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氏家族全传-第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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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民党将领，岂止韩复第一人，比如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刘峙，在韩复榘丢失济南的同时，刘峙也是在日寇到来时仓皇南逃，丢失了保定和石家庄，但并未受到蒋介石的惩处，反而在开封会议上帮助蒋介石逮捕了韩复榘。蒋介石如果真能不论亲疏、秉公执法，有“擅自撤退”的将领一律惩处的话，真可“使抗战阵营中精神为之一振”了。
蒋介石一定要处死韩复榘，另一个原因是韩与蒋矛盾很多。首先是韩继骛不驯，对蒋不能俯首听命。最使蒋痛恨的是，西安事变蒋被扣时，韩曾发表“《马》电，对张学良、杨虎城表示支持。尤为重要的是韩放弃济南之后，曾派人联系四川省主席，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预谋联合倒蒋。刘湘一直是在四川割据称霸的军阀，蒋介石战败退出南京，宣布迁都重庆，刘湘即有拒蒋入川之意，遂与韩复榘接触策划反蒋。此事正进行中，被蒋侦察到，于是决心除掉韩、刘。韩复榘被扣时，刘湘正在汉口住院治疗胃溃疡病。蒋介石派何应钦到医院去见刘湘，告诉刘湘韩复榘已被扣押。刘湘知反蒋事已泄露，何应钦走后十分钟，刘湘大口吐血，昏迷不醒，三天以后死去。
蒋介石在抗战初期除杀掉韩复榘之外，还曾数度杀人以惩诫作战不力者。就在扣押韩复榘的当天，蒋介石当众宣布了一个《作战惩罚办法》，计10条。同时宣布了《作战奖励办法》，也是10条。他训示说：“这一个办法颁布以后，各位就要转告部下一般官兵，使他们个个都能透彻了解，大家从此格外惕励奋发，努力抗战。凡因忠勇战斗而牺牲的，本委员长一定本着至中至正大公无私的精神，转请政府，尽量补充以优奖励。”杀韩复榘后，确实“振奋了士气和民心”。韩伏法后，其职务由孙桐宣接任，第三集团军士气大振，在战斗中屡有上佳表现。
1938年3月，日军大举南犯，企图会师台儿庄，后攻徐州。台儿庄属山东峰县，扼运河的咽喉，清代曾有江淮糟米400万石由此北运，枣庄煤田靠此地出口，从台儿庄到徐州，走津浦铁路只有一百四十公里，走陇海铁路仅仅一百公里。由于临沂一仗，将日军两个师团拟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彻底粉碎，造成矾谷师团孤军深人。临沂战斗是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和庞炳勋的军团打的。先是庞炳勋军团在临沂据城死守，后张自忠赶到，“两军内外夹击，如疾风暴雨。板垣师团不支，仓惶撤退。庞炳勋，张自忠两部合力穷追一昼夜，敌军无法立足，一退90里，缩人富县县城内，据城死守。沿途敌军尸横遍野，器械弹药损失尤大”。冯玉祥在后来称赞这一仗说：
“张自忠将军在山东临沂打了胜仗，日本人的大队攻临沂城，守临沂的是庞炳勋。双方打得很厉害，日本人想不到张自忠将军的军队那么听命令，那么的勇敢！正从日本的右侧背用了一个拦腰截击的办法，把日本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
这时，蒋介石又将第一战区的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队调来守卫台儿庄。
1938年3月24日，蒋介石亲自和白崇禧来到徐州和台儿庄“指示机宜”。自3月24日至4月3日，日军矾谷师团主力全被孙连仲部队吸引在台儿庄的附近。在此期间，围绕台儿庄的战斗极为激烈。日军全力以赴，倾其所有兵力，并动用它的优势之炮兵和机械化部队，对台儿庄发起了疯狂的进攻。孙连仲部队的池峰城师以与台儿庄共存之之决心，奋勇抵抗，反复肉搏，虽然台儿庄城塞被日军占去了四分之三，但守城的国民党军队屹然未动，死力支撑，以待机动兵团对日军实施包围。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对这段历史有一个生动的叙述：“孙总司令要求与我直接通话。孙连仲说：‘报告长官，第二集团军已伤之十分之七，敌人火力太强，攻势过猛，但是我们把敌人也消耗得差不多了。可否请长官答应暂时撤退到运河南岸，好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也是长官的大恩大德！’孙总司令说得如此哀婉。但我预算汤恩伯军团，明日中午可进至台儿庄北部。第二集团军如于此时放弃台儿庄，岂不功亏一篑。