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首与战争 作者:[英]戴维欧文-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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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那天的晚些时候，冯．里希特霍芬将军和戈林来到“狼穴“。这位空军军级指挥官在日记中写道：
“我和耶舒恩纳克去见元首。他神经极度紧张，但头脑清醒，信心十足……我不断强调现在重要的是保存我们的部队，让他们就地战斗。前线缺少的是步兵、冬装和食品，但首先缺少的是坚守阵地的意志……我着重指出，他有必要亲自向每个战士呼吁，那么事态就会好起来……元首全神贯注地听着，极感兴趣。他在草拟一项重要公告。帝国元帅（戈林）和我颇有劝谏的本事。元首大声咒骂那些对把事情搞糟了负有很大责任的陆军指挥官们。他正在尽力进行大撤换。勃劳希契已经下台，哈尔德、凯特尔等人将步他的后尘。他询问我对各陆军指挥官的看法：这可不是个令人愉快的话题，但是，我在强调自己有偏见的同时，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希特勒亲自签署了此时已到了东方前线的历史上有名的命令。北方集团军经过对前线的小规模调整，要坚守到最后一个人。南方集团军也要死死守住。包克的中央集团军也是如此。
不能进行大规模撤退。这种撤退将导致重型武器和装备的惨重损失。在司令们和其他军官的亲自指挥下，部队被迫在他们的阵线上进行奋力抵抗，全然不顾他们侧翼和后方的任何敌人的突围。只有这种战斗才能为我下令从国内和西方调集增援部队赢得时间。
里希特霍芬将接收从西线调来的一个远程战斗机和四个轰炸机中队。飞行训练首领将拿出五个运输机中队去前线，各部及各司令部备用的飞机也将无条件地全部征用，只留下最重要的运输飞机。“最重要的是给最薄弱的师提供步兵（以简单的增援营的组织形式）。坦克的运输工作则不那么紧迫。”
这决不是尊重个人情感的时候。如果包克有病，那么较健壮的司令一定取代他：希特勒命令陆军元帅冯．克鲁格接管中央集团军。对希特勒来说，包克无可指责，他请施蒙特向这位元帅讲清他的意思。
此刻，他与陆军总司令冯．勃劳希契元帅的告别则不那么热诚。希特勒确认，无论勃劳希契出于怎样的动机，向他隐瞒了前线司令们发来的紧急的重要情报，他就应为此承担责任。毫无理由地扣压了包克在13日的险情报告，证实了他在两周前访问伦斯德的集团军所得的印象。12月下旬，希特勒向德军务指挥部颁发了一项“基本命令”，提醒他们必须重视这类报告，这是必不可少的一种领导手段——“真实地报告未完成命令的情况和本人的错误，是每个战士的职责”，而且报告时不许渲染夸张或大事润色文字，以免贻误战事。
更严重的是最近勃劳希契表现出的无能和执行希特勒的命令的怠慢态度。据希特勒的空军副官冯·贝罗少校说，使他最终下台的那次事件发生在柏林，希特勒和弗洛姆将军的那次午夜谈话上。“在这里希特勒发现‘补充军队’接到的命令和他颁发的不一样。这次夜间谈话之后，希特勒决定勃劳希契将不得不辞去他的陆军总指挥职务。”此后接连几天，希特勒都在考虑指派另一位将军代替他。然而，到12月9日，他才打定主意：他将接受施蒙特的意见，他本人兼任陆军总指挥。那天，他大声向勃劳希契解释说，他没有任何能够把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灌输到陆军里去的将军，然后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补充说：“我们将保持朋友关系。”
他向哈尔德重复了他本人担任指挥的原因。他解释说，哈尔德还得象以前一样继续工作，而凯特尔担任了作战部的部长职务。哈尔德没有遭到和勃劳希契同样的命运，使许多人惊讶，然而希特勒需要这位参谋总长的能力和经验，而这位野心勃勃的将军已学会了作为一个专业人员压制内心对这位“自命不凡”的独裁者的反感。与此同时，希特勒和施蒙特拟定了一项给陆军和武装党卫军的“当日命令”：“我们国家争取自由的斗争已接近高潮。我们面临震撼世界的决定。承担斗争的主要角色是陆军。从今天起，我亲自担任指挥。作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加过许多战斗的一位士兵，我完全和你们一样具有获得胜利的决心。”那天他签署的第二个文件是写给空军和海军司令的一封信，把他这一决定用文件正式下达：
