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全集-第1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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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帝王绰号，却不能表现实质，而只能表现马屁。像嬴政大帝，李世民大帝，玄烨大帝，称他「始皇」「太宗」「世祖」，还有得可说。但是像朱全忠，不过一个恶棍，却称他「太祖」「神武文圣孝皇帝」。像高洋，不过一个暴徒，却称他「显祖」「文宣皇帝」，就实在忍不住连隔夜的饭都吐出来。而弑父篡位，把王朝搞亡了的杨广，绰号却是「世祖」「明皇帝」。套句京戏《武家坡》上唱的，「朗朗世界，荡荡乾坤」，简直没有天理啦。不特此也，越到后世，儒家学派的文字，游戏越起劲，一个皇帝的绰号往往几十个字，查也无法查，记也难得记。
于是，《中国人史纲》，把他们的绰号一律丢到毛坑，只使用他们的本名，张三就是张三，李四就是李四，王二麻子就是王二麻子。刘彻就是刘彻，绝不称他汉武帝，弘历就是弘历，绝不称他清高宗──或称他乾隆皇帝。这是我们实质型的正名主义，是什么就是什么。
姚立民先生在纽约为文，不赞成这种还君真面目的干法。他说，提起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人人皆知，《中国人史纲》忽然来一个姜小白、姬重耳、芈侣，谁晓得他们是干啥的？因之，他主张曰：「关于帝王绰号，如朱全忠、高洋等王八蛋之流，当然无需加注『太祖』『文宣』。但如果历史上的地位特殊，不论其是否王八蛋，仍以加注绰号为宜。当然，只限于第一次出现之时。例如：刘彻（汉武帝）、刘秀（汉光武帝）、李隆基（唐玄宗）、赵佶（宋徽宗）、朱棣（明成祖）、玄烨（康熙帝）、那拉兰儿（慈禧后）。我可不是拍他们的马屁，唯一的原因是当后人将《中国人史纲》与历史古籍对照阅读时，比较方便。」
姚立民先生是《左传》、《国策》专家，我这个外行算是倒楣，不断遇到内行。不过，凡事不应该拖泥带水，只要有可能，就应快刀斩乱麻。在人名下夹注绰号，跟在年号后加注耶稣纪元一样，同是多此一举。史书上写石虎时，都是直写石虎，谁称他「太祖」「武皇帝」耶？写多尔衮时，都是直写多尔衮，谁又称他「成宗」「义皇帝」耶？《三国演义》流传最广，人人都知道曹操、刘备、孙权，有几人知道「太祖武皇帝」「昭烈皇帝」「太祖大皇帝」耶？又如扶不起来的刘阿斗先生，天下闻名，又有几人知他阁下的绰号「孝怀皇帝」耶？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五千年，看起来太久太久，然而中国如果真的永垂无疆之庥，几万亿年一直屹立，这五千年不过眨眼工夫，要返璞归真，此正其时。世人为啥只知石虎、多尔衮，而不知他们绰号乎哉，因史书上直写石虎、多尔衮的多，写他们绰号的少也。在以后的几万亿年中，我们如果一律直书刘彻、赵佶、朱棣、那拉兰儿，那些绰号就会风消云散，中国人的脑筋也就可以多少腾出一点空位置去搞别的。这是一个是非问题，不应该因循，像宋王朝美女的绣鞋一样，错到底也。
高平先生指出《中国人史纲》：「对忠臣义士表彰过少，对权奸佞幸描述太多，令人读了颇不舒服。」呜呼，写历史是叙述事实，如果只为了教人舒服，那就得大量歪曲事实。中国文化似乎有了毛病，诚如河南梆子戏唱的：「说忠良，道忠良，自古忠良无下场。」大多数忠臣义士的结局，几乎都是一场冤狱，像郭子仪先生得以终其天年的，真是凤毛麟角。我们表彰岳飞，表彰于谦，以及表彰的英雄多啦，可是我们不能大刀一挥，把他们砍为两截，前半段算，后半段不算也。借用高平先生自己的话：「历史本是一股洪流，洪流中污秽渣滓总是活跃在水面上的，待河清海宴之日，渣滓自然会沉淀下去。」中国自开国迄今五千年，只有三个黄金时代，除了第一个黄金时代外，第二第三个黄金时代，都十分短促，渣滓是一直活跃在水面上的，我们的目的正是要指出这些渣滓；不是为了教人舒服，而用绸缎把它遮起来，这样才能使中国人警觉到中国文化的危机。巴黎博物馆进门处的第一张油画，就是画的普法战争时法国战败的惨状，值得我们三思。
一块钱的战争
──打死我，我也想不通。
柏杨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已成定论，不必细表。可是就在这些日子，却遇到一连串比我阁下学问更博大精深的怪事，人过一百，形形色色，真教我们这些自命不凡的人，日子难过也。
