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宁次-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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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后，因‘对华处理纲要’业已确定，并决心亲自掌握处理，加以所接触的中国
方面要人态度颇为亲日，而又是向友人何应钦投降，从而产生一种轻松之感。在今
天的签字仪式上也未特别紧张和担心。然而，这总是从未意料到的痛苦处境。因此，
一进入会场，就试用隐禅师夜船闲话的内观法，安心定神。对陪席的美国人也默念
着‘坐禅如在桥上，把往来行人当作深山树林’一语，借使自己镇静下来。签字时
的心情，和过去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或处理公务时的心情并无不同。”
　　　　实际上，他求助什么“内观法”来安心定神，已经自供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并不
轻松。
　　　　签完降书后，冈村向侵华日军正式下达投降命令，要点如下：
　　　　　　　　（一）余遵奉大命，率领在华（满洲除外）、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法
　　　　属印度支那之全部陆军向蒋委员长无条件投降。
　　　　　　　　（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第6方面军司令官、第10方面军司令官、
　　　　第6军司令官、第13军司令官及第23军司令官、第38军司令官，应指挥所
　　　　辖地区内一切陆军部队（包括非部队成员）向各地中国受降主官投降。
　　　　　　　　（三）各方面军司令官在执行上项有关命令时，应与所在地区海军
　　　　指挥官密切协作。涉及陆海两军有关事项，应负责对海军部队的领导，
　　　　为此，在与受降主官交涉中，应包括有关海军事项之执行。
　　　　　　　　（四）各方面军在执行本命令时，必须迅速、确切，赏罚严明。
　　　　　　　　（五）执行本命令时，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书面请示当地受降主
　　　　官，就地妥善处理。
　　　　同时，冈村还以总司令官名义下达对中国派遣军全体官兵之训；示：
　　　　　　　　今奉大命，率我武勋赫赫战史辉煌之中国派遣军，不得已投降敌军。
　　　　念及我征战万里、确信必胜、英勇善战之将兵，以及皇国之苦难前程，
　　　　万感交集，无限悲痛。
　　　　　　　　然圣断既下，事已至此。全军将士面临冷酷事实，宜彻底遵奉圣旨，
　　　　毋趋极端，含辛茹苦，更加严肃军纪，保持铁石团结，进退举措，有条
　　　　不紊，以显示我崇高皇军最后之真姿。
　　　　　　　　异域瘴疠之间，望全军将士珍重自爱。泣血训示如上。
　　　　由此可见，他虽然签署了投降书，但内心并不肯向中国人民低头，更谈不到有
真正认罪的态度了。
　　　　9月中旬以后，遵照中国方面的指令，冈村的总司令部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
后总联络部，他本人改称总联络部长官，负责协助盟国方面遣返在华日军官兵和侨
民回国。此间，他每天只是上午到该部办公二三个小时，下午便回到私邸，参加以
小玉吞象占卜师为中心组成的易经恳谈会活动。他知道自己身为侵华日军最高指挥
官，将难逃中国方面的审判，“但也只管打坐以待未来，将来即使走上断头台，也
愿持此心情”。
　　　　那么，当时的国民政府是如何处置这个老牌侵华恶魔的呢？且听下章分解。　　　
　　　冈村宁次　　　　　　　　
　　　　　　第三十三章　　“无罪释放”
　　　　　　　　　　　　　　　　　　　冈村宁次大战犯，交接有功受报赏；
　　　　　　　　　　　　　　　　　　　优遇敌酋为反共，判为“无罪”被释放。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传统国际法中，发动和诉诸战争被当作主权国家的当
然权利。那时的国际法里无所谓侵略国与被侵略国的是非划分。
　　　　当时以战争解决政治问题、推行国家政策的手段是合法的，任何国家都有诉诸
战争的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利，即所谓的“诉诸战争权”。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犯罪
并不包括发动战争本身的行为在内，而仅指交战国军队在作战中使用诸如有毒或其
他禁止使用的武器，杀害或虐待战俘、平民等行为。至于战争本身却无可非议，发
动侵略战争的统治者和军队负责人这些罪魁祸首，亦一贯逍遥法外，从未受过任何
审判。就是曾入侵了大半个欧洲的拿破仑遭流放，也非经过国际法庭的审判，而是
根据战胜国元首的政令执行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有了新发展，1925年国际联盟第六届大会宣告：“侵
略战争构成国际罪行”。同时，否定了以上级命令作为否认自己战争罪行的辩护理