从今天起，我已决定亲自担任陆军总指挥。
陆军参谋总长将直接隶属于我。
德国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陆军元帅将代表我作为陆军指挥和行政的最高权威，行使陆军总司令的其他权力……
阿道夫·希特勒
接着离开的是古德里安将军。他的上司渐渐认识到他不理会希特勒的停止撤退的命令，继续为他的第二装甲军团的撤退作准备，他的坦克正在奥勒尔重新集结，军队在作纵深梯次配置，这使哈尔德明白了古德里安的意思。接任包克的克鲁格和古德里安根本不是朋友，这位装甲部队将军在12月20日到达希特勒的大本营时，克鲁格气愤地给哈尔德和施蒙特打电话，警告他们说，古德里安显然已经诚惶诚恐，不知所措。
古德里安曾向元首生动地说明了第二装甲军团的状况：他的部队精疲力尽，和敌人相比，数量上也处于劣势，地面冻得结结实实，挖战壕是不可能的。希特勒反驳道：“那么，就用你的重炮或者迫击炮轰出弹坑，在里面安装战壕加热器。”他曾一度挖苦地问古德里安：“你以为腓德烈大王的手榴弹兵也愿意为国捐躯吗？”而古德里安则暗示希特勒，他早该把自己从凯特尔、约德尔和哈尔德这样坐办公室的专家们中摆脱出来了。 （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他们只会向我们发出难于执行的命令，却拒绝我们所有的请求和需要。使我心烦的是我觉得我没和他们取得上联系——我没有能力阻止我为这样的环境作出牺牲。）第二天，他飞回奥勒尔，向他的指挥官们简略传达了希特勒的新近加以补充的停止撤退命令。但是他的坦克仍继续暗中撤退。12月25日，克鲁格终于拒绝再和古德里安共事；他们俩当中必须得有一个走开。午夜前不久，希特勒给克鲁格回电话：古德里安将立即被解除指挥权。
在这几个星期里，他一定充满了行使绝对权力所引起的孤独感。他敢肯定独自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吗？军事灾难最终不会归咎于他吗？他不能向任何人吐露曲衷。他不能和爱娃勃劳恩商讨战争，再说她又远在巴伐利亚。他的女秘书们时而瞥见他的内心世界。几天前，一架电唱机安在元首暗堡里，这是他住的混凝土地堡，以防止敌人轰炸袭击或伞兵袭击。每天晚上，他听里查德·斯特劳斯的曲子和雨果·渥尔夫的抒情曲——当然也听瓦格纳的曲子。姑娘们多么爱听海因里希·施劳斯纳斯唱的斯特劳斯的《秘密要求》和彼得．安德斯的轻柔的男高音。“这些抒情曲多好听啊，”其中一个秘书写道，“这些曲子使你沉浸在温暖与爱情之中，就连元首也好象被它们打动了，因为昨晚他对我们两个姑娘说：‘孩子们，你们一定要过好上帝赋予你们的时时刻刻！’”
希特勒担任了德国陆军的指挥，大量的工作纷至沓来。他曾命令哈尔德亲自同他的参谋每天参加他的战务会议，可是哈尔德决不是个敢承担责任的人，因此他的工作非常沉重。一连几个星期希特勒的日常生活秩序全打乱了。以前，他的午饭是在下午两点开始，现在推迟了几个小时，——有一次晚到下午6点。于是又打乱了晚饭的时间；以前通常夜间10点在他的暗堡开的茶会，现在不到午夜不能开始。那年冬天有一次竟在次日早上两点以后开始，这就是说，那些疲惫的、和他一起用茶的人在4、5点以前是不能去睡觉的。谁也没有户外运动，暗堡非常暖和，而外面却很冷，道路不是被雪封住，就是结满光滑的令人生畏的坚冰。他的秘书们喜欢温暖、装备舒适的办公室，希特勒却睡在他的暗堡里，通风装置整夜嗡嗡响着，气流在他的头顶上掠过。
在古德里安12月20日出席的那次会议上，希特勒进一步颁发了一系列的稳定参差不齐的东方前线的严厉命令。他对哈尔德说：“必须使每个连队清楚地知道为什么要坚持到底！”他意识到部队自然依靠有掩蔽的村庄，不过他还是要求在村庄之间也要有个有取暖设备的临时地下掩蔽部：士兵们必需学会挖战壕并“经得起”敌人的突围。一切确实突围过去的俄国人，一定由后方的狩猎队肃清。的确，后方地区一定要成为把敌人拖住、使他们难于前进的广大防御区一一每个战地面包烘烤房必须象空军地面组织那样学会自卫。进攻的俄国人必须找不到任何隐蔽之处，找不到任何建筑物。这是当年夏天斯大林在他的退却中使用过的残忍政策；在冬天这政策该是怎样地更为有效。德国人不得不放弃的每一个村庄，必须毫不顾及那里的居民，把它们烧掉。村民的保暖的衣服要被扒走。落入俄国人手中的任何村庄和林地，要由空军一个个地毁掉。敌人的生活必须没有保障。部队的士气必须首先恢复，他们对俄国人和冬天的恐惧必须消除。
他把这些原则体现在下达给东线的三个集团军的一项新命令里，每个官兵必须懂得这样一个道理：一只撤退的军队所遇到的冬天，一定会比坚守原地的军队所遇到的冬天更加残酷，不管它坚守的阵地是怎样地近于崩溃。“对撤退的军队，俄国人会穷追不舍，不给任何喘息机会，一次又一次地向它进攻和袭击，这样的军队也不能停下来，因为它在后方缺少任何一种现成的工事。‘拿破仑的退却’的历史随时可能重演。”希特勒向他的指挥官们提出一个希望：俄国人将在他们自己的攻势中因为长期慢性流血死去。他们已把最后的后备军投入了战斗，而且这些后备军敌不过德国士兵。
希特勒的文件传达到东线的每一个军官。只要他的各集团军能坚持足够长的时间，他就给他们运去新的步兵和弹药，他们就能赢得时间，把靠近俄国阵线的失去战斗力的珍贵装备抢救出来。
圣诞节在希特勒大本营里一向是冷冷清清，和在柏林各部的庆祝气氛完全不同。希特勒一一接见他的官员，给他们一个装有少量德国马克的信封，有时还送他们一包咖啡，加上一张印着美好祝愿之辞的贺片。赫维尔在24日的日记中写道：“—个令人失望的圣诞节。元首的心思在别处。没点蜡烛。”两天前，希特勒从克鲁格那里获悉，参谋总部在往斯摩棱斯克用飞机运送几百名没有武器，没有冬装，冻得半死的士兵。他在电话里大声吼道：“又一件糟糕的事！我原来听说到东方前线的每一个人都备有机关枪和步枪。”克鲁格提醒他说：“我感觉到明天我们将有一项重大决定。”希特勒秘密授予他在必要时撤回他的部分集团军的权力，由此可以看出他对这位陆军元帅的信任程度。更重要的是希特勒还解除了对红头空心炸药反坦克炮弹的禁运令。
另一则出名日记的片断——卡纳里斯所写——生动地描绘了这种气氛：
1942年12月24日。
一场严重危机已在东线初见端倪，特别是中央集团军。如果俄国人继续逼下去，它就难逃灭顶之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原因是10月15日制定的军事行动（没有一个努力的要点）和我们兵力分配上所犯的错误
（任何地方都没有战术后备军，更否用说战略后备军了），特别是我们对敌人的完全错误的低估。施蒙特将军将此与1812年作比较，并谈到国家社会主义面临的“严重考验”。装备的损失令人惊骇：卡车、大炮和飞机不得不毁掉和抛弃，因为我们缺少把它们带回来的燃料。
所有这一切对我们士兵的斗志都有严重影响，因为士兵们突然意识到对他们的指挥调动是如此之糟。不管人们怎样说，元首的行动（解除了冯·勃＇劳希契）和一些指挥官的职务）是十分正确的，而且他们决不是无可挑剔的人……
我们对待俄国俘虏的作法也导致极坏的后果。从莫斯科退出来的时候，我们还不得不抛弃德国的野战医院。俄国人把伤病员拖出去，头朝下绞死，再往他们身上倒上汽油，烧着他们。（约德尔的海军参谋官沃尔大。荣格司令写过类似的报告， 补充道：“194l年 12月，在卡卢加，一所主要德国野战医院不得不丢给敌人的时候，我们的部队在每个伤病员床上放一支手枪，我们让他们选择是否活着落入俄国人手里”（未发表的荣格的回忆录）。）一些未受伤的德国士兵必须看着这种酷刑，然后在他们的腹骨沟上猛踢，再送回到德国阵线那边，并指示他们描述一下布尔什维克在听到他们的被德国俘虏的同志遭到大量处决和野蛮对待的消息后，作出了怎样的反应。还有一次德国俘虏被斩首，并把他们的头拿去作成党卫军的标志。
俄国的陆军公报从来不报道俘获战俘的数目，而只是做一些简短的登记：“五十名军官和二百名士兵被清洗”——指的是上述处决方式。
希特勒从调查局的监听中还得到了红军枪毙德国战俘的充分证据。此时国际红十字会提出双方现在回到公认的协约上，可是希特勒拒绝了。他对凯特尔和约德尔说，他不想让他的士兵有这样的想法：俄国人囚禁他们时，会很好地对待他们，再有，如果他按规定给敌人提供俘虏名单，俄国人会很快明白他们的在德国人手里的许多俘虏已不再活着了（由于遭受到无情的忽视和得了流行病的结果）。
到了年底，他们的战略目标一个也没有达到。几乎每时每刻都看见希特勒抓着那连结他和克鲁格以及东线的长途电话。堤坝可能随时损坏。克鲁格又在请求小规模撤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