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全集-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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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看我正在活蹦乱跳，先是如释重负的长长吁了一口气，然后咆哮曰：「老头，你欠我那么多出版税，应该守身如玉，洁身自爱才对，怎敢做出乱撞摩托车之事，你死啦没关系，我的账那里去讨？」又训柏杨夫人曰：「阿巴桑，柏老脑筋不清，还情有可原，你怎么这般糊涂，过马路不拉紧他。以后他有个三长两短，俺一块钱的奠仪也不送。」说罢悻悻而去，我气的一直等他走了好远，才发现忘了向他念三字经。
柏杨先生真是一个老泼皮，屡经大难而都不死。但从此我每次过街，都两腿发软，盖北新路乃化外之路，这一带乃化外之地，车辆闯闯红绿灯、闯闯斑马线，根本算不了啥，而竟然还靠左奔驰，却没有一个人出面干涉，此路遂成为恐怖之路矣。──附带奉劝全国同胞，如果不幸驾莅此路，过街时千万小心，不但要前看、左看、右看，还要往屁股后看。
公寓的总门常开，和恐怖路上的车辆靠左边撞人如撞狗，而且似乎谁也没啥妙法改善，仅这两项奇遇，就够我心跳如捣，想起来向韩韩女士吹牛的那几句话，真想找把小刀把舌头割掉算啦。
反撞大同盟
──我们不敢争取行路优先权，能争取到行路生存权，就心满意足。
柏杨先生对于如何平安的通过马路，一向有高深的研究，铁路平交道旁的「停」「听」「看」招牌，就是我奋斗的目标，每逢带着家人，或陪着朋友，要冒险犯难时，一定再三再四的昭示小心小心，盖据我的印象，如果一旦活活的被撞驾崩，仿效外交家的口吻：「借尸还魂的可能性，似乎不大。」所以戒慎恐惧，夙夜匪懈。想不到自己却首先以身试撞，而且是被一辆靠左逆行的车辆干了一下，实在不能瞑目。
自从六月三日被撞，转眼已一月有余，北新路上靠左逆行的节目，依然如昔。这节目完全是特技镜头，马路上正尘土四扬，眼花撩乱，只见一辆（有时候甚至二辆三辆）车如春水马如龙，英勇杀入重围，杀的行人鸡飞狗跳，正常行驶的车辆，则急刹车的急刹车，干他老母的干他老母，真是惊心动魄。所以如此的原因，北新路一段和北新路二段，快车道跟慢车道之间，有一条高堤线在焉，而快车道中央，也有一条高堤线在焉，车辆要想从右边到左边，往往要前进大大一段，才能找到左转弯的缺口，而慢车道跟快车道之间的缺口，和中央堤线的缺口，又往往前后参差，如果一定依照交通规则，就非要更前进大大的一段不可，与其浪费时间和浪费精力，胆大包天份子不知不觉就发挥了抄小路、走捷径的传统文化，逆流而上。
其实北新路不是唯一的恐怖路，台北另外还有一条恐怖路，专栏作家淼森先生在《中国时报》上曾指出辛亥路充满了杀机，淼森先生曰：「辛亥路的杀机，在于一般驾驶人，对行车道的白实线视若无睹，天天时时，都有驾驶人违规越过白实线，冒犯不得在右侧超车的规定，硬是超车。私家车如此、计程车如此、大卡车大客车如此、水泥拌搅车也如此。驾驶机车的人更是左右突进，成了蛇行抢路的敢死队。」
淼森先生说，他每逢乘公共气车经过辛亥路时，都情不自禁的捏一把汗。嗟夫，淼森先生所见未免不广，如果他有暇在北新路旁站上一站，恐怕用不着捏，汗就能流出一缸。淼森先生是在辛亥路上压死了一位大学生之后，振臂呼吁的，柏老则是在北新路上挨了那么一撞，才拉开嗓门嚷嚷，人地和事件的结局虽然不同，但悲从中来固一样的也。而北新路上的那种「迎头干上」的表演，却是辛亥路上所没有的，看起来北新路的杀机更重。观世音菩萨从灵山雷音寺下望，只见这两条路上血迹斑斑，恐怕要喟然叹曰：「善哉，善哉，谁能救此一方生灵欤。」
若干时日前，一位从香港来台湾参观的英国警官，临走时不但没有硬着头皮发表「敬慕中华文化」正义之声，反而发了约翰牛脾气，留下一封信给台北警察局交通大队，说了一大堆逆耳之言，对台北交通秩序的乱七八糟，大表惊讶。尤其对斑马线上行人没有优先权，更是震骇。他强调曰：「只要行人踏上白线，天老爷的车辆都得停下来，让行人先走。」有些发高烧的人常自说自话，说我们是「文化大国」。对于任何「大国」，我老人家都不反对，反正是自己往自己脸上抹粉，笑不笑权在别人，抹不抹权在自己。不过看情形「交通混乱大国」，倒是举世公认，当之无愧。洋大人碰都不敢碰的斑马线，我们根本没瞧到眼里。北新路上车辆日夜不绝，连红灯也都如同聋子的耳朵。而且日新又新，精益求精的结果，还出现硬碰硬场面，靠右行驶者有之，靠左行驶者有之；快车到慢车道上行驶者有之，慢车到快车道上行驶者有之。而主要的是，这种奇异的景观，竟没有人管。辛亥路上撞死的不过一个大学生；北新路上撞伤的不过一个写杂文的糟老头：五年之前，清华大学堂教习唐明道先生就是死在斑马线上的，一律「活该」「活该」；这不是「交通混乱大国」是啥。
