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宁次-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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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日本对外的侵略扩张方针，冈村正是利用这一点，求同存异将他拉进自己的谍报
队伍。
当时，日本派赴上海的特工人员和机构，除收集中国情报外，另一个主要工作
是针对朝鲜的独立运动。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后，大批不甘做亡国奴的朝鲜
爱国志士纷纷来到中国，其中独立运动的主要领袖人物多集中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区。
他们在中国有关当局的同情和暗助下，并利用西方国家与日本的矛盾，在公共租界
区建立了领导独立运动的总部机关，后来甚至还成立了流亡的韩国临时政府，李承
晚等人在此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至今韩国的政界要人访华去上海时，总要到他们
的流亡临时政府遗址处凭吊一番，追思其先烈业绩，感谢中国人民对朝鲜独立运动
的同情和帮助。 由于共产理想犹存，吉原对向日本军方提供有关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内部
情报，尚不算积极。冈村倒也不强其所难，通过他主要是对付在沪的朝鲜独立运动
总部。在冈村的谋划指挥和资金保障下，吉原成功地打入该总部，将其内部情报源
源不断地报告给冈村。并且，通过施离间计，使在沪的朝鲜独立运动领导人产生了
分袭，或趋附英美，或靠拢共产国际，这实际上削弱了他们团结统一争取独立的力
量。这两部分人在二战结束后，一部以李承晚为领袖，在美国的支持下建立了大韩
民国；一部早已转道东北坚持武装斗争，并跟随金日成将军回国，在北方建立了朝
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时隔半个世纪，朝鲜民族至今没有统一，分裂的种子其实
在它争取独立解放的过程中就已埋下。造成朝鲜半岛之分裂虽然有种种深刻的历史
和现实原因，但历史的偶然性中总有人为的因素，毫无疑问，在日本殖民侵略总方
针指导下，冈村等人于20年代中期在沪“卓有成效”的卑鄙间谍活动，也是他们对
朝鲜分裂现状形成的一份历史“贡献”。
当时在华的朝鲜独立运动，有号称“义烈团”的武装激进组织，专以破坏日资
企业、暗杀驻华或访华的日本军政要人为职志。在吉原的内应下，冈村还率日特成
功地阻止了几起义烈团针对来沪访问的日本皇族、军政首脑和议员的暗杀行动，保
证了他们的安全，使这些人包藏祸心的“访问”，得以顺利实现。
在冈村宁次到上海赴任前，日军参谋本部还交给他进行长江流域作战实地研究
的任务。其中课题的重点，是考察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与日本陆、海军协同
登陆作战问题。上任的第3个月，由他做东道主并负责筹备，日军参谋本部在上海召
开了长江下游作战计划会议，专程由日本赶来的本部负责作战的高级官员，听取了
冈村的实地考察报告。这些大小战争贩子们一致认为，由于上海扼守长江口，又是
远东著名的国际商港，日本在时机成熟时必须出兵上海，以此来试探中国方面的抗
战决心和欧美列强的态度。后来日军果然就是按这种谋略制造了“一二八”上海事
变，这是后话。
就在冈村来华上任的这年5月，日本国内的宪政会、政友会和革新俱乐部结成
“护宪三派”，并在选举中获胜。接着，1924年6月11日，以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为
首相的三党联合内阁成立。加藤的连襟、三菱财阀岩崎弥之助的女婿币原喜重郎男
爵出任外相。从此，“币原外交”开始。
币原深感华盛顿会议以后，日本在外交上陷于孤立。中国民族主义高涨，反日
运动迭起。要改变这种尴尬的处境，必须改变外交形象。他在第49届议会上提出了
所谓新的对华方针“四原财’：第1，不干涉中国内政；第2，维护日本“合理”的
权益；第3，对中国的现状抱同情和宽容的态度；第4，两国共存共荣，实行经济合
作。这样，币原给日本对华政策涂抹上一层浓浓的“睦邻外交”的色彩。
日本果真要对中国实行睦邻政策吗？实际上，加藤内阁并没有放弃对华侵略政
策，“币原外交”的对华“四原则”仅仅是策略手段上的变更，它是为日本帝国主
义在“华盛顿体系”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行大陆政策服务的。日本统治集团对华
政策的目标依然是：继续扩大日本在“满蒙”的权益；鼓励日本垄断资本向长江流
域实行经济扩张。对于中国南方因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推动下实行国共合作而出现
