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 金日成回忆录 [朝鲜]金日成_2-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子和一支手枪，就这样上路了。距目的地有几百里地的路程，还必须穿过杳无人烟的森林地带。后来听说，他们穿过这个人迹罕至的密林的时候，吃了很多苦。天一黑，就在露天烧一堆篝火，背靠树干打盹。那时候，我的父亲咳嗽很厉害，弄得那个陪同人很焦急，片刻也放不下心。
父亲从安图回来以后，仍然咳嗽得很厉害。没过几天，他又拖着病身，为弄到一张开设白山学校的许可证，东奔西走，忙碌起来。
白山学校是个历史很久的学校，这是在国内大力开展办私立学校运动的时候，住在抚松地区的朝鲜流亡者和先觉者们同农民一道办起来的。
最初的白山学校规模不大。同我父亲念过书的万景台顺和书堂不相上下，跟现在农村住宅的两间屋子一般大。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白山学校，也因为经费不足，不得不停办了好长时间。
我们搬到抚松去的时候，正是恢复白山学校的运动积极开展的时候。因为军阀当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唆使下，不给学校发许可证，我的父亲不知费了多少心血。
我的父亲不管到哪里，首先关心教育工作，在他所到之处都办起了学校。
在举行建校典礼的前夕，我的父亲同张哲镐一道，大车上拉着木工厂制造的桌椅，来到了白山学校。我的父亲虽然挂着“抚林医院”的牌子给人看病，但他的心一直放在办学的工作上。他作为白山学校的名誉校长，虽然不亲自讲课，却亲自检查教学内容和学校后勤工作，还经常到学校去给学生讲话，辅导学生的课外活动。
白山学校用的《国语读本》，是我父亲亲自编写的。开设了白山学校之后，我父亲去过一次柳河县三源浦，回来就跟朴起伯（朴凡祚）一道编写这本教科书。我父亲编写的教科书，由那些有志之士拿到三源浦印成书，分发给满洲各地。三源浦有一个属于正义府的印刷所，用石版印书，质量相当好。
满洲各地的朝鲜人学校，都用这个印刷所印的教科书讲课。
我的父亲在抚松，多次召开了专门讨论教育问题的会议。还把得力的人派到安图、桦甸、敦化、长白等地，让他们在凡是有朝鲜人居住的地方都开办学校和夜校。长白县十八道沟得英村的育英学校也是这个时候开办的。后来的朝鲜革命军队员和“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成员李济宇和抗日战士姜炖，都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白山学校的工作走上了正常轨道之后，父亲又开始奔走在满洲各地，做独立运动者的工作。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独立运动的统一团结。
当时正是创建一个能够贯彻改变运动方向这条路线的统一政党的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时候，所以，作为建党的基础，实现独立运动队伍的团结，就成了谁也不能忽视的最迫切的时代课题。为解决这一课题，我的父亲毫无保留地献出了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
在当时，分散在中国东北三省的各个不同系统的大小独立运动团体，都分别合并到三个府里。出现了正义府、新民府、参议府并存的新局面。然而，这三个府也进行派系斗争，都争着要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因而受到了民众的指责。
在这种形势下，父亲认为，实现统一和团结，是当前刻不容缓的历史任务。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于1925年8月在抚松，同国内外的朝鲜国民会代表、武装团体的代表一起讨论了实现独立运动队伍统一和团结的对策，并组织了民族团体联合促进会。
当时我父亲的意图，可能是要通过这个促进会的工作，尽早建立统一政党。这个时期，父亲真是争分夺秒地加紧工作，天天处理比平时多几倍的工作。当时，父亲好像早已预感到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没过多久，父亲的病情严重，开始躺下了。
到1926年春天，父亲病情恶化，卧床不起了。
听到我父亲病重的消息，从各地来家探病的人络绎不绝。我每天放学回家，就看见我家廊台上有五六双眼生的鞋子。人们都带着滋补的名药来慰问我的父亲。就是最贫穷的人，也至少带来一根人参。但是，父亲的病已经严重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了，再好的药也不灵验了。温暖的春天是万象更新的季节，给地上所有的生命带来了浓郁的乳汁，然而她也未能使万人所祈求和渴望康复的我父亲苏醒过来。