远在巴黎的无车阶级，最近曾成立一个「全国交通工具使用者同盟」，向汽车挑战。二十五个公共交通乘客团体，发布联合宣言说，步行的人、骑脚踏车的人、搭巴士的人，要求有优先使用道路的权利，用以对抗私家车和货车滥用道路。法国的汽车密度，虽占欧洲第一位，但他们的交通秩序，也占欧洲第一位。如果换在中国，恐怕颂声在道，偏偏法国佬人在福中不知福，又提出怨言。然而也可看出事体的重大，如果把台北的交通秩序搬到巴黎，恐怕能逼出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儒家学派要求人们「温柔敦厚」，对于车辆违法乱纪，和别人血肉横飞，丝毫无动于衷，连哼都不哼一声，温柔敦厚也算修到了家。
判断一个国家是文明抑或野蛮，只要看他们的车辆对斑马线，对红绿灯的尊敬程度，马上就可得到结论。一个国家的汽车摩托车如果随便靠那边走都可以，如果视斑马线如无物，视红绿灯如无物，纵是写两火车引经据典，布面烫金的精装巨书，都成不了文化大国。专栏作家李寒先生在《自立晚报》曾垂头丧气曰：「那位从香港来的警官提出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可以说已经是老掉了牙的问题。十几年来，随着车辆的增多，问题越来越严重，尽管舆论批评，人民呼吁，而主管当局始终拿不出一套解决办法。以至弄得人车争道，行人没有走路的权利，只有大小车辆横冲直撞的权利，这是机械文明带给落后地区的困扰。纵然我们自诩文化高妙，但交通主管的作风是落后的，驾驶人的观念更是落后。享受着文明的恩物，却有不文明的应用方式，实在为文明羞。」
柏杨先生再加上一句：「实在为中国人羞。」夫交通秩序的维持，比不得登陆月球，断送老命也搞不出来，而只仅仅的要求车辆尊重斑马线，尊重红绿灯，严格的靠法定的一边行驶，可以说是天下最最简单的事，而我们却做不到。血淋淋的「尸谏」没有用，洋大人的训诲没有用，舆论呼吁更不如一屁，反正是束手无策。洋大人常用侮辱性的言词，指称我们没有治理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能力，关于这个指称，我们不敢插嘴，但有一点却是证据确凿，我们没有建立交通秩序的能力。
在我们这些不太灵光的小民脑筋里，硬是认为把交通纳入常规，实在是易如反掌，两个字就能解决一切。曰：「重罚。」新加坡就有重罚的规定，车辆如果在斑马线上撞死人，那是唯一死刑。这条法律的结局是，新加坡车辆的屁股上，都伤痕累累，盖在斑马线前紧急的刹车，后面的车猝不及防，只好一撞，虽然如此，并没有纠纷，撞伤了车可以修补，撞死了人却修补不起来也。
交通秩序不仅车辆要遵守，行人也要遵守，交通法规不是专门管理车辆的，同时也管理行人。那种悠悠忽忽的农业社会老汉，也是一害。新加坡规定，行人如果在陆桥下过马路，撞死啦等于白撞死，谁教你不走陆桥。而四岁以下顽童在马路上撞死，司机老爷不但没事，顽童的监护人老爹老娘老啥之类，要被判二十五年有期徒刑。于是有些家伙虽死了孩子，却连尸体都不敢认领，来一个挥泪逃亡。这在台北准被酱萝卜认为不近人情，但不近人情的结局却是顽童的安全获得保障，正是政府立法者的大慈大悲。
凡是去过东西番邦的人士，对洋大人遵守交通秩序的美德，无不啧啧称赞。岂是洋大人从娘胎里生下来就比中国人高一等乎。吾友虞和芳女士告曰：「洋大人只不过被罚怕了罢啦。」虞和芳女士住在德国慕尼黑，有一天，半夜开车到近郊，遇到红灯，看看没人，就犯了中国人的老毛病，只稍微一顿，就冲了过去，想不到被附近一家该死的德国佬看见，第二天，一张罚款单颁发下来，害的她阁下三天都没吃饭，从此她开车就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重罚」，只有重罚──当然公正的重罚，才是治疗交通混乱的特效药，其他任何办法都不过是转移阵地的胡捉八拉。你不是靠左乱干乎，好吧，银子一万两。你不是闯斑马线、闯红灯乎，好吧，银子五千两。罚的数目必需超过他所能负担的──再大的大亨，第一次罚他美金十万，第二次罚他美金一百万，第三次罚他美金一千万，依此类推，他也受不了。也就是说，只要厉行使他心如刀割的重罚，交通秩序就能正常。这点小事似乎不必重金礼聘洋大人来亲自站岗，如果连这一点也没有能力，而仍有脸皮瞎扯淡，我们就没啥好说的，只好仿效法兰西那一套，无车的穷朋友联合起来，组织一个「誓死反对被撞大同盟」，自己动手，争取过马路时的生存权利。──可不是争取优先权利，小民可没这个胆，能争取到不被撞死的权利，就心满意足啦。