的革命形势，则持“静观”态度。
币原揭示的新的对华政策是打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招牌，推行以经济侵略
为主，武力威慑为辅的方针。
日本军方对“币原外交”并不满意，他们主张积极地涉足中国内政，而不顾及
什么遮掩和招牌。以陆相宇垣一成和参谋总长上原勇为代表的军部，主张颠覆曹锟、
吴佩孚直系势力，在北京建立一个亲日的中央政府，从而排斥英美在华势力，大力
推行既定的大陆政策。在军部与政府在对华问题上的微妙矛盾中，冈村起初态度骑
墙，后来则坚决站在军部一边，主张以强硬手段积极干涉中国内政。
他在上海领事馆工作期间，当地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五卅运动。在日本勾结中国
亲日派军阀破坏和镇压这场运动的过程中，冈村宁次充当了重要角色。
加藤内阁上台后，外相币原认为，在中国民族主义抬头的情况下，日本要保持
和发展在华权益，主要应依靠经济手段。他绘制的蓝图是，工业化的日本要确保中
国和远东其他国家成为自己的输出市场。日本与中国邻近，日本货物工资成本低，
运输费用省，在同欧美商业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只要日本在中国享受现有条约
所赋予的特权，对中国扩大贸易和投资，将能在与列强争夺远东中再获优势。同时，
由于1920年以来慢性经济萧条带来的产业萎缩、连年入超、黄金储备趋于枯竭以及
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巨大损失，日本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加藤内阁将“振兴对外
贸易，增加海外投资，改善国际信贷关系”列为“眼下最大的紧急任务”。币原认
为大力向中国进行经济扩张是实现这一任务的捷径。
20年代上半期，日本经济侵略除以东北为重点外，在长江流域是以上海的纺织
工业为重点。由于日本纺织业资本的不断扩张，到1925年，也就是冈村宁次来沪一
年后五卅运动爆发的这一年，日本在上海的纱厂拥有纱锭99．8万枚，占该市纱锭总
数的52％。日本资本家把明治以来国内采取的低工资、高工时的剥削手段搬到了中
国。他们残酷地压榨中国工人，以牟取超额利润。在上海的日本纺织厂，工人每日
劳动很少低于工2个小时，仅得工资4．5角左右，不到日本国内纺织工人工资的1／
3。此外，他们仰仗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对工人实行搜身，动辄殴打、无故开除，其
压迫和凌辱为世所罕见。
当时以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压迫、打倒军阀为斗争纲领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
作后中国大革命蓬勃兴起的新形势下，大力开展工人运动。1925年2月，上海22家日
本纱厂的4万工人在中共领导下奋起罢工。这给日本资本家以沉重的打击。据日方披
露的资料，仅上海内外棉纱厂所属11个厂损失就达150万日元以上。日本资本家被迫
答应了中国工人的要求。
日本政府认为，驻上海总领事和武官等所属人员，负有保护日本侨民“合法权
益”的职责，训令他们参加对上海工人运动的破坏。其实，在国内训令未到之前，
冈村就已率日特开始行动了。这位谍报高手在“二月罢工”期间多方窥探消息，向
国内报告：上海罢工系“受外界煽动而起”，煽动者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的成员”。这次罢工“带有反帝和排日的色彩”，“不能视为单纯的劳资纠纷”。
根据冈村等人对工潮性质的这一现地判断，2月20日，币原在日贵族院宣布：上海罢
工“已逐渐变为暴动”，侵害了日本的“正当权利”。加藤内阁决定采取强硬方针：
日本各厂不单独妥协；“劝告”中国政府制定取缔罢工的法令；不承认工会；对煽
动罢工的“不良分子”应予肃清；如果工潮扩大到其他外国工厂，日本与各有关国
家共同对付。立即训令驻华使领遵照执行。
5月7日，上海日本纺织同业公会决定不承认工会，并要求租界和中国当局不承
认工会。15日，又公然制造了杀害工人顾正红的事件，这一天，上海日本内外棉12
厂声称“无纱”，拒绝工人进厂。工会活动分子顾正红带领工人涌入厂内，日本大
班川村对顾连许数枪，顾正红伤重身死，同时受伤者达13人。
事件发生后，冈村宁次预感到事态将要扩大，遂建议总领事矢田与英国领事会
商，筹划共同防范和镇压“骚乱”的策略。狡猾的冈村深知，在上海的外国投资中
数英国人最多，建议利用英同人最惧怕该地工人闹事的心理，让英国人出面打头阵，
这样就会使群众的反日情绪转移到反英方面来。英国佬果然中计，他们卖力地镇压
本来由反日引起的这次工潮。5月30日，英国巡捕枪击中国示威民众，南京路上血迹
斑斑，示威者死伤数十名，造成了举世震惊的“五卅惨案”。6月23日，英国人又愚