由之规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德法西斯分子给各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世界人
民强烈地要求严惩战犯。1942年，比利时等9国流亡政府在伦敦发表了惩治战犯的宣
言。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亦指出：“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
对于战争罪犯，将处以法律之裁判。”同年11月6日，国民政府在光复后的南京设立
“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并于12月中旬以后分别在南京、上海、北平、汉口、广
州、沈阳、徐州、济南、太原、台北等10城市，成立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其中南
京法庭直属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后改隶于国防部。
　　　　1946年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冈村宁次和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人一起列入
战犯名单。对此冈村自己也心里有数，“中国事变以来，我虽未直接参与战争的谋
划，但一直在中国战线先后担任师团长、军司令官、方面军司令官，最后达到最高
地位的总司令官。因此，在停战初期，我自忖不仅将被判为战犯，且死刑也在所难
免”。但是几经曲折，冈村最后竞被蒋的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宣判无罪，并将其悄悄
遣送回国，此举大出国际、国内甚至冈村本人意外，这一案件的内幕究竞如何呢？
　　　　“八一五”日本投降之时，蒋介石的中央军大多还远在川贵一隅的大后方，不
可能很快赶到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接受日军投降。而八路军、新四军等中
共武装，自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后，发起了大反攻。新四
军已收复了大江南北10几个县城，主力已逼近上海、南京、合肥、武汉等地。新四
军为了接收城市，公布了各省市领导名单：刘长胜任上海市长，黄克诚任江苏省长，
粟裕任南京市长，何克希任杭州市长，郑位三任湖北省长，李先念任武汉市长。八
路军也任命了华北各省领导人。已经壮大起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与这些城市近在咫
尺，而蒋的中央军却鞭长莫及。
　　　　怎么办？蒋介石思前想后，决定依靠日军和伪军替他先看管好这些地盘。8月1
6日，蒋电告冈村宁次，要他继续坚守岗位，并负责维持秩序，所有武器装备移交给
重庆中央军，而决不可向其他军队移交，遇到不法扰乱者，可作自卫反击。华北、
华东的大城市和日军武器装备交给国、共哪一方？这一决定权实际落在了冈村宁次
手上。他权衡再三，认为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且国民党内亲日派多，顺从蒋的旨
意，在战后审判时或许能逢凶化吉。于是，冈村立即复电蒋介石：遵令执行。同时，
命令所属部队在原地等待重庆政府军队来接收，对共产党军队的任何要求，坚持予
以拒绝，必要时可采取武力自卫，毋庸踌躇。
　　　　两天后，8月18日冈村亲自给在华日军起草了《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纲要指
出：“皇军停战后，切不可松懈斗志，要继续坚持不屈不挠的气魄和斗志，加强对
重庆政府的支持，要促进重庆中央政权的统一，协助中国的复兴建设。关于移交武
器、弹药、军需品等问题，要根据重庆政府的命令按指定时间、地点，完全彻底地
交付重庆政府军队。”　　　　　　　　　这个纲要是冈村自主决定起草了发的，应当说它与东京方面当时的主张并不一
致。日决定投降后，东京大本营作为正式指令曾给冈村发来密电：“此际莫如将红
色势力引进中国本上，使之与美方势力发生冲突，引起东业之混乱，从而日本可坐
收渔翁之利。”也就是说冈村应放手让中共接收，使其实力进一步增强，与国民党
方面争夺天下。这倒是符合作为战败者的日本统治集团当时的报复心态。后来不就
是因国共内战及朝鲜战争，使美国决定放松对日管制并扶植其发展，使日本获得东
山再起的机会么？但是，当时的冈村拒绝了大本营这一主张，他从一贯坚持的反共
原则立场出发，采取了“与国民政府紧密结成一体，断然对付中共”的方针。这当
然赢得了蒋介石对他的好感。
　　　　8月中旬，新四军军部曾派冯少白等，到南京与日军总司令部联系受降事宜，冈
村宁次得知后，采取敷衍态度搪塞，同时，又派参谋主任桥岛等到吁胎县黄花塘新
四军军部，以种种借口拒绝向新四军投降。八路军的谈判代表在北平、天津、太原、
石家庄等地也遇到同样的拒绝。
　　　　冈村对共产党冷若冰霜，而对国民党却主动热情。8月27日，冷欣中将作为前进
指挥所主任抵达南京时，冈村派小林浅三郎总参谋长率领百余名高级军官前往机场