珍惜中国文化
中文横写，天经地义的应从左向右。
《伊索寓言》上有一则故事，蜈蚣先生正爬的高兴，小白兔问曰：「老哥，你这么多脚，走路时先伸那一只呀？」蜈蚣先生挨了闷棍，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而且觉得先伸那只脚都不对劲，终于寸步难行。
中文横写应从左向右？抑或从右向左？跟蜈蚣先生的尊脚一样，本来毫无问题，不知道怎么搞的，被有些学问庞大之士那么一搞，反而搞出大大的困扰，议论纷纷，使人紧张。
呜呼，中文横写，天经地义的应从左向右，不但横写应从左向右，就是直写，天经地义的也应从左向右。──读者老爷且莫瞪眼，我可是有「古」为证的焉。吾友董作宾先生已蒙主宠召，不能出庭，但研究甲骨文的朋友固多的是，拜托千万说两句公道话。甲骨文时代，即纪元前十四世纪，甚至更早，够「古」了吧，直写的中文就明明有的是从左向右的焉。以「崇古」为生命的朋友，似乎应该把脖子往屁股后多扭一扭，当可发现现在流行的直写从右向左，并不一定完全合乎古法。
中国文字在构造上，全都从左向右，所以再僵硬的朋友，写字时都得从左向右。我们建议举办一个「写字大会」，请一些酱萝卜或干屎橛，当场表演从右向左的写字手段，让我们开开眼界。甲骨文时代那种直写从左向右的写法，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可贵的一部份，却被后人当破鞋一样的抛弃，实在泄气。盖直写从右向左的最大坏处，一是写过的东西全被右肘遮盖，不能随时回顾，要回顾就得停下来，使思路中断。一是写好一行之后，必须耐心的等它晾干，如果没有耐心，硬要写下去，就灾情惨重，胳膊上全被沾的墨迹斑斑，而已写好了的字也会被摩擦的一塌糊涂。用毛笔固然屡试不爽，用钢笔或用原子笔，如果挥汗如雨，也同样狼狈不堪。信件字数不多，还可以将就，慢慢的等。如果写稿，那才教急死人也。如果写的是十万火急的军情文书，恐怕还没写完哩，前线已吃了败仗。
直写原本应该从左向右，现在反而从右向左的成了正统，是中国文化一大反动，教人叹息。现在既已如此，力难回天，说也等于白说。想不到横写时天经地义的从左到右形式，在二十世纪的今天，也撞上了霉运。有些人下定决心，颠而倒之，非把它改为从右向左不可，不但向中国同胞推销，而且还英勇的硬往日本人头上猛罩。记得十年之前，日本航空公司台北分公司，在它的顶楼竖起从左向右的「日本航空」横写招牌，大家义愤填膺，群起而攻之，逼着执法人员取缔，取缔了好几年，不敢动它一根毫毛，原因很简单，中国字一旦被日本吸收，就成了日本字，日本人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日航公司老爷回答曰：「你们只能管中国字，怎么管起俺日本字啦。」台北某报上有一篇短文，坚绝的主张中文横排应从右向左，奇趣丛生，且照抄小一段，恭请读者老爷御览。文曰──
「当年日本开办万国博览会时，我们中国馆有个从左向右的横写匾额，被彼邦人士纷纷物议，认为失去了东方人的色彩，违反固有传统中文横写顺序的体制规定，大以为不当，当时已详见诸报端。」
这是一种阮大仁先生所称的「奋不顾身式」的雄辩，尤其请出洋大人助威，更使人一时眼如铜铃。但仔细一想，却疑问丛生，第一，「当时详见诸报端」，这是物证人证，但不知道这些报端有谁详见过，又不知道内容到底是啥，不敢随便肯定。但有一点却是敢肯定的，从左向右不但没有违反固有传统中文横写顺序的体制规定，恰恰相反，反而正是固有传统中文横写顺序的体制规定。这一点必须弄清楚，才不致于瞎缠。第二，「传统」已经很明显的是从左向右，把目光如豆所看到的眼皮底下的现象，不分青红皂白的都当成传统，那么，飞机大炮、电脑原子弹，都是中国固有的玩艺矣。第三，「东方色彩」，就更奇怪，不知道啥叫东方色彩，中文从右向左是东方色彩，中文从左向右就成了西方色彩乎？中国人自己应有自己的道路，应有自己奋斗的目标，不是为了提供�
