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新湖南报人-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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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再谈谈谌震的情况。1958_年新湖南报社处理右派时，他受的处分最重，判刑13年，送第一监狱印刷车间改造。1971年满刑，留厂就业。1976年作为国民党县团级人员，分配到望城县一家工厂。这些年都是拿的二级工工资，每月32元，省吃俭用，多多少少还可补贴家里一点。我的工资一直是50元，在农村供销社要算高工资了，但从1966年我大女儿大学毕业起，每月寄15元回家，家境就渐渐宽裕一些了。1974年，因李庆林的一封信，政府才注意到下放知识青年的痛苦，我三个下放农村的儿女，也得到一点安置费和建房补贴，自己再凑合一点，在农村建了几间瓦房。现在谌震享受离休待遇，我也回报社退休，我们能有幸福的晚年，要感谢邓小平、胡耀邦两位伟人。
回想起来，在那二十二年当中，我们一家受的苦不少，但比起有些难友，又算幸运的了，因为得到许多好人的帮助。至今我们感激谌良和王蔚深，感激我两个姐姐，感激福临和朗梨两地许多同志。而我最难忘记的就是那些年日日夜夜的担心。罗斯福总统当年提出〃四大自由〃，其中之一是〃免于恐惧的自由〃，而我在那些年代，最困苦的就是无从免于恐惧。
向 麓活 鬼 相 逢
作者按：在1957年那场反右浩劫中，当时的《新湖南报》（即今《湖南日报》）编辑部共有干部147人，被打成右派的54人，约占总数的37％，骨干编辑记者差不多一网打尽。这个比例，是全国所有报社之最，真是〃唯楚有'右'，于斯为盛〃了。去年，《新湖南报》的朱九思老社长提出倡议，希望现在尚存的当年的受害者，每人写一篇有关这场浩劫的回忆录，结集出版，以警示后人，凭吊自己，我自然十分赞成。但提起笔来，百感交集，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下手。原想从〃错划〃上作点文章，仔细一想，他们又何尝〃错划〃，他们的眼力和嗅觉都堪称一流，他们打得够准了。对于像我这样对他们并不俯首帖耳，不会打小报告，对谬误的东西管不住自己嘴巴的人，本来就是他们眼中的异类，等到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圣谕一下，我就知道在劫难逃了。所谓〃错划〃、〃扩大化〃云云，都是以后的说法。只是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来考虑，我们才真正是被〃错划〃了。于是我有时就不免有了点阿Q精神：如果我竟然没有被他们〃错划〃，我岂不成了他们的知已和同道，这对我并不是一种光荣。对于这些把我整为右派的人，我并不十分在意，因为他们不过是邪恶势力的走卒，军刀指挥下的鹰犬，而且就是张三不下手，李四也决不会留情的。有趣的是他们中的一些 ，后来的情况也并不美妙，看到他们翻身落马，我不免有些〃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的快意，这快意很快被一种说不尽的悲哀和怆凉所取代。如此胡思乱想一通，感到这题目太沉重，沉重得让我写不下去。
有朋友对我说，你就写写二十多年遭受到的风风雨雨吧，可我哪有勇气触动这至今还没有愈合的旧伤疤呢？特别是为了与我相濡以沫、自愿放弃省文联的工作、下调到我的流放地南县的我的好妻子周荔的种种难以忍受的遭遇，更加不堪回首。对于四年前已经逝世的她，我这个右派丈夫一想起南县岁月就浑身发抖，我觉得还是麻木点不写这些为好。比起跳崖自杀的李长恭和其他几位被迫害致死的难友来，我们这些死里逃生的人还是一种幸运。
好在我的屉子里还有这篇《活鬼相逢》。它是应一家刊物之约而写的，结果被婉言退回，我猜想那看稿的编辑大概是个年轻人，他没有经历过那个什么荒谬的事情都可以发生的邪恶年代，以为我是在撰编〃天方夜谭〃。我现在把它拿出来并非为了充数，它虽然没有什么议论和呼喊，但完全可以作为审判这段历史的一项铁证，你看他们卑劣到何种程度！
2000年春暮
荫荪是我在《新湖南报》创刊不久时就认识的同事和朋友，他多才多艺，英俊潇洒，是机关当时的翩翩佳公子。1957年，我们都成了〃臭味相投〃的右派。从此天各一方，音信杳然。