我因此对孙连仲说：‘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胜负之数决定于最后五分钟。援军明日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亲来台儿庄督战。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这是我的命令，如违抗命令，当军法从事。’……连仲知我态度坚决，便说：‘好罢，长官，我绝对服从命令，整个集团军打完为止！’……孙总司令和我通话之后，在台儿庄内亲自督战。死守最后一点的池师长峰城，又来电向他请求准予撤退。孙连仲命令他：‘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退过运河者，杀无赦！”’
在这抵抗外来侵略者的民族战争的战场上，这些国民党官兵有血气的表现，是可敬可佩的。最后是汤恩伯的集团军赶到，李宗仁又亲临指挥对日军矾谷师团的歼灭战，台儿庄之战终于以我方的胜利而结束。日本军队全军魂飞魄散，狼狈逃窜，溃不成军。矾谷师团长带着他的残兵败将万余人突围逃往峰县，闭城死守，已无丝毫反攻能力。
这一战役，日军死伤二万人以上，李宗仁对这一仗的评价是比较高的，他说“台儿庄捷报传出之后，举国若狂。京、沪沦陷后，笼罩全国的悲观空气，至此一扫而空，抗战前途露出一线新曙光。”
据日本方面的资料说，当时蒋介石对台儿庄胜利的宣传作了如下指示：
“一、台儿庄之战，不过第二期抗战的初始胜利，应力戒因此次胜利带来骄傲。
二、长期抗战主要在于消耗敌人之战斗力，而不在一城一市之得失。此点应有深刻认识，以免对持久心理发生不良影响。
三、努力阐明本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等之重大意义。
四、所有宣传应努力报导事实，慎勿夸张。
五、对敌加以笔伐之时，应止于攻击日本军阀，决不可对日本皇室及日本民族有所诽谤。”
台儿庄战役，的确是我国抗战以来所取得一次空前的重大胜利。捷报传出，举国欢腾。当时曾在武汉举行了盛大的火把游行，全国军民的抗战精神为之一振。
但是，台儿庄大捷虽然是一项很大的战役胜利，却并没有起到扭转中国整个战局的作用。可惜，对于这一点，当时的国民党内部军政人员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包括最高统帅蒋介石本人在内，他虽然嘴上说“台儿庄之战，不过第二期抗战的初始胜利，应力戒因此次胜利带来骄傲”，但那只是从宣传角度上讲的。实际上，台儿庄一战，也使蒋介石陷入了对当时形势的错误估计的误区中。他在向官兵的训话时说：“今敌在台儿庄大败以后，必忿而向我报复，但其实力有限，仍是投机战略。只要我能首先堵住，再予迎头痛击，终必更获大胜”。正是这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蒋介石不顾实际情况，盲目地向徐州地区增兵20万，使这一地区的兵力合计达到60万之众，意在挟台儿庄大胜之威，进一步扩大战果。而这时，日寇却放弃了津浦路的正面进攻，以其强大的、机动性很强的机械化部队从两侧迂回包抄，使蒋介石“首先堵住，再予迎头痛击”的作战方略落空，60万大军一下子陷人极其被动的境地。无奈，只得于5月19日放弃了徐州，转入对武汉的保卫中。
徐州弃守之后，因第一战区主力有陷入日军重围的危险，蒋介石即命令第一战区主力部队向平汉路以西撤退。6月6日，中国军队弃守开封。
为了保住发发可危的郑州，蒋介石竟批准了掘开黄河大堤。使黄水泛滥以阻止日军进攻的方案。6月7日，黄河铁桥被炸毁。6月9日，郑州北面花园段黄河大堤由人挖、炮轰，打开了宽约两丈的缺口，一时洪水滔滔涌出，将堤口冲开百余米宽，黄河水汹涌咆哮，向东南泛滥，淹没了豫、皖。苏三省四十余县的1700余万亩平原耕地，计有90万人死亡，610多万人陷人了汪洋之中，由此造成了连年灾荒的黄泛区。
蒙受了如此巨大的损失，却没能阻挡日寇的进攻，日军调头转向南进，后又沿长江西上进攻武汉。蒋介石为阻挡日军沿长江进攻，将轮船装满石头，在马当附近沉入长江，堵塞了长江船道。可惜仍未起到阻挡日军的作用。6月15日，日寇攻占了安庆，7月15日，攻占湖口，25日九江沦陷。至8月初，长江北岸的日寇又攻占了宿松和黄梅。至此，日军完成了夺取武汉的军事部署。
武汉保卫战是从8月初开始的，双方在数千里的战场上，进行了近3个月的激战，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同仇敌汽，对日作战十分英勇。陆海空三军一齐参战，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蒋介石保卫武汉的决心是非常大的。7月18日，蒋介石在接见英国《每日先驱报》驻华记者史诺时说：“武汉必能坚守，而日军后方，因中国游击部队日益活跃之故，则将变为前线。”他又说：“纵令武汉将来有不能守之一日，殊亦无损于抗战之毫末，相信保卫武汉之战，必使敌人遭受重大之损失也。”