我也没有心思上学了。有一天早晨，我上学时对父亲放不下心，半路上返了回来。
父亲见我回来，厉声问我：“你为什么不上学？”我无话回答，只是长叹了一声。
父亲又说：“去吧。一个男子汉这么个样，做不了大事的”他硬逼着我上学去了。
有一天，吴东振和张哲镐从吉林市来我家看望我的父亲。吴东振谈他的来意说，根据抚松会议的方针，为了实现反日爱国力量的团结，从各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可是事与愿违，没有多大成绩，非常苦恼。所以这次前来，一是讨论工作，二是看望我父亲。接着他气愤地骂开了那些专搞分裂的人。
张哲镐是火暴性格，禁不住愤怒他说，同那些顽固不化的家伙干脆来个诀别，一刀两断算了。
我的父亲关切地听着他们两人的话，双手拉住他们每人的一只手，说道：
“不，不能这样做。就是吃力，也一定要实现联合。在联合起来，拿起枪杆子打敌人以前，是不能取得独立的。”
他们回去后，父亲谈到从李氏王朝时期沿袭下来的党派斗争。慨叹说，过去由于党派斗争，才招致了国家的沦亡。如今号称搞独立运动的人，还不醒悟过来，仍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中热哀于派系斗争，实在令人担忧。他接着告诫说，不很除派系斗争，就不能争取国家的独立，也不能实现文明和开化。
派系斗争是削弱国力的根源，是引进外部势力的媒介。外部势力一侵入，国家就必然灭亡。你们的一代，必须从根本上消除派系斗争，实现团结，唤醒民众。
我放学回来护理父亲的时候，他就让我坐在他身边，给我讲许多问题。
讲的主要是他的一生中的体验，其中有很多是很有教益的。
父亲的谈话中，我至今不能忘记的是关于革命者应有的三大思想准备的话。他说：
“干革命的人，无论到哪里，都要作好三大思想准备。就是说，要有被饿死、打死和冻死的思想准备。要作好这样的思想准备，不要抛弃当初的远大抱负。”
父亲的这些话，我都铭刻在心灵深处。
父亲对于朋友和友情所讲的话，也是很有教益的。他说：
“一个人不应该忘掉患难之交的朋友。人们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话有很深的含义。能够同主死共患难的挚友，实际上比亲兄弟还亲。”这天，父亲对于朋友和友情问题谈了很长时间。
他对我说，你爸爸开始革命斗争，是从结交同志着手的；有的人从筹措资金、购买六轮子手枪开始搞独立运动，而你爸爸，不论到什么地方，总是首先物色好同志。好同志，既不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从地下冒出来，必须自己去找，像淘金挖宝那样下功夫寻找，下功夫培养。正是为了这个，你爸爸一辈子不怕磨破脚掌，跑遍了朝鲜和满洲大地。你妈妈也是为这个才不顾自己受苦受累，侍候客人。只要你真心为国为民，就完全能够结交好朋友，关键在于你的意志和心地。即使没有钱，只要志同道合，就能成为同志。花百万黄金也买不到的友情，有时只用一口锅巴水或一个烧土豆就能结交朋友的道理就在这里。你爸爸既不是有钱人，也不是有权势的人，但有很多好朋友。
如果可以说这也是一种财富的话，那么，可以说你爸爸拥有最大最多的财富。
只要是为了同志，你爸爸从没吝惜过一切，正因为这样，同志们也都豁出性命保护你爸爸。我所以能够战胜千辛万苦，献身于光复运动直至今天，就是因为同志们给了我无私的帮助。
父亲躺在病床上说，他最怀念的是同志们，并且一再地嘱咐我要结交大量的好同志。
“只有肯为同志牺牲自己的人，才能得到好同志。”当年父亲讲给我的这些话，至今还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几个月来，我的母亲废寝忘食，精心护理同病魔搏斗的父亲。她的无微不至，是天下任何人都不可企及，不可替代的。然而她的精心照料也未能挽救我父亲的生命。
1926年6月5日，我的父亲在离乡几千里的异国他乡的矮檐陋室里，含着亡国恨，与世长辞。
“我们在辞别故乡时说过，争取独立之后一同回去，可是看来我不能回去了。国家独立后，你带着成柱回去吧。我壮志未酬，便要离世，实在放不下心啊。我把成柱托给你。我本想供成柱念完中学的，可是看来不可能了。
如果你能做到，即使喝粥，也一定要想办法供成柱念完中学呀。至于他的弟弟们，就要看成柱了。”
那天，父亲对我母亲讲的遗嘱是这样开头的。父亲把自己经常带在身上的两支手枪拿出来交给我的母亲，嘱咐说：
“这两支枪，我死后若被发现，会出麻烦，你把它埋藏在地里，等成柱长大走上了斗争道路，再拿出来交给他。”
父亲接着对我们三兄弟作了最后的教导：
“我没有达到目的就要走了，可是我相信你们。你们始终不要忘记你们的身体是属于国家和民族的。你们既使是粉身碎骨也一定要光复祖国。”我放声痛哭。父亲的逝世，让我埋在心中的亡国的悲愤一下子爆发了。
我的父亲，为了祖国，一辈子忍受切肤削骨之苦，直至逝世。他屡遭酷刑，身受冻伤，以致酿成不治之症。但他毫不屈服，挺身深入民众，走访同志。他精疲力竭，饥肠辘辘时，宁愿折根树枝当拐棍，抓一把雪当饭吞也不回头，不犹豫，径直前进。
我的父亲，在他的一生中从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党派，从没有追求任何权势，一心一意为光复祖国，为劳动人民的幸福，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在生活上一无所求，一贫如洗。偶尔有了钱，很想给孩子们买一块糖吃，但用一分一分地积攒下来的钱，买一架风琴赠给学校。他一向先公后私，在想到自己以前先为同胞着想，想到家庭以前先为祖国着想，全心全意为光复祖国，顶风冒雨，奔走不息。他作为一个人，过得廉洁，作为革命家，过得清白。
我从没有听到父亲谈过家庭生活。在思想上和精神上，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很多财富，但是在物质和金钱方面，我是一无继承的。今天陈列在我旧居里的农具和家具，都是我祖父留下的，没有一件是我父亲留下的。
“志远”的思想、三大思想准备、争取同志的思想、两支手枪，这便是父亲留给我的全部遗产。这是要我克服极大痛苦，作出极大牺牲的遗产。这对我来说，是再宝贵不过的遗产。
我父亲的葬礼是社会葬。出殡的那一天，小南门街人山人海。从南北满洲各地、间岛和国内，一向跟随我父亲，仰慕我父亲的同志、朋友、弟子和昔日的病人接踵而至，不计其数。抚松县长也带着金箔香纸，前来在我父亲的灵前烧香叩头，流着眼泪吊唁。
我父亲的墓地设在离小南门街有十里地的头道松花江边的阳地村。这是我父亲生前常来常往的地方。父亲常常同这里的乡亲们叙谈，给他们看病，相处得像一家人一样亲密无间。我想，我的父亲在九泉之下也会愿意同他生前好友们在一起的。
这天，从小南门街到阳地村的十里路，泣声不断，泪流成河。独立运动者们抬着灵柩还放声痛哭。
抚松一带的朝鲜妇女，从出殡之日起就在头发上扎一根白布条，表示哀悼有15天之久。
我就这样失去了父亲。我突然失去了父亲，失去了导师，失去了领导人，对我来说，父亲是给我以生命的至亲骨肉，同时又是从我小时候起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导师和领导人。父亲的逝世，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一无可弥补的损失，使我心若旷野，空无一物。
我有时只身走到江边，遥望着祖国的天空，情不自禁地悲泣流泪。
回想起来，父亲对我的感情是格外深厚的。从我刚刚开始懂事的时候起，父亲就认真直率地给我讲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无比的严厉，无限的深挚，这就是我父亲的爱。但是，我再也得不到也期望不到父亲的这种爱和引导了。
从悲痛的泪海中扶我站起来的，是父亲留给我的不同一般的遗产－－“志远”、三大思想准备、争取同志的思想和两支手枪。
在那还茫无头绪，不知所措和极度悲哀的时候，我从父亲的遗产中获得了力量，开始探索了我应走的道路。
第二章难忘的桦甸
（1926年7月～1926年12月）
一华成义塾
葬礼结束后，父亲的朋友们在抚松住了几天，商量我的前途问题。
经他们的保证和介绍，我于1926年6月中旬离开抚松。去华成义熟。
当时正是我国发生六·一○示威斗争之后不久，六·一○示威斗争，是由在三·一人民起义后，新近登上民族解放斗争舞台的共产主义者发动的群众性反日示威斗争。
在我国民族解放斗争由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方面，三·一人民起义起到了转折点的作用。这是世人共知的事实。先觉者们通过三·一人民起义痛切地认识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再也不能成为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帜了。在他们中间向往新思想潮流的趋势迅速高涨，通过他们的活动，马克思列宁主义迅速地传播开来。
发生三·一人民起义的第二年，汉城出现了称为劳动共济会的工人组织，紧接着陆续出现了农民组织、青年组织、妇女组织等群众组织。
在这些组织的领导下，从本世纪20年代初起蓬勃开展了维护无产阶级的权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群众斗争。1921年，釜山的码头工人举行了总罢工。从那以后，在汉城、平壤、仁川等工业中心和其他许多地方接连发生了工人罢工。在工人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