迎接。当晚，小林浅三郎代表冈村在新街口福昌饭店宴请冷欣。席间，小林对冷欣
说：“我们盼望着由你们来接收。这几天，我军在前线仍在与八路军、新四军对峙。
他们要受降，我们命令部队抵抗。上海中共地下党准备组织10万工人大起义，与新
四军苏浙军区里应外合攻占上海，这一行动被我们制止了。”
　　　　冷欣对此表示感谢，称：“如果没有贵军的大力协助，许多大小城市早成了共
产党的天下了。”接着，双方相互敬酒，场面十分亲热。
　　　　战争结束初期，国民党同内部掀起了一股所谓“中日合作亲善”的怪潮。按照
蒋介石的指示，为了“不刺激对方”，对投降日军，一是不称俘虏，而称“徒手官
兵”；二是到遣返为止，不解散其部队的指挥体制。只是将侵华军总司令改称为
“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各方面军司令官改称“某某地区善后联络部长”。
冈村也供认，停战后中国官民对日军、日侨的态度“出乎意料的良好”，他认为
“这可能与中国人慷慨的民族性格有关。但最大原因是广为传闻的蒋介石先生8月1
5日所作的‘以德报怨’的广播演讲。这个演讲与当时斯大林之‘讨还日俄战争之仇’
的声明比较，应该说中国之豪迈宽容，无以复加。这一思想及方针。已成为中国官
民在接收日军投降及对待战犯等一系列问题态度的基础”。
　　　　他后来还在其回忆录中拐弯抹角地承认，200多万日军、日侨能在战败不久很快
顺利返回国内，几乎未受到人身伤害，这是日本民族所做不到的。自甲午战争以来，
在华的日本军民欠下过累累血债，中国人民完全有理由报复或至少像苏联那样，押
他们在西伯利亚之类的地方服苦役，但中国没有这样做。历经战败，遣返整个过程
的冈村宁次，不得不承认“中国民族敦良宽厚之性格，值得日本人学习”。
　　　　当然，蒋介石对冈村宁次个人的处置，就不完全是宽宏大量的因素，而是带有
强烈的反共色彩。
　　　　9月9日举行过投降仪式后，10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率一些高级将领，与
冈村举行了“亲切会见”。双方就反共合作问题进行了密谈。何应钦等人声称：
“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尽管如此，我等应停止一切争议，让既往之事
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此时的所谓“中日合作”，无非就是共同对付
与国民党争夺受降权的中共。果然，何应钦提出：“对日战事结束了，国共战争就
要开始，我们对共产党作战困难不少，蒋主席说要请贵军协助。”
　　　　冈村宁次点头赞同：“我既受天皇之命向中国投降，就应该忠实地为中国政府
效劳。”
　　　　中秋节那一天，何应钦还派人送了两卡车月饼和1卡车水果，到萨家湾日军总司
令部表示慰问。另外，何派王武上校单独给冈村送了两箱香烟和一箱茅台酒等物品。
　　　　10月21日，冈村应何应钦之邀，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日方只我
一人，对方有何应钦、萧参谋长、钮少将、王武上校（除萧氏外均精通日语）。谈
完公事后，拿出甜酒，大家闲聊了两个多小时。席上，何应钦极力高唱中日合作。
其中，何应钦谈话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如下一段，河上将说：‘由于贵官认真负责
的态度及贵司令部职员热诚勤勉，使接收工作顺利进行。应趁此机会培育中日合作
的趋势，使子子孙孙继续下去。我任军政部长以来，就提倡中日合作，但因国内情
况未能如愿以偿，而日本军部内，也有不谅解蒋委员长和我等真意者，因此遂启战
端，诚不胜遗憾之至。我曾对矶谷、喜多两武官提出，如果日本侵占中国，外国势
将介人，事态将向困难发展。7月3日芦沟桥事变前夕，喜多武官迫使中国放弃亲苏
政策，并接受广田五原则时，我也曾说过中日相战两败俱伤，结果将使共党势力扩
大。此事不幸为我言中。’何言毕举杯与我畅饮。”
　　　　国民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是1946年5月5日，但蒋介石早在1945年12月20日就秘
密来到南京。23日晨，冈村“突蒙蒋介石委员长召见，遂去总司令部作短时间面谈”。
一见面，蒋即对他在接收过程中给予的合作表示感谢，并躬身问安：“贵官健康如
何？生活上有何不便，请不要客气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
提出。我们会尽量给予便利。”冈村后来回忆当时情景说：“蒋和蔼之情溢于言表。……
以好言相慰，深感敬佩。”
　　　　1946年6月，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共中原根据地为标志，国共两党战争全面
爆发。在何应钦、汤恩伯等人的建议下，冈村宁次被秘密聘为国防部高级军事顾问，
以发挥他的所谓“军事天才”。此前，冈村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根据对八路军作
战的经验而编纂的《剿共指南》，也被译成中文后大量印发给国民党军各级指挥官。
这年底，为了隐秘冈村的行踪，国民党当局把他从南京萨家湾原日军总部大院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