我发配南县后曾在一猪场当猪倌，一天来了两位手提公文包的外调大员，将我从猪栏中提出审问：〃党的抗拒从严、坦白从宽、立功受奖的政策你知道吗？〃我连声回答：〃知道知道！〃他们接着切入正题：〃知道就好，今天找你，是给你一个立功受奖的机会，你必须彻底检举揭发唐荫荪串联翻案的罪行，如若不然，罪加一等！〃虽然我并不企求什么〃坦白从宽〃和〃立功受奖〃，但却害怕〃罪加一等〃，无奈与〃串联翻案〃的唐荫荪毫无联系，经他们多次启发，仍不能编造出什么令他们满意的〃情况〃，于是他们气得吹胡瞪眼，拍桌打椅，斥我〃死不改悔〃、〃顽固不化〃。这样僵持了半个小时，其中一位突然改变口气，并递给我香烟一支，开导我说，〃 这也难怪，唐荫荪是你的好朋友，你现在检举揭发了他，以后不好见面嘛。不过我现在坦率告诉你，唐荫荪两个月前已经畏罪潜逃到武汉，在长江大桥上投江自杀了，我们这次找你了解情况，不过是补些材料，了却这个案子，你还有什么顾虑不说呢？〃荫荪一贯守正不阿，工作积极负责，对人诚恳热情，落个如此下场，怎不让我悲痛。我想〃了却这个案子〃是假，真正的目的倒可能是为开他的〃鞭尸会〃搜集炮弹，对于那些〃自绝于人民〃的鬼开〃鞭尸会〃以〃肃清流毒〃，也是当时中国政治风云中的一种创造和时尚。一阵难过之后，我就破罐子破摔，干脆〃顽固到底〃，不予理睬，使两位审判官忿忿而去。
1979年我平反调回原单位，办公室景物依旧而人事全非，我想起原先坐在我对面的荫荪永远也不能回来了，再也听不到他的歌声和琴声了，不觉黯然神伤。
不久后的一天，我去书店买书路过五一路，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迎面走来一个匆匆赶路的人，身材单瘦，腰背微驼，其举手投足，似曾相识；对方也呆呆地对我上下打量，待到只隔一步之遥时，我们终于紧紧的把手握在一起，几乎是同时喊出各自的一句话：
你不就是荫荪吗？〃
你不就是向麓吗？〃
真是喜出望外，却又悲从中来。在畅叙了一番离情别绪之后，我把外调人员说他早已成为落水鬼的事情告诉他，他边听边拍我的肩膀，似在证明我并非鬼类，然后说：〃他们不是也对我说你已自沉于洞庭湖么？〃原来我这边也派了外调人员找到他，要他对一个鬼检举揭发，好〃了却这个案子〃。这种把人说成鬼的取证法，曾被作为一项骗取材料进行诬陷的宝贵经验采用推广，于是就有了上述两个活鬼相逢的悲喜剧。
荫荪由鬼变成人后，在湖南人民出版社作了很多受人称赞的工作，主持编译了《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翻译了《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等经典著作。在此期间，我们曾多次见面和长谈，我总感到坎坷的命运使他在岁月的沧桑中变得内向而拘谨，昔日的潇洒与倜傥已经不可复睹了。
1996年初，他终因劳累过度病逝。这篇《活鬼相逢》未能博得他一粲，思之泫然。
李冰封一个优秀知识分子的坎坷生涯唐荫荪兄逝世五周年祭
一九五七年七月中旬，新湖南报的反右派斗争开始后，第一个被拉出来〃祭旗〃的，就是唐荫荪兄。横加给他的罪名是：〃策划创办同人报，密谋反党〃，〃民盟右派集团安放在本报的坐探〃。在官健平、孟树德指挥下，打手们集中火力狠斗他几天后，就撂在一边不管了，要他自己去写检查、〃认罪〃。因为要斗争的右派还多着呢！写检查，写几天也就没有什么可写的了，这时，他的情绪也就从紧张的气氛中逐渐恢复过来，乐得清闲，每天枯坐着，翻翻报纸，海阔天空地胡思乱想。到九月初， 我从省委调回报社挨批斗，在食堂吃饭时见到他，人多，当然不便讲话。但从他对我关心的眼色中，我一下子就知道了，他是在告诉我：要镇定。我被批斗了两次后，思想不通，脸上气色当然不好。一次，在食堂里吃了晚饭后，他紧跟在我后面，在走廊上轻轻地对我说：〃你气色不大好。要一切都无所谓，放宽心些。晚上，我们一起喝酒去！〃于是约好，晚八点钟，他在报社大门拐弯处的马路对面等我，我们就一起去湘春街附近一家小酒店里，每人要了二两〃泸州大曲〃，要了些花生米和小菜，边喝边谈。从这年九月起，到第二年六月下放〃监督劳动〃前，晚上这样一边喝酒，一边谈心，一共不下十余次。由于觉得彼此都是信得过的朋友；也由于彼此遭遇相同；所以，在那时，虽然〃卖友免灾〃之风盛行，但，我们之间，还是能敞开心扉、坦率地谈谈心里话的（_这种〃卖友免灾〃，多半损人而不利已。往往诬陷和出卖了朋友，也还免不了灾祸，结果告密者也还是给戴上了右派帽子）_。于是，那年头夜间对饮这件事，也就成为在那个残酷的岁月里，我们之间最大的安慰。如今，事过四十多年，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小酒店里昏黄的灯光和荫荪兄酒酣耳热后困惑的表情。