第一件怪事，我躬当其冲。
话说今年（一九七九）七月某天的上午，柏杨先生在台北县新店镇大坪新村站，搭乘二五二路公共汽车，前往台北火车站。上得车来，掏出五块钱给车掌老奶，车掌老奶曰：「投下，投下。」投下就投下，投到收票箱之后，像流行歌曲所唱的，我呆瓜般的站在那里，「痴痴的等」，可是看那车掌老奶却像没事人一样，不禁问曰：「小姐，找我一块钱呀。」她翻白眼曰：「找啥一块钱？」我曰：「这还用问，车票四元，投进五元，不找一元找多少？」她又翻白眼曰：「上面规定的，投进多少就是多少，不找钱。」我大惊曰：「我如果投进一百块钱，你也不找我呀。你说上面，谁是上面？」她曰：「这是政府规定的。」我冒火曰：「政府规定的是票价四块钱，没有规定投进多少算多少，别拿大帽子压人，你们是做生意的，不是干强盗的，找钱，找钱。」她再翻白眼曰：「没有钱找。」我曰：「没有钱找，你就应该事先告诉我们没有钱找，你们是正正派派车行，不是吃角子老虎，找钱，找钱。」于是她阁下就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任凭我老人家拉嗓门兼跳脚，她就是相应不理。大概我的态度恶劣，旁边一个有座位的乘客老爷吼曰：「小姐，把那五块钱夹出来，还他，教他下车。」我也向该老爷吼曰：「下车？我为啥下车？这是霸王店？随便就把客人赶走呀，我拿四块钱，就要坐车，你赶我试试。」该老爷气得眼如铜铃。接着一旁又有一个也是有座位的乘客老爷，掏出一块钱给我，用一种唯恐怕别人听不出的不屑语气，嚎曰：「一块钱算啥，给你给你，拿去拿去。」我本来还要发脾气的，恐怕只手难抵六拳。到了景美站，就下车开溜。只听三张嘴巴在背后一齐嗤曰：「神经病！」
嗟夫，从前坐公共气车时，上车后可以买票，一张硬纸板，干净俐落。而现在，屁股从不坐公共气车的几个大小官崽，趁着加价百分之四十（这一加真够狠），竟把原来人人称便的办法，点金成铁，换了现在这种整人为快乐之本的手段。柏杨先生跟车掌老奶打嘴仗，她硬是咬定银牙，不是她不怕银牙碎也，实在是她自己也感到窝囊，即令把那些大小官崽弄去把门，他除了「大刑伺候」外，也不能堵乘客的嘴。现在的办法也真是他妈的怪，必须在车站买票，难道官崽瞎了眼，不知道有些站根本没有售票亭乎？教我们小民怎么去买？而售票亭这玩艺，林立在大道两旁，犹如人身上长着斑斑脓，实在难以入目。从前既可在车上买票，已没有再长脓的必要，早已开始淘汰矣。如今却乘加价良机，借尸还魂。公款都是小民纳税的血汗钱，这么浪费，晚上睡得着觉耶？
官崽最大的理由是防弊，这真是一个结，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体系是永远在防弊──防弊重于兴利，结果防来防去，弊没有防住，利却被堵塞。连三岁娃儿都知道公共汽车上的新鲜办法，比从前的老办法更容易捣鬼，偏偏当权的几个官崽不知道，说他们傻乎，他们聪明得像水晶猴子。新鲜办法乃是一种诱惑犯罪的办法，只要一双筷子和一把简单万状的钥匙，就可大功告成。现金用不着说啦，直接就可下腰包──有时候乘客是把银子和车票直接交到车掌老奶手里的，那就更简单明了。而车票又不撕破，正好原封不动向售票亭回笼。那个鸡立鹤群的收票箱，随时都会把乘客的衣服割破；而且丑陋不堪兼粗制滥造，我敢拿我的破袜子打赌，到不了今年年底，就会破的破，烂的烂，倒的倒，断的断。
我老人家虽跟车掌老奶吵了一架，但我不生她的气，小官崽压到她头上，而小官崽只听更大官崽的话，谁听小女子的话哉。记得一九五五年，吕志超先生接任台北公共汽车管理处长，第一件事就是从○路一直坐到最末一路，亲自体验困难，发掘问题。台北的公车，就是在他阁下手中起死回生。可惜被奸人陷害，下台坐牢，成为官场政治的牺牲品。但小民永远怀念，吕公不知身在何处，谨致无限的祝福。
我们不敢希望现在的台北市长和公车处长，也用屁股亲自坐公共汽车，盖官大啦，屁股也大啦；我们只希望遇到再在公车上耍啥花样时，除了闭门猛写方案外，最好探头出来，瞧瞧苍生。至少派几个屁股比较贱的朋友，先去尝尝滋味。成天自己喊「便民」，喉咙都喊哑啦，却越来越往「坑民」的道路上走。奇哉。
──附带声明，柏杨先生声嘶力竭，并不是为了一块钱。我阁下每年的经济成长率，据说已高达百分之十，除了颇低于物价成涨率外，可算属于财大气粗者流。昨天早上去喝豆浆，对堂倌喝曰：「加个蛋。」顾盼自雄，全豆浆店都为之震惊，盖不料柏老竟也有豪华之日。我说这段话，绝无炫耀之意，只是说明我并不是在乎一块钱。尤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明目张胆的劫走，看起来讨回无望，所以，我现在就大大方方的敬请诸位官崽，慷慨的把那一块钱收下，反正权也是你的，理也是你的，你就买药吃吧。