蠢地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沙基惨案”，使中国民众的反帝矛头一下子集中于英
国。而在这时候，日本却没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气，没替英国伦分忧解围，
由冈村领导的特务机构甚至还秘密拨款，资助“沙基惨案”后成立的一些罢工组织。
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是由日本纱厂引发而扩大的，日本如率先采
取强硬手段结果将不妙，所以，矢田总领事一面向上海地方政府提供冈村等人搞到
的“共产党煽动活动”的情报，一面用“单独解决上海罢工”的策略，谋求日本尽
先脱身。
7月16日，矢田总领事在冈村宁次等领馆官员的协助下，开始与中方交涉解决日
厂工潮案。经过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的居间调解，8月12日达成协议：日厂将承认
遵照北京政府颁布的工会条例而组织的工会；不发在罢工期间的工资，对“善良职
工”由厂方“酌予补助”；日本人平时在工厂内不携带武器；不无故开除工人。据
此协议，日本纱厂“补助”工人罢工损失10万元，对死伤者赔偿1万元，撤换日员2
人。25日，日本纱厂宣告复工。日本以经济上的些许让步换得了政治上先行脱身。
而在6月23日“沙基惨案”后，华南等地则掀起大规模抵制英国的运动，禁止英货进
口，于是，刚摆脱困境的日本便乘虚而入，着力夺取英国的传统市场。1925年下半
年日货大量运销华南地区。结果，1925年度日本对华出口总额，非但没有受五卅反
帝爱国运动的影响而跌落，反而较上一年增长了12％。
冈村在瓦解和破坏五卅运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出色”的情报、谋略及交涉协
调能力，给参谋本部和外务省官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深得他们的赏识。所以，
后来遇到像谈判塘沽协定。上海事变停战协定之类的军事外交问题，月本军部总是
指定他来主持。这位谈判高手，为了日本的侵华权益，极尽狡诈诡计、威逼利诱之
手段，确实从未做过赔本的买卖。
除北京使馆外，上海领事馆是当时日本驻中国各大城市诸多领事馆中，最大和
最重要的一个。作为领事馆内专门负责谍报工作的武官，冈村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搜
集中国南方的地理资料，以备日军将来侵华作战时使用。对军部的这项任务，他时
刻铭记在心，伺机下手。
当时中国的分区军用地图，大多是昔日到日本留学军事的学生，在陆地测量部
学成归国后测绘的，绘图方式与日本完全相同。不过中国各地军阀都极珍视各自区
域内的军用地图，按极密文件保管，外人极难获得。冈村宁次在上海领事馆任职期
间，曾接受其学生孙传芳的聘请，兼任过孙的军事顾问。孙传芳对他的这位日本
“老师”也是抱着内外有别的态度，冈村曾抱怨：“尽管我在孙传芳阵营内受到敬
重、信赖，向我咨询作战事宜，可军用地图却从来未给过我。”
但是，冈村宁次心里明白，下手的机会总是有的。
一次是1925年5月，冈村派日特永见少佐去苏州出差，水见从当地军阀那里，以
欺骗的手段弄得一份江浙一带二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然后请在沪开设照相馆的町
田老板拍照下来。
另一次是北伐军进攻南昌时，冈村宁次顺手牵羊亲自扒窃走的。对此，他倒也
贼不避讳：“我从少壮时代经常驻在中国，从事情报工作，搜集军事要地的资料，
但得到地图却很不容易。1926年秋，蒋介石率军北上，孙传芳在九江、南昌地区布
防迎击。作为孙的顾问，有一天我去最前线的南昌，当地的指挥官把华中中部地区
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全部借给我，委托我制定作战指导方针、计划。我按其要求提
出了计划方案，却把地图径直带回到九江的司令部。不久，孙传芳军节节败退，最
后设在江面船上的司令部竞遭集中火力射击。孙传芳束手无策，决定启锚顺流而逃。
这时有位头脑冷静的人说，冈村老师赶紧雇条小船躲到日本军舰上去。于是，我雇
了条小船。让它靠在为保护九江租界日本人而停泊在江上的第一派出舰队的旗舰
‘安宅’号旁。哨兵见我穿的是中国服装，心中起疑，拒绝让我上舰。好歹让他找
来近藤参谋，这才由近藤参谋放下软梯将我收留。仓促间，我丢弃了所有行李，却
未忘记带上这套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所幸未被察觉。”
冈村宁次后来回国后，把搞到的这些地图交给参谋本部，“曾获得数额颇大的
秘密赏金”。中日战争爆发后，“武汉作战时所用的华中中部地区五万分之一比例
地图，大部分是我冈村秘密搞到的”；他的参谋长宫崎周一甚至奉承说：“武汉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