨唐（生智）胜利大会，”会上有发表演说，提出了“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会后游行，当游行队伍至复成桥时，突然间枪声大作，当场击毙4，伤20余，凶手逃逸无踪。事后，们纷纷指控这次惨案是西山派成员葛建时一手制造的，由此发起“征讨”西山会议派的浪潮。其实，这一惨案正是蒋介石一手导演的。他利用这一事件使西山会议派变成众矢之的，搞得他们声名狼藉，威信扫地，从此失去了一切发言权。
12月3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在上海召开，由于蒋介石制造的“ 11·22”惨案使西山会议派失去了发言权，所以，会方中心成为汪派与反汪派的一场混战。桂系的南京政府以张发奎在广州兵变为口实，攻击汪精卫勾结共产党，赏了他一顶红帽子；汪精卫为了摆脱孤立地位，急于讨好蒋介石，抢先在会议上提出：“惟有请预备会议即日催促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才是解决党务、政务、军事问题的当务之急”。李宗仁也不甘落后，立即向报界发表声明，指责汪精卫反复无常，而自己一贯是拥护蒋介石的。宁、粤双方尽管鸡吵鹅斗，却又一致公推蒋介石复职，于是，这次预备会议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蒋介石成功地利用了各派系之间的重重矛盾，为自己复职扫除了障碍。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到了南京。7日他发表了《总司令复职时致国民政府电》，称：“中正叠受各级党部及各军将士之敦促，政府与民众之督责，以北伐大业急待完成，仍令出负艰巨，爱于支日驰抵首都，继续执行中央所赋予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专司军令，藉戎利机，谨电奉陈，唯冀垂察。”9日又发表了《致各军全体武装同志电》、《致全党同志全国同胞电》和《致冯阎杨三总司令电》，表示这次重新上台后，将“以全力完成北伐，肃清共逆，以安后方，巩固中央。”
蒋介石宣布复职之前的1927年12月11日，中央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乘粤桂阀混战、粤军主力离穗之机，领导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和广州工起义，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可惜，由于起义部队未能及时转入农村，在敌优势兵力的猖狂反扑下，起义归于失败。张太雷英勇牺牲，部分武装转移到海丰、广西等地农村。
广州起义后，南京政府继续把“红帽子”往汪精卫头上扣，说他指使张发奎“纵容”共产党举行暴动，吴稚晖还大骂汪精卫是“准共产党”。汪精卫弄巧成拙，原以为同蒋介石合作能捞到一点实惠，没想到一下子处于内外夹攻的孤立境地，甚至面临被桂系暗杀的危险。这时，蒋介石认为时机已到，便劝告汪精卫为了安全起见暂离上海。汪精卫无奈，只得再次亡命法国。
汪精卫一走，蒋介石立即竭力袒护和拉拢汪精卫派系的粤方委员，以此抗衡胡汉民为首的右派集团。胡汉民等认为无法与蒋介石合作，遂宣称不参加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1928年1月25日，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等以出国考察为名离开上海，到海外远游去了。
驱汪逐胡成功，蒋介石的两名主要政治对手被赶走之后，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正式召开，蒋介石一手操纵的会议。会议通过了戴季陶起草的四中全会宣言，宣言中攻击共产主义运动是“民族独立运动之大敌。”
l月8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23日，国民党中央党务委员会推蒋介石为组织部长。3月7日又推他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至此，党政军大权又一次集中在蒋介石手中。
蒋介石再次上台后，为了避免“军事独裁”之嫌，特在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上提议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设四个政治分会，分别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任政治分会主席。由于冯玉祥和阎锡山通电吁请蒋介石复职，在政治上他们已倒向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因此，南京政府在长江流域及西北和华北的河南、山西等省统一了政令，只剩下奉系张作霖控制的地盘尚未归青天白日旗下。
鉴于此，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集中力量，限期完成北伐大业，以消灭奉、鲁军阀为目的，意欲肃清直、鲁、热、察、绥等省区内的军阀武装，彻底实现所谓的“全国统一。”
为了进一步笼络新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