然而奇哉的不限于公共气车，那两位有座位坐的乘客老爷，帮腔助阵，他们尊脑里的想法更教我牙齿都痛。第一位似乎是十八世纪之前出生的。所以仍是十八世纪的意识形态，认为官办的公共气车，有选择乘客的权力，乖如孙子的，俺就开恩教你挤上来，受点委屈，破点小财或大财，应该自认命运不济；胆敢据理力争，即行乱棒打出；没有权利义务观念，也没有是非观念，满肚子皇恩浩荡：「还他钱，教他下车！」这种嘴脸，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嘴脸也。看样子，他阁下如果是考选部长，恐怕要大办特办「乘客特考」，凡是被抢被揍，被辱被骂，被干掉了两条腿而仍温柔敦厚，哀而不怨的朋友，就发给「恩准乘车证」，凭证买票，才准上车。如果胆敢发出哎哟之声，那你就只有跑腿的份。
第二位朋友的官味较少，然而他却身不由主的努力和稀泥，不管谁对谁错，你老头不是为了一块钱哉，嗨，我掏给你。于是乎，她固然有错，你也不对，「各打五十大板学」就派上用场。在这类朋友尊脑里和眼睛里，没有想到曲直，更别说是非啦，而只想到息事宁人。呜呼，息事宁人是一种祥和的气氛，可是，用「各打五十大板学」去息事宁人，不但息不了事，也宁不了人。这是一种家长型的残余意识，在他看来，为了一块钱闹得天翻地覆，愚不可及兼恶不可及，他没有想到那不是一块钱问题，而是原则问题──四元票价，给了五元，应不应找一元的简单原则问题。在家庭里，兄弟姐妹干架，老爹老娘头大如斗，往往一声断喝，压下风波，后患没啥。可是用来对待公众的事和公众的人，如果一味不耐烦别人呼天抢地，而不去追寻呼天抢地的原因，只凭一声断喝，恐怕后患无穷。
中国文化真的出了毛病，两位帮拳的乘客老爷，露出了热度，那就是，不讲原则，拒绝明辨是非。而且也厌恶别人坚持原则和明辨是非，甚至对别人坚持原则和明辨是非，产生反感。柏杨先生为了这场闷气，到处向朋友诉苦，自以为可以得到一点同情和鼓励，谁知道竟然来个满堂采，一致惋惜曰：「老头，为了一块钱，惹事生非，小题大作，真是！」
呜呼，真是，真是一个「神经病」，打死我我也想不通。
选美
──选美就选美吧，找那么多政治的和道德的理由，岂不太辛苦。
柏杨先生所碰到另一件怪事，是中国小姐选举──不是中国小姐选举的本身，而是有关中国小姐选举的一篇言论。
历年来的国家建设会，在小民心目中，有点像对日本抗战期间的国民参政会。后来事与愿违，在小民心目中，遂变成了一年一度的庙堂大拜拜。只有今年（一九七九），我们才在报上第一次看到一部份学人专家，冒出来几句逆耳之言，于是奔走相告，气象一新。就在大家严肃的面对他们所提出的那些严肃课题的时候，忽然香气扑鼻，几位酒酣耳热的家伙，建议要恢复中国小姐选举。
夫应不应该恢复中国小姐选举，柏杨先生的态度是墙头草，两面倒。办也好，不办也好。办也吓不死我，不办也气不死我。不过台北《联合报》上，刊出高希均先生的一篇大文：〈美的分享──谈中国小姐的选举〉，把一件纯商业纯娱乐行为的「选美」，劈头劈脸的砍上几刀，说中国小姐的选举，不但有道德上的意义，更有政治上的意义，甚至国家兴亡，在此一选。我们常伤心中国同胞最善于使用泛道德、泛政治手段，一件屁事都能说得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最近，这种手段似乎日渐被人扬弃，正在窃窃称庆，却想不到最现代化的学人专家，却大叫一声，拍马而上。我老人家就像喝了〈智取生辰纲〉的药酒，不由得天旋地转，摸不清东西南北。
天旋地转和摸不清东西南北的结果是，「倒也倒也」，小民倒也。呜呼，高希均先生不但精通经济，更精通选美。不但大言炎炎，而且天下的理只有十斗，他就占了一石，实在教人非「倒也」不可。
高希均先生阐明他的选美精义之前，先大帽一扣，曰：「我是赞成恢复中国小姐选举的，它有利也有弊。如果天下全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那么经济学家应当全部失业，中国字汇中不应有『权衡轻重』『利弊参半』等这些名词。以一些些的弊，来阻挡一个政府的推行，正是『三思而后不行』的最好藉口。」
这段话原则是对的，人人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