他曾告诉我，他的童年和他的初恋。他有一个相交数年十分投合的女朋友，在一九四九年底，给一个绰号叫做〃首长帝国主义〃的老干部〃霸占〃去了。
他谈到他追求进步的过程。在大学里读书；看到国民党政府实行法西斯专制，腐败到不可救药了，思想苦闷之至。这时，正好读到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很赞赏毛主席提出的，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口号，于是，一心想参加共产党，想为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没有找到党。一位进步同学是民主同盟的，告诉他，在现阶段，民盟和中共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于是，他就参加了民盟的地下组织。他说：没有想到，当时这种奋不顾身的行动，竟然成为这次被划右派的根本原因。因为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民盟盟员竟成为最大的捕捉目标。
又谈到办〃同人报〃的事。他说，这是听传达说，谭震林同志到湖南检查工作时讲过，可以办一张党外的报纸，和党报〃唱对台戏〃。以后还听说，是毛主席这样讲的。如今，看到《新湖南报》把土特产公司收购〃鸡毛蒜皮〃的价目表，都作为新闻登上一版，觉得实在没有意思，响应一下毛主席号召，办一张像他老人家爱看的〃琴棋书画〃样样都有的报纸，岂不更合读者的口味？但，他又说：不过，要办这样的报纸，也只是说说而已，谈何容易！经费呢？社址呢？纸张供应呢？印刷呢？发行呢？民盟的魏猛克和杜迈之也都说过，解决这些办报的物质条件恐怕很难，办报光是这样讲讲，恐怕办不起来。
那时，我们都受个人崇拜的影响很深，都是绝对相信毛主席的。所以，他说：毛主席和中央领导，都有可以在党外办报的指示，怎么我们随便谈谈，就成了右派呢？右派可就是〃人民的敌人〃，戴上这帽子可不是好玩的事呀！又说：毛主席最强调〃实事求是〃，把我们这些人划了右派，我看，很可能违背了他老人家的指示，是弄错了的。
谈到资产阶级的办报观点。他说：想报道一些要保护娃娃鱼呀，要注意合理开采菊花石呀，怎么就成为资产阶级了？难道无产阶级就不要去保护珍稀动物？就不要去保护珍贵资源？再说，报道了动物园的〃豹子出笼〃这一类社会新闻，怎么也就成为资产阶级了？难道无产阶级就一定要让动物园的豹子出笼、不必注意保护游客的安全才好？这实在令人费解。但这令人费解的〃道理〃，竟成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这就更使人想不通了。
我们还谈到：古人有这样说法：胸中的块垒须以酒浇之，所谓以酒解愁是也。但，我们现在喝了酒，这胸中郁闷之气，却更加凝结不散，是〃以酒解愁愁更愁〃了。这样谈着、谈着，谈到最后，我们又往往会说：这话就讲到这里为止，再不要扩散了。一扩散，又会有更大的麻烦了。
到一九五八年五月，开始陆续宣布对右派的处分，他被送去衡山农村〃监督劳动〃。不久，我去了南县农村，也是〃监督劳动〃。此后几年，我们没有见过面，也没有通过信。
大约是在一九六二年早春，我到长沙，一天下午，路过五一路省政府第四招待所门口，突然遇见了他，真是喜出望外。他说，他已经从衡山调到湘阴的省直属机关农场，在学着熬酒。场里派他到长沙有事，就住在这个招待所。于是，我们在他的房间里谈了将近一下午，晚上又去喝酒。那时，〃苦日子〃刚过，没有〃泸州大曲〃好喝，喝的是一元五毛钱一斤的散装白酒，喝到晚上十一点才回招待所。他那房间开了四个铺，正好有个空铺，我就睡在那里。
那天下午和晚上的谈话，谈了许多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大饥饿时农村的见闻，也还为彭老总因反映真实情况上书而挨整，感到不平。那时，他在衡山，和我在南县看到的情况，也差不多。什么放卫星，亩产好多万斤；什么反右倾，有人不讲假话，或虽然讲了假话，但牛皮吹得还不够大，都要挨斗、挨打；什么砍了大树、收了些破铜烂铁去〃大炼钢铁〃，炼出的却是一坨废铁；什么食堂里没有米下锅，结果吃的是和着米糠的红薯叶、红薯藤，往上汇报时，却说改善了生活；……总之，他谈话的内容，和我见到的大同小异。那时，我多少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我说：这也就是反右派和随之而来的反右倾斗争造成的恶果，也就是党和国家缺乏民主造成的恶果；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