为了推动蒋介石抗战，增强国共两党合作，在武汉保卫战期间，周恩来曾转交毛泽东致蒋介石的亲笔信：
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既。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励，虽顽寇尚未戡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吾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战争反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心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
专此布臆，敬祝健康并致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谨启。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保卫战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由于国共合作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精神空前高涨。撤退到武汉的各救亡团体，在保卫武汉的抗战中，更加积极地宣传抗日救国，组织广大市民支援前线。中国共产党参与其间，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时，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在他们的支持下，抗战宣传和抗日文化运动得到了很大发展，对宣传抗战、鼓舞人民坚定胜利的信心，起到了积极作用。
宋美龄在参加抗战救亡的工作中，表现也一直非常活跃。武汉保卫战期间，宋美龄领导成立了“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自任指导长，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38年10月，日军为策应武汉的攻势和切断中国海上的对外联系，发动了对广州的进攻。10月12日，日军自大亚湾和大鹏湾登陆，21日广州沦入敌手。广州沦陷后，中国失去了唯一通往海外的门户，武汉方面的防守也已陷人危机之中。虽然广州失陷后，国民党余汉谋集团转至清远、横石、良口圩一线，意在阻止正面日军，但对于武汉局势已根本不起作用了，因为日军可沿粤汉铁路直达武汉。
10月22日，即广州沦陷后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
10月24日晚，蒋介石偕宋美龄乘飞机离开武汉，中途因飞机迷失方向而返回汉口。当第二天早晨4时蒋介石的飞机再度起飞时，日军已迫近汉口城外15公里处了。
10月25日，汉口弃守。
这时，日本对中国的情况分析是：“武汉攻略后，中国将利用其残存之西部数省，努力恢复其战力……今后应重视政略的进攻，培植并加强新政权，使国民政府趋于没落，始克有效。”自此，日本对蒋介石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政策。
武汉失守之后，日寇主力进入湖南北部，蒋介石以为日寇必夺取湖南长沙，在长沙的一次会议上说：“火车和火车头都向西南退，把铁路都挤满了怎么办？都烧掉算啦。”在这种“焦土战术”的思想指导下，他决定，如果日军进攻长沙，则将市内一切重要设施纵火焚毁，然后撤退。为此并将军队组成放火组。当时的命令规定：见市内起火便是信号，放火组便在全市一齐放火。1938年11月13日凌晨，未料南门外的伤兵医院失火，士兵们误认为就是信号，便一起放起火来。最为可恶的是，政府当局在事前不向市民预告，又没有疏散措施。一夜之间，大火吞没全城，到14日大火才熄灭。长沙城大部分房屋被焚毁，居民被烧死2万余人。长沙大火引起中外谴责。11月16日，从武汉逃到长沙南岳山中的蒋介石来到长沙，视察火灾状况，只见全市一片瓦砾。他要举行茶会招待外侨，亲自向外国人表达遗憾之意。可惜全城已被烧光，连茶叶也买不到。为了平息民愤，蒋介石下令将指挥纵火的长沙警备司令叶梯（黄埔一期学生、曾任蒋的侍从室二组组长、属蒋的亲信）、警备二团团长徐昆、湖南省警察局长文